第八章纳米比亚:终获独立 1966年,联大终止了南非对西南非洲的托管权,该项权力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后。于是,西南非洲在法律上成为联合国的直属领地,联大正式将其命名为“纳 米比亚”。联大成立了一个由一名高级专员协助的委员会。从理论上说,该委员会 是纳米比亚的最高权力机构,直到其独立为止。但现实并非如此。南非实际上继续 把纳米比亚当作殖民地统治,并推行其残暴的种族隔离政策。 在我担任秘书长职务之前,人们就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使这种糟糕局面有一定 改观。1976年,安理会确认了纳米比亚独立的基本要求。次年,安理会的五个西方 成员国——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和美国——在纳米比亚首府温得和克开 始了与南非政府、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被联大正式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合法代表的 抵抗组织)以及各政党、教会和商界领袖的会谈。最后达成了一个解决方案,其主 要条款于1978年被安理会以435 号决议的形式通过,内容如下:。各党派停止一切 敌对行动,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武装力量保持在最低限度。因此,除了剩余 1500人以外,南非军队将在12周内从纳米比亚分阶段撤军;。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 下自由选举纳米比亚制宪议会;。由联合国任命一名特别代表与南非(总督)任命 的官页合作,确保纳米比亚有秩序地过渡到独立;。在选举开始前,废除所有的歧 视性和限制性法律,释放所有政治犯;。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UNTAG ), 由军事和文职分遣队组成;。纳米比亚现有警察力量负有过渡时期维持法律和秩序 的主要责任。但是,联合国特别代表应该安排联合国人员协同警察执行任务。 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蒂。阿赫蒂萨里被任命为联合国驻纳米比亚特别代表。 因此,当我出任秘书长之时,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早就开始实施了。安理会已经 批准了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规模、构成和权限,其部署计划的绝大部分已经得 到南非和包括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内的相关各方的赞同,尚未确定的是该计划开始 实施的停战日期。但是,谈判进程已陷入僵局,因为南非坚持要把实施计划与应邻 国安哥拉政府之请驻扎在安哥拉的古巴军队撤军相联系。 我弄不清楚,到底是美国还是古巴首先把实施纳米比亚的联合国计划与安哥拉 的古巴军队联系起来。在那些年里,南非驻联合国代表提出了大量提案,包括对联 合国的公正性的质疑。他们甚至退出了在日内瓦的一次执行大会。但是,在里根政 府上台之前,他们从未提出过安哥拉的古巴军队问题。1981年6 月,美国副国务卿 威廉。克拉克(后来成为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切斯特。克罗克以及当时负责国际组织事务后来主管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利奥 特。艾布拉姆斯访问了南非。紧接南非提出联系政策之后,美国宣布纳米比亚问题 的协商进程取决于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的进程,并表示已与安哥拉政府就此问题开 始了双边会谈。 谁先提出联系政策并不重要。南非明显希望拖延就纳米比亚问题达成协议,以 便评估该问题对自身的影响,并希望安哥拉建立一个更友好的政府。对美国人来说, 古巴人撤出安哥拉意味着冷战的一次胜利,意味着西方恢复在该地区甚至可能包括 在莫桑比克的影响。切斯特。克罗克在此后几年里的不懈努力表明美国致力于两大 目标——这两大目标有时似乎相互冲突——纳米比亚独立、古巴撤军及随之而来的 共产主义势力在南部非洲的削弱。 我多次在公开场合和私下会谈中主张纳米比亚问题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不应该 与别的问题搅在一起。然而,我逐渐认识到,这种观点虽然可行,但并不现实。我 从未承认这种要求的合法性,即要求优先就古巴撤军达成协议以作为实施435 号决 议的条件。但为了纳米比亚的独立事业,为了这个最重要的目标,我竭尽全力创造 条件,以有助于将上述两个问题分开。 秘书长的卷入 在我就职第七天,我在纳米比亚委员会一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讲。我的 讲话与联合国以决议形式规定的对纳米比亚的政策是一致的。我回顾了已取得的进 展,强调南非的保留态度阻碍了停火日期的达成,并呼吁南非释放政治犯。我还恰 到好处地提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视其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但并未过分强 调此点。讲话中的主要观点是重申尽早实施各方达成的435 号决议的重要性。 次日,南非大使向我递交一封南非外长皮克。博塔的信。信内宣称他的政府想 知道我如何协调我的讲话与作为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核心要素的公正原则之间的矛盾。 此前四天,我还收到博塔总理的信,指责我公开展示“与南非政府的意识形态敌人 的政治事业的个人联系……从而展示了(我)在公正无私对待成员国方面的无能, 这些成员国要么被排斥于强权集团之外,要么成为背上‘不公正政治’名声的替罪 羊,而不公正是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特征。” 长期以来,南非就不信任联合国,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它在联大没有席位,一 直在受安理会的制裁,是联大和其他联合国机构谴责种族隔离政策的多次决议所针 对的目标。这是咎由自取的。我认为南非的种族隔离是不可容忍的,它对纳米比亚 的强占是残酷而非法的。无论在正式场合还是私下里,我都绝没有停止批评南非的 政策。而且,在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实施问题上,联合国誓言要做到公正。我以这 种责任感为荣,在我已描述过的限度内,我希望赢得南非领导人对我的公正性的信 任。我在与“前线国家”的各种会谈中阐明了这一政策,向南非的邻国们解释了维 持我的信誉和我对各方作用的重要性。非洲各国领导人非常理解我的这一立场。 我初识皮克。博塔是在我们担任常驻联合国终身代表之时。他是一位和蔼可亲 的同事,头脑敏锐。尽管他是其政府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但仍然不失为一位好伙伴。 此后十年里,他作为南非外长与我进行了大量的会谈和文读往来。虽然他有时言辞 严厉尖刻,但在我们所有的直接交锋中,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友好。如果将他与南非 政府的破坏性政策区分开,我发现他还是一个很可爱的人。那些破坏政策由他娴熟 地付诸实施,但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他的部门制定的。 西方联络小组尽管在1981年遭受挫折,但仍然坚持与南非对话。1982年7 月, 他们交给我一份文件,题为“关于独立后纳米比亚的制宪议会和宪法的基本原则”, 据说有关各方均已接受。这些原则建议纳米比亚应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国家, 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分立,立法机关由普遍、平等的选举产生。应该按照《世界 人权宣言》保护人权。选举制宪议会代表可以在全民族基础上实行比例代表制,也 可以以选区为基础,每个选区选出一名代表。这个问题将在以后决定。在我这一边, 我与相关各方就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条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协商。然而, 到了1982年底,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实施仍未有进展。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在12 月打电话给我,强调美国已决定让435 号决议得以实施,前途并不悲观。但是,古 巴人必须撤军。他说“南非在这一点上很顽固”。我想美国在这一点上也一样。 1983年8 月,主要在前线国家的鼓动下,安理会要求我与各方协商,以确保迅 速实施已发布5 年的435 号决议。为执行该命令,我觉得有必要与南非政府、安哥 拉政府以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直接对话。但如果我前往南非却未取得积极成果,就 会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前景的又一次急转直下。在与切斯特。克罗克会谈时,我说明 本次访问只有两个目的:敲定将取得的进展,或报告所有可能性已经丧失,我感到 需要美国去劝说南非更灵活一点。克罗克回答说,现在要取得进展取决于安哥拉人。 而且,美国不能保证通过我的访问,安哥拉的立场就转变得能带来积极后果。然而, 美国看到解决问题对它有几点好处。南非政府因激烈攻击联合国而作茧自缚,秘书 长访问南非,向联合国大家庭展示其公正性,这会有助于南非摆脱束缚。并且,南 非保证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果即将作出这种保证的话— —我就可以向安理会报告目前的谈判是可行的。 在此之前,我收到来自南非总理和外长的几条信息,表示了他们对我个人的信 任,以及不会因我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多次演讲而怀恨于我。但是,我的南非之行 的受权调查范围需要事先达成谅解。我明确向南非驻华盛顿大使布兰德。福理(很 明显是南非在美国的资深代表)表示,不能将古巴撤军作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先 决条件,假如南非不准备讨论别的重要问题,我的访问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博塔外 长立即回电于我,声称一旦就古巴撤军达成协议,并得到安哥拉政府实施协议的承 诺,别的重要问题就会被讨论并得到合情合理的、迅速的解决。在这方面,南非坚 持公正性是实施任何解决方案的基本要求。 在此基础上,我于1983年8 月访问南非,在开普敦会晤了总理P.W.博塔、国防 部长M.马兰将军和外长皮克。博塔。总理对我友好而冷漠。所有的南非官员反复重 申在纽约时已传达于我的关于古巴撤军的立场,我则一遍又一遍地表示联合国不能 接受这样的联系政策。会谈结束后,我与皮克。博塔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他说南 非认为会谈是有意义的、积极的,重申南非对435 号决议的承诺,并强调亟待解决 的主要问题是古巴撤出安哥拉。我说,我们在重要问题上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我 仍然不能明确实施435 号决议的具体日期,因为有一个在我的安理会使命之外的问 题尚未解决。 接下来我短期访问了罗安达,桑姆。努乔马再次声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准备 与南非签署停战协定并与我和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合作,以促进迅速实施435 号 决议,而不带有任何改动。修正或外来的无关的联系问题和互惠问题。西南非洲人 民组织愿意接受比例什表制或单成员选区制。在倡导纳米比亚独立进程之前我与努 乔马的历次会晤中,他总是乐于合作,并像前线国家领导人一样,对联合国作为调 停者有所偏爱。然而,他爱用左派言辞,似乎受到共产主义的苏联或古巴的影响。 一次会晤时,我向他建议,在他争取纳米比亚独立的过程中,保持他自身的独立是 非常重要的。我指出,纳米比亚独立主要取决于两个国家:南非和美国,这一点需 要牢记在心。我不知道我的建议对努乔马产生多大影响。他是个聪明人,无疑会明 白现实的形势。但是,令我惊异的是他的变革能力和取得成就的能力。努乔马给我 的最初印象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精明的领导人。1989年4 月停战协定生效后,当西 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战士进入纳米比亚时,我有充分理由怀疑他的可靠性。但竞选开 始后,他和他的政党以高度负责的方式参选。他的极左倾向消失了。当他出任纳米 比亚总统时,他成为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真正委身于民主政府的领导人。 一回到纽约,我就告知安理会,有关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所有重要问题事 实上都已得到解决。但是,南非要求古巴撤出安哥拉的立场阻碍了联合国计划的实 施。我指出:、“这些困难只能在其特定环境中由那些在其主权范围内行事的直接 相关的各方来解决,而且,最重要的是,由有关各方的决定性努力来减少紧张和争 端,并消除整个地区的冲突。” 美国的调停 美国领导了南非和安哥拉之间的调停安排,旨在消除古巴在安哥拉的军事存在。 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切斯特。克罗克担任美方主角。 他在努力中表现出决断力。持久的乐观主义和勇气,这都是必要的。有一段时间华 盛顿与联合国的关系很紧张,克罗克在国务院的上司不信任联合国在中美洲的作用, 但克罗克却与我们处理非洲事务的人员真诚合作。尽管联合国被广泛排除于协商过 程之外(直到需要联合国来监督古巴撤军时为止),克罗克总是向我通报情况。他 在私下里非常坦率地对我就事件发展和参与人员作出评论,但在有别的联合国人员 在场的会晤中,有些事他就不会干了。 1983年夏秋,安哥拉反叛运动组织“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 正在明显成功地扩张其广大的控制区域。南非在安哥拉部署军队的一个目的,除了 抗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外,就是支持安盟。安哥拉政府认为古巴的军事存在是阻 止安盟获胜的重要手段。鉴于1983年下半年南非在安哥拉的军力显著增长以及战争 升级,前线国家向安理会施压,要求召开会议并采取行动。同年12月5 日,切斯特。 克罗克与南非外长在罗马会晤,强烈建议南非有必要从安哥拉撤军以重开纳米比亚 问题的谈判,这正好是我两个月前对南非政府的建议。显然,在这些纷繁的动议刺 激下,博塔外长于12月15日写信通知我,“为了促进致力于西南非洲/纳米比亚问 题和平解决的进程,南非准备于1984年1 月31日开始从安哥拉撤军……安哥拉政府 应采取互惠行动以示对本姿态的理解,保证它自己的军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及 古巴人不会滥用这一形势……南非建议的行动预计最初会持续30天,并可能视本建 议的条款被遵守的情况而有所延长。” 博塔建议的南非撤军于1985年4 月完成。酉南非洲人民组织与南非通过赞比亚 渠道进行双边接触,并就停战达成一致。随着南非撤军和古巴军队承诺撤出安哥拉 南部,解决古巴问题的前景显得光明起来。我不得不原则上拒绝将古巴联系进来的 做法;但我认识到这是阻碍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问题,我感到我应该尽力促使其解 决。1984年3 月,我告诉安哥拉常任代表埃里西奥。德。菲格里雷多,一旦南非完 全撤离安哥拉,我愿意劝说卡斯特罗作出一个象征性姿态,从安哥拉撤出2000-3000 名军人。 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会谈 1985年5 月28日至30日,我对古巴进行正式访问,此间有12至13小时与卡斯特 罗总统在一起,包括在他的办公室的一次延长了的正式会谈、一次“私人”钓鱼活 动和对青年岛的访问。该岛上有为第三世界的贫困青年建立的学校,是卡斯特罗最 为得意的工程之一。自始至终卡斯特罗都很友好、健谈。因为我是一个好的听众, 所以有可能与这位古巴领导人建立一种令人愉快的和睦关系。我发现他既充满魁力 又非常可爱,他对国际事务的关注是广泛的,尽管固执己见,并带有强烈的反美情 绪。在我们从青年岛返回途中,他翻开一本包括每日世界发展摘要的简报,书中条 目来自古巴使馆的报告,各大报刊和新闻社。他向我夸耀他是世界上消息最灵通的 首脑,这一点我没有理由怀疑。他对南非的兴趣令人吃惊地强烈。我觉得他的热情 和精力的很大部分用错了地方,但就我看来,此中没有欺诈的成分。三天的亲密接 触之后,我才理解为什么中南美洲许多强烈反对卡斯特罗政策的人提到他时,也充 满感情地简称他为菲德尔。 在提到南非的建议时,卡斯特罗苦口婆心地使我确信,南非与安哥拉就南非撤 军的协定是在古巴的密切合作下达成的。接着,他讥讽地评论了美国对安哥拉的甜 言蜜语,说美国努力装作一个公正的调停人,实际上却在支持南非和安盟。他说, 古巴只能通过协商解决获益,因为它在安哥拉没有利益;但如有必要它会留在那里。 古巴留在安哥拉纯粹是为了国际主义。驻在安哥拉的古巴军队没有给古巴带来严重 负担,因为安哥拉提供了吃住。 谈到安哥拉同意20000 名古巴战士在3 年内撤出其南部时,卡斯特罗说安盟会 击败政府军。他说,古巴不喜欢处理任何由美国和南非协商产生的决议,因为“他 们都是强盗”。他自豪地宣称,古巴可以把与安哥拉的合作扩展到“另外四个安哥 拉”。即使向海外派出100000人,古巴也不会觉得有何不同。在我抵达古巴前夕, 刚刚从安哥拉南部撤军的南非入侵了安哥拉北部盛产石油的飞地卡宾达,那里有一 家美国石油企业正在开工。鉴于卡斯特罗对南非此次入侵的强烈反应,以及安哥拉 已承诺撤离其南部的20000 名古巴军人,我不再争取几千名的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 这显然会被拒绝。 回顾 1985年中期出现一系列倒退。南非政府在纳米比亚建立了一个“民族联合过渡 政府”,由南非控制的6 个政党组成。美国国会内保守派议员倡导的给安盟的更大 支持使安哥拉废除了与华盛顿的双边协定。整个地区的暴力活动在升级。美国宣布 大批苏联部队到达该地区,而安哥拉宣布安盟和南非受到美国及其支配下的非洲国 家的全力支持。 面对国内暴力活动的增多,南非政府逐渐采取一系列步骤松动其种族隔离体制。 这吸引了它大量注意力。我断定南非不愿改变在古巴撤军问题上的立场,因为它不 希望在国内局势未稳时又在北部边境面对一个用苏联枪支武装起来的纳米比亚政权。 安哥拉的形势就不同了,政府在安盟持续进攻的威胁下,不愿意在一个友好独立的 纳米比亚出现于南部边境之前就失去古巴军队的保护。 南非在纳米比亚建立过渡政府的行动招致四面申讨之声。安理会宣布该行动无 效。令人吃惊的是,唯一不申讨的竟是努乔马。在与负责非洲事务的副秘书长阿布 杜拉曼内尔。法拉会谈时,他说他把博塔总理(现在的头衔是总统)的这一决定看 作是智胜南非白人极端分子的一个政治阴谋。尽管博塔总统明白过渡政府存在不了 多久,但他要采取行动给人以印象:他在尽一切可能帮助纳米比亚内部各党抵抗西 南非洲人民组织。努乔马相当有先见之明地争辩道,博塔的行动会加强他的立场去 推动基于联合国计划的解决方案。 在这不愉快的时期也有一次愉快的进展。1985年6 月19日,安理会566 号决议 要求我从南非政府那里获取它对纳米比亚选举制度的选择。此后,南非政府发布一 份文件宣布,“为了经济利益,”温得和克的过渡政府要求南非政府选择比例代表 制。南非选定选举制度使所有实施435 号决议的先决条件都得以实现。从理论上说, 唯一尚未完成的任务就是确定停火日期,启动联合国计划。出于责任感而不是期待, 我于1985年11月26日致信博塔外长,要求南非政府选定一个停火开始的日期。我没 有得到回答。 1986年初,安盟领袖马可。萨文比访问美国,在华盛顿受到热情接待,这令安 哥拉政府极为不满。何塞。埃迪多。多斯桑多斯总统通知里根总统,鉴于美国干涉 安哥拉内政,它已不再适于担任调停者。同时,多斯桑多斯要求我全面负责实施435 号决议的任务。尽管切斯特。克罗克在美国与安哥拉和南非的谈判过程中帮助我了 解大致情况,但我怀疑仍然有相当部分我不知道。我问是否安哥拉的通知意味着他 们已中断了与美国的所有接触。回答是除了通过我的接触之外,其他的都中断了。 美国与安哥拉的直接接触中断了大约一年。 1987年3 月,克罗克告诉我,美国与安哥拉代表近期内重开谈判的可能性越来 越大了。他建议我告知多斯桑多斯总统,我已知晓这种可能性并持欢迎态度,他说 这会很有意义。我传达了这个信息,总统向我保证安哥拉决定与美国继续双边会谈 以打破僵局。多斯桑多斯明确表示安哥拉仍然强烈反对讨论古巴的全面撤军,他想 把与美国人的会谈集中于安哥拉的安全需求上。 冷战的缓和影响到南非 1988年初,美苏关系的改善开始影响到南非。国务卿舒尔茨于1988年3 月访问 莫斯科,向苏联人试探了安盟与安哥拉政府和解的可能性。苏联人对此进程很感兴 趣。同时,南非执政党的一次胜利使博塔总统处理国内局势和纳米比亚问题有了更 大的灵活性。被派往安哥拉保卫安盟的南非军队中的年轻新兵大批受伤,引起南非 公众的不满。这些因素的发展汇集到一起,使1988年成为关键性的一年。 1988年1 月,古巴代表破天荒第一次参加了美国与安哥拉的会谈,安哥拉明确 接受古巴全面撤军的原则。撤军日程取决于安哥拉的国内因素和南非停止干涉安哥 拉的时间。我于2 月份访问安哥拉时,多斯桑多斯总统告诉我安哥拉人已接受了全 面撤军,现在该由美国人来解决他们支持安盟导致的问题了。他坚持“美国人必须 为目前安哥拉的政治形势找到一个紧急解决方案”。我提起按美国人在莫斯科建议 的方式进行民族和解的可能性,总统反对该提议,说安哥拉的形势不能与阿富汗相 混淆。安盟只有不到30000 名武装,无权参与政府。我向总统透露,扎伊尔总统蒙 博托曾告诉我,他私下里在劝说萨文比退出政坛,作为对民族和解的贡献。多斯桑 多斯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进展,“如果这是真的话”。 同年夏天出现重大突破,联合国只充当了一个感兴趣的旁观者。在苏联作为观 察员列席的安哥拉、古巴和美国的一系列3 国会谈之后,3 国于8 月5 日在日内瓦 达成协议,向联合国秘书长建议1988年11月1 日开始实施435 号决议。在此后数日 与克罗克的会谈中,他向我详细说明日内瓦协定包含古巴从南安哥拉全面、有监督 的撤军。他说,在南部安哥拉事实上的停火已生效,该地区内的古巴军队若未成为 骚扰的对象,就不会采取冒犯性行动。古巴军队还未确定全面撤军的日程表。安哥 拉和古巴提出在4 年里全面撤军,而南非则坚持在7 个星期内。我提议由我去跟古 巴人斡旋,克罗克表示赞同,但指出真正的问题是安哥拉人,他们在犹豫不决,而 古巴则表现出坚毅果决的能力。当我要求克罗克澄清美国在民族和解问题上的立场 时,他回答说,假如没有民族和解,美国就会继续援助安盟。 与南非敲定部署UNTAG的最后细节 此前,我收到至少访问南非3 到4 天的邀请。提出的议程限于大量的技术问题, 诸如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预算、纳米比亚的有担保贷款以及联合国的公正问题。 来自比勒陀利亚的特使德雷克。奥雷特强调,邀请是博塔总统亲自作出的,“他非 常尊敬秘书长”。 如果议程限于这些技术问题和联合国的公正性,我不太愿意去南非,因为我认 为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奥雷特坚持说,访问的主要目的是提出解决的程序,解决 问题的前景已经遥遥在望了。在与我的同事和日益令我信任的克罗克讨论之后,我 断定南非政府想让我出面作一个工具,以鼓励南非白人和纳米比亚国内各政党接受 协议,该协议与安哥拉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涉及隐约在前的纳米比亚的独立。 我当然希望尽一切努力促进这些目标,所以我接受了邀请;于1988年9 月21日再次 抵达南非。 日程安排很吉利。11月底,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通知我,南非已完成从安哥拉 撤军。南非和安哥拉同意古巴必须继续撤军并延续至纳米比亚大选之后。精确的时 间表虽然还没有确定,但两国政府同意考虑一个计划。按此计划,撤军于1988年11 月1 日开始,以每月大约50人的速度进行,于1990年10月31日之前撤完。 我的访问只进行了两天,涉及联合国和南非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我来说, 鉴于启动联合国计划的紧迫性,得到南非明确承诺与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和同时 派往纳米比亚执行任务的联合国观察团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后者的任务是检查联合 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后勤和管理需求是否与8 年前评估的一样。我还想公开支持早 日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并推动使安哥拉和南非得以达成协议的和解精神扩展到南非 和其他前线国家之间。所有这些目标。都达到了。对南非人来说,我相信最重要的 事是一旦435 号决议开始实施,联合国能有力重申公正性誓言,使公众满意。在与 外长会晤时,我斩钉截铁地声明,“纳米比亚一切政党平等”。我说我会在递交给 安理会的最后报告中专用一段谈及公正性,以确保我的立场能反映在安理会采纳的 可执行决议案中。 西方联络小组和前线国家赞同的公正性标准很广泛:过渡时期联大应搁置纳米 比亚问题;联合国不应该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或别的政党提供资金;一旦安理会授 权实施435 号决议,联合国纳米比亚委员会就不应卷人公共活动;纳米比亚特使办 公室的活动应受严格限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方应放弃使用联大赋予的特权。遵 守这些标准会引起很大的争论。多年以来都代表纳米比亚利益的联合国各机构发现 很难消除习惯的行为方式。南非在计划实施前就密切关注着这些问题,并很快就抱 怨联合国内部明显的争吵。我不得不牢牢控制住这些机构。 安理会锚林必计 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着手起草实施435 号决议的授权案。起草工作之初我会 晤了他们。他们宣读了一份拟好的声明,宣布为获得足够的支持,5 大国“认为有 必要重新审查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计划……他们确信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能以 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完成其主要任务——保证自由、公正的大选……因此5 大国希 望秘书长现在开始彻底审查已有的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计划,尤其是关于军事部 分的规模……”坚持削减经费会引起严重后果。我提醒5 大国435 号决议认可了联 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执行任务所需的专门经费要求。任何大规模的经费削减都会迫 使安理会修改最初确定的任务。我强调非洲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强烈反对缩小联合国 过渡时期援助团的规模。就在这时我得知一个最快人意的进展。据报道,南非解散 了在纳米比亚令人憎恶的秘密警察部队——凯沃特(KOEVET)。 可执行协议的签署 在调停者美国要求下,联合国总部的经社理事会大厅于1988年12月22日建成, 用于正式签署草签于日内瓦的南非、古巴和安哥拉3 国协定。舒尔茨国务卿主持了 签字仪式,安理会成员国均被邀出席。我在简短发言中提到,1989年4 月1 日已被 推荐给我作为实施1978年安理会435 号决议的日子。“就我而言,”我说,“我真 诚地欢迎此项建议。”这个日子就此确定。由于此后的事态发展,我逐渐发现这个 重要日子是早熟了。 1989年1 月16日,安理会629 号决议要求我安排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之间 的正式停火,并复查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需求,以便使任何可能的经费削减措 施“不损害其全面履行职责的能力……以确保纳米比亚通过联合国监督和控制的自 由公正的大选早日独立”。这些话意图缩小打算削减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经费的 常任理事国与非洲及不结盟国家之间的分歧,后者担心削减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 的规模和经费会损害它履行使命的能力。安理会没有改变起初由自己定下和评估的 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职责。 像往常一样,安理会措辞的效果就是把问题转移给秘书长。我与争端双方进行 过详细协商,认识到行动开始前的时间太短。我没法让双方达成一致。所以我向安 理会提出一个妥协建议,这是由我的军事顾问、维和参谋提莫西。迪布安纳准将天 才地构想出来的。我在报告中坦承不太可能让双方都满意。按我建议,联合国过渡 时期援助团的军队部分被批准的最高限额为7500人,与1978年的最初方案一样。然 而,在别的问题上,考虑到一些安理会成员国认为西南非洲和平进程的最新进展减 少了边境监察和防止渗透的需求,呈交联大的预算条款应以4650名军事成员为基础。 如果过渡时期此规模下的军事成员不够需求,我会通知安理会并在其同意下以7500 人为限,按需求部署增援部队。 预算需求提交联大之前,安理会要求拟订一项可执行决议批准我的修正方案。 安理会中的非洲和不结盟成员国继续对减少部署联合国部队持保留意见。没有它们 的赞成票,该项决议就没法通过。安理会主席像我一样与各成员国进行了匆忙的协 商。我反复重申,若不迅速通过可执行决议,435 号决议就没法如期于4 月1 日开 始实施。为消除非洲和不结盟成员国的保留态度,我向安理会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性 陈述,再次保证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军事部分的使命不变,一旦完成使命需要增 援力量,我就会通知安理会。我估计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经费为4.16亿美元, 不包括遣返被驱逐在外的纳米比亚人。为消除疑虑,遣返计划所需费用不能靠自愿 捐助来筹集。我宣布,如果真的要靠捐助来筹集,我会毫不犹豫地提出替代性方案。 终于,1989年2 月16日,安理会采纳了可执行决议。接着,联大在3 月1 日前通过 了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预算案。我经常提到的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要完全启动 至少需要六到八周的预留时间,现在只剩下四周了。 因美国对联合国的预算捐款相当部分未到位,联合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在 收到各成员国就纳米比亚行动分摊的捐款之前,储备基金已无钱用于维和行动。这 些捐助只能满足联大批准的维和行动的三十天的花费,而且常常到期了也拖延不交。 在这样的情况下,鉴于行动的紧迫性和需要大量启动资金,我于联大批准联合国过 渡时期援助团预算案之前一周的2 月23日致信各成员国,要求一旦作出评定就应立 即捐款,有能力的成员国可以捐出超过其评定数额的款项,当所有评定款额都收讫 之后再偿还。尽管有这些努力,但购买必要装备,以及在4 月1 日前把这些装备和 大多数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部队空运到纳米比亚的经费仍然不足。此前,我的特 别代表和他的高级参谋与部队司令官炳。昌德将军及其参谋都在纳米比亚。还有300 名军事观察员中的280 人也已到位。这就是所有已到达的人,缺乏交通、通讯工具 限制了他们的作用,这些工具都没法运进纳米比亚。 负责维和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丁于1989年3 月访问南非,在哈 拉雷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进行第二十三次会晤。努乔马立即拿出一份月 初各方关于实施435 号决议的会谈中起草的文件,内容是在安哥拉监督下将西南非 洲人民组织战士限制于安哥拉境内的基地中。他坚称这是大错而特错了。努乔马引 用了一段leqs年8 月瓦尔德海姆秘书长的报告,争辩说435 号决议赞同的计划只要 求监督纳米比亚境内的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基地,而不是安哥拉境内的西南 非洲人民组织基地。古尔丁指出,1982年7 月的协议明确表示,在安哥拉和赞比亚 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基地应受监督。努乔马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不接受该协议。 古尔丁声明,安哥拉和赞比亚在其国内监督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基地是已达成协议 的,尽管目前赞比亚境内没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基地。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也有 密切相关的职责。如果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不允许其基地被监督,435 号决议就没法 实施。南非人已严厉指出,不监督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基地,就推迟纳米比亚独立进 程。接着,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询问如何对待在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基 地。如果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人员受到羞辱,他会下令抵抗南非或别的什么人。古尔 丁问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纳米比亚的基地在哪里。努乔马回答说:“我们会告诉你 在哪里。” 古尔丁接着说,他不得不明确表示,安理会批准的计划不允许在纳米比亚有西 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基地和游击队会合点。努乔马再次坚称不承认1982年计划。他争 辩说南非在训练安盟军队攻击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这却导致对西南非洲人民组 织的指责。他宣称,在卡普里维狭地南非人扮作猎场看守人正在帮助安盟;他警告 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人员需对此种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古尔丁的会谈记录直到3 月28日才给我。回顾起来,努乔马坚决反对监督安哥拉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基地并 提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纳米比亚的基地,这已很明显地提醒我们注意西南非洲人民 组织战士有向纳米比亚渗透的意图。然而,古尔丁没有充分重视这次会谈以警告总 部;即使在总部的我们也照此解释这次会谈,我们没办法把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 增援人员派往北部边界地区。要推迟一月1 日的实施日期已经太晚了。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渗透 4 月1 日上午9 点45分,联合国驻纳米比亚特别代表马蒂。阿赫蒂萨里通知总 部说,在过去几个小时里,南非总督与他进行了持续接触,双方讨论了在北部渗透 的共约143 人的四支武装叛军。冲突已经发生,15名叛军被击毙,l 名被俘,8 名 西南非洲警察受伤,据报道伤亡人数还在上升。阿赫蒂萨里已同意南非派出直升机 撤回伤员。他认为事件很严重,是故意挑起的。我立刻与安理会主席、苏联大使亚 历山大。比罗诺高夫以及安哥拉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联系。 两小时后博塔外长打电话给我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形势”,西南非洲人民 组织叛军的渗透已造成大量伤亡。南非总统感到,“如果秘书长不澄清他的立场”, 他将不得不要求撤出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我同意他的看法,即事件看起来很严 重,但我没有理由要求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撤退。博塔说,鉴于联合国过渡时期 援助团的无能,应该允许南非国防军走出基地保卫人民。事实上,他正在同意南非 国防军“去保卫边界”,以此作为紧急措施。我说不应该单方面采取行动。我打算 与阿赫蒂萨里和联合国部队司令联系,以决定最佳行动方案。我向比罗诺高夫大使 和安哥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传达了这次会谈的重要意义,要求他们竭尽全 力促使形势转好。 就在同一天,阿赫蒂萨里不久又打电话告诉我,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司令官梅耶 将军通知他,南非国防军将“前往边界”。梅耶将军暗示,“是由于我与博塔外长 会谈了才采取行动的,外长从会谈中”获得印象“,认为我”理解“这次行动的必 要性。我明确对阿赫蒂萨里说,这决不是对本次会谈的正确理解。恰恰相反,我本 来告诉博塔,南非不应该采取单方面行动。我告诉阿赫蒂萨里,他应该”强硬对待 “南非人,坚决反对南非军队开往边界。 这次谈话几乎没完没了。接下来阿赫蒂萨里回话说,据南非总督称,一个被俘 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叛军揭露,当晚有4000到6000名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战士试图渗 透。阿赫蒂萨里和炳。昌德将军都认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他们觉得别无他 法,惟有让我同意以下几点:即同意解除对南非国防军中某些特种部队离开基地的 限制,以帮助现有警察部队处理单靠警察力量难以应付的形势。联合国过渡时期援 助团军事观察员应持续观察形势发展,并监督离开现有基地的行动。 已到达纳米比亚的280 名军事观察员没法处理这方面的威胁。战斗步兵尚未到 达。我确信当前形势如特别代表和部队司令所言,给整个独立进程造成严重威胁。 我别无选择,只好同意他们的建议。于是我就这样做了,尽管心怀疑虑。我也立即 告知了安理会主席和安哥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安哥拉大使说,多斯桑托 斯总统没有关于事件的评论。前线国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罗 安达开会,他说大家都惊讶于所发生之事。努乔马说,卷人战斗的西南非洲人民组 织的人员,不是来自于纳米比亚“之外”而是来自其内部。 一个包括军人、文官和警察的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高级官员小组匆匆赶往边 界地区。指挥西南非洲警察的官员告诉该小组,警察已无力控制局势。联合国小组 还询问了两名被安全部队抓获的俘虏,他们确认自己属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武装部 队,他们的地区司令官命令他们进入纳米比亚。两人都说曾被要求不要与安全部队 接触,因为停火协定已经生效,不再有战争了。但是,他们所属的部队带上了所有 的武器,甚至包括火箭和对空导弹。两人中的一个是单独渗透的,另一个属于一个 40到50人的小队。一个说,他的司令告诉他,有人会在纳米比亚指导他往何处去, 以便联合国来监督他和他的同伴。另一个说,他被派去侦察安全部队是否仍在搜寻 酉南非洲人民组织战士或在检查停火,下一步目标是渗透,在纳米比亚建立基地。 当问到这些基地是用于战争还是和平时,俘虏回答说,有必要在纳米比亚建立基地, 在那里联合国人员会照顾他们。这些供词与安全部队所说的渗透者的敌对和侵略性 目标明显不同。 收到联合国小组的报告后,阿赫蒂萨里和昌德将军会晤了南非总督和地区军警 代表,要求他们在形势正在缓和时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于4 月 2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破坏了停火,并宣称它的庆祝435 号决议实施的人员在 纳米比亚遭到南非士兵的袭击。正在形势糟透之时,加拿大政府——它总是联合国 维和行动有力而负责的支持者一愿意帮助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快速部署到纳米比 亚或重新将已在那里的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人员部署到北部地区。 很明显,停止战斗,使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渗透人员退出纳米比亚是至关重要 的,否则纳米比亚的独立希望会荡然无存。这种发展对于比勒陀利亚更保守的因素 来说,不会完全不受欢迎。4 月5 日,我向南非政府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建议,在 一个特定的日子恢复停火;停止跨越边界的行动;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监督下,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有士兵于恢复停火24小时后开始返回安哥拉;上述人员中希望 作为非武装平民返回在纳米比亚的家的,准备向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交出武器。 第二天,阿赫蒂萨里打电话给我的幕僚长维伦德拉。达亚尔,告诉他南非人准 备将派出更多部队限制他们的基地,因为他们相信渗透活动在加剧。达亚尔斩钉截 铁地说,联合国不会以任何方式与南非的这种决定合作。他以我的名义建议阿赫蒂 萨里,确保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自身的行为不会让人感到在与南非的破坏性行为 合谋。阿赫蒂萨里说,增加不受限制的南非军队数量的建议至少会引起安理会的注 意。这个建议已被严厉地拒绝了。特别代表和战地司令受命通知南非人,如果他们 寻求这种政策,就会破坏整个435 号决议的实施。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迅速接受了我的建议,但带有重要的修正。努乔马坚持认为, 与其让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战士撤回安哥拉,还不如让他们集合于营地中,在联合国 监督下呆到大选之后。南非完全不能接受这一点,他们继续发布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在安哥拉准备大规模人侵的警报。事实上,他们已完全控制了纳米比亚的局势(同 时给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战士造成重大伤亡),但无疑他们被最初的渗透惊呆了,从 而漠视联合国控制事态的能力,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确信,努乔马不会使自己成为独立后纳米比亚领导人的前景遭遇风险。这就 是为什么我一直不理解为何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战士会越过边界进入纳米比亚,这明 显违背了停火协定和日内瓦协议。他一定觉得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扎营于纳米比亚有 利于抵抗南非在此扎营对选民造成的压力。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是一次愚蠢之举。 值得赞扬的是,努乔马看到形势的危急后,放下了他的傲慢,作出必要的让步,使 独立进程重返正轨。4 月8 日,正好在危机开始一周后,努乔马向新闻界宣布,为 了实施独立进程,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决定命令在纳米比亚的部队停止战斗,他们 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保护下于72小时内重新集结,并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报告。 第二天,一个由安哥拉、古巴和南非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在纳米比亚的埃约山会晤, 就旨在恢复1989年3 月31日前情势的撤军程序达成一致,美国和苏联作为观察员列 席了会议。南非总督和联合国特别代表共同证明撤军的进行。随着该协议生效,通 向独立的过渡进程继续前进。 到5 月4 日为止,纳米比亚有540 名联合国军人。与安哥拉政府的协议已达成,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可以长驻安哥拉境内每一个限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武装人员活动 的地区。32名观察员已经就职。但是,安哥拉政府仍有责任确保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战士不离开基地。安哥拉的管制是很松懈的,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总之已成为南非 不断抱怨的正当借口。 联合委员会同意在纳米比亚的南非国防军仍可在限制区以外呆两周以上,以查 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武装人员已返回安哥拉,并确定和破坏其藏匿地点。我强烈 反对这个决定,因为它违背了把监督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撤军的责任赋予联合国过渡 时期援助团的协定,肯定会引起形势进一步紧张,并可能与当地居民冲突。我通知 安理会,南非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发生新的冲突,西南非洲警察也需要严重关注。 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行动计划假定这支警察部队是标准的警察组织,但事实证 明,它是一支装备有武器和军事运输工具的准军事组织。并且,它的成员还包括可 怕的凯沃特。我告知安理会,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警察监督者调查了大量被指 控是西南非洲警察犯下的谋杀案。 我向安理会评述的内容不可避免地被南非政府知晓,于是我收到了来自博塔外 长的信,它堪称我在秘书长任内收到的最粗暴的信。为表示其进一步的无礼,此信 在递交于我之前先向新闻界予以公布,这至少使我在南非大使递交该信之前就有所 准备。外长指责我对“正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且只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应为目前和 平进程受阻负责的基本事实”视而不见。他写道,我的态度“对南非政府来说是不 可接受的”。他暗示,在我明确要求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立即承担其承诺之前,和平 进程不可能前进。我坚决回绝了外长的指责(其中一些内容他在电话中向我重申过), 在最后书面答复中我指出,南非政府或别的任何方面暗示这脆弱的和平进程可以单 方面诉诸非联合国计划规定的措施或手段,我都不会接受。 博塔的信最强烈地但决不是唯一地表达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人侵导致的糟糕后 果。非统组织秘书长传话给我,说我应该预计到并警告各成员国部署联合国过渡时 期援助团的时间不够。讲话从无顾忌的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以不结盟运动 主席的身份致信于我,说他伤心而惊讶地注意到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领导对南 非种族主义占领军的举动“不加怀疑且不准备做出适当反应”。穆加贝认为,特别 代表做出的某些决定和采取的行动导致了关键性的判断错误。他同意放南非军队出 营地使人们严重怀疑他在纳米比亚的立场是否适当。前线国家也责怪阿赫蒂萨里同 意利用南非军队,怀疑他在支持南非。我必须承认,在总部的许多同事都有此看法。 这不是我的观点。但我感到需要加强纽约对事态的监督,阿赫蒂萨里需要一个副手 去分担他的行政重担。我决定任命一个非洲人担任此职。阿赫蒂萨里拒绝了这个任 命建议。这又引起了博塔外长的又一个烦人电话,并导致想担任该副职的军队司令 炳。昌德辞职。于是我任命博茨瓦纳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瑟夫。列格瓦拉出任该职。 他给了阿赫蒂萨里很大的帮助,并如我希望的那样,加强了非洲人对联合国过渡时 期援助团的公正性的信心。 我于1989年7 月中旬访问了纳米比亚、南非和安哥拉。此前,联合国过渡时期 援助团已部署完毕,警察力量得到加强;南非国防军已减少到1500人,西南非洲地 方自卫队也被解散。遭到放逐的纳米比亚人被宣布特赦,他们中的一半已被遣送回 国,大量种族隔离立法被废除了。7 月3 日开始选民登记,大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领导人和平地返回国内参选。我与纳米比亚所有的政党和民间组织会谈——这是各 党派第一次联席会议——与他们一起回顾了4 月初的不幸事件发生以来的进程。所 有代表的成熟行为令我印象深刻。他们一直避免相互指责,以免在差异很大的人民 中引起憎恨和不信任。我坦率谈到西南非洲警察的活动和当局影响下的电子媒介等 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在与总督路易。皮纳尔共进午餐时提到这些问题,尤其是联合 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收到的对警察在北部地区残暴行为和警察中的前凯沃特成员的抱 怨。皮纳尔否认有这样的问题,坚称没有凯沃特这么个东西,因为它已被解散了。 次日我到达北部地区后,多次获知暗中的凯沃特无所不在,它像一个邪恶的幽灵威 胁着纳米比亚人民,这与该国其他地区普遍弥漫的积极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天,我在比勒陀利亚会晤博塔外长,发现他情绪反常地高涨。他注意到南 非正在逐渐走出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时代。他的主要关注点是在赞比亚被西南非洲人 民组织扣留的人员;据报道他们受到残酷折磨,妇女被强奸和杀害。阿赫蒂萨里插 嘴说,他得到通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释放了153 名被扣人员。博塔争辩说该数 字被玩了花招,这153 人并非都是被扣人员,有些人其实是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的 成员。他说,共有1577名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成员返回了纳米比亚,成为收容中心 里一支可怕的力量。接下来的谈话中我提起西南非洲警察中存在凯沃特的问题,外 长并不否认其存在,但他说如果我知道有多少事务在等着他去处理时,我对凯沃特 问题的关注就会有所缓和。 我到达卢萨卡后,与肯尼思。卡翁达总统和努乔马讨论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被 扣人员问题。卡翁达总统向我坚决保证,赞比亚土地上没有被扣人员。我们还详尽 检查了在安哥拉的与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有关的人员,南非多次宣称,这帮人有计 划地进攻纳米比亚。特别代表断定在南安哥拉没有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人员,他们 中大多数随着难民潮和平地回到了纳米比亚。很明显,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不再构 成任何军事威胁。 一回到纽约,我就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南非大使,并以最强烈的语气表示反对凯 沃特继续留在纳米比亚北部。四天后的8 月15日,总督皮纳尔宣布,鉴于我就纳米 比亚人民解放军问题向南非政府做出的保证,他正在撤掉1200名西南非洲警察。他 说,这个数字“表示4 月1 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人侵后在西南非洲警察中重新组建 的镇压叛军部队的剩余数目。”凯沃特问题由此最终解决。 终获独立 过去二十年里,纳米比亚本土民族解放力量在国际社会支持下为一个自由独立 的纳米比亚进行了不懈努力,独立庆典是这一努力的高潮。作为贵宾而不是主人的 南非新任总统F.W.德克勒克、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前线国家和非统组织的代表出席 庆典,对所有南部非洲人民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前途光明的征兆。在庆典的欢乐 中,过去的严酷争斗似乎已被遗忘,自豪与希望取代了仇恨与暴力。 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真正成为新国家的助产士。它艰难地达到这一步,所着 手的工作差点以灾难性后果收场。在这种环境下,其作用的复苏是相当迅速的。联 合国从未“掌管”纳米比亚。过渡时期行政当局由南非总督领导;西南非洲警察负 责安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任务是监督,是一个公正的保护人,确保警察尊 重人权,保证选举法律和程序的公正性,监督停火协定顺利实施。联合国过渡时期 援助团以要求自由大选、建立新国家的各种法律法规为基础与南非、各政党和地方 当局密切合作。关键的法律需要与联合国划清界线。联合国的法律和宪政专家对这 些法律的内容有很大影响。宪法尤其重要,其最终文本全面保护公众的自由和人权。 特别代表马蒂。阿赫蒂萨里一方面保护和鼓励各政党——当然包括西南非洲人 民组织——在一个民主的新国家中的角色,一方面又不得不与南非当局维持良好的 工作关系。阿赫蒂萨里沉默寡言但令人敬畏的性格恰好满足了这些要求。联合国过 渡时期援助团在一百多个国家里有8000多名军人和文职人员,他们也广泛地分布在 纳米比亚。管理这些人员很不容易,尤其是在早先的岁月里,远远达不到完美。尽 管阿赫蒂萨里和司令昌德将军有时会对他们认为不必要的、来自纽约总部的干涉失 去耐心,但他们从未丧失镇定和对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使命的清醒认识。 德克勒克与曼德拉 在温得和克的独立庆典上,我与德克勒克进行了第一次实质性会谈,他的坚强 性格给我留下深刻影响。他以一场革命打动了我,这场革命基础坚实,是一场罕见 的行动。德克勒克意欲根本改变其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他认为南非的未来与南 部非洲其他国家——曾是南非敌人的前线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帮助这些国家 走向繁荣是南非的责任,尽管它们从未达到南非的发展水平。不知怎么的,德克勒 克使我想起戈尔巴乔夫,虽然他的相貌和性格都与这位苏联领导人不同,但他俩都 准备冒风险去寻求他们国家未来的蓝图。我觉得德克勒克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从根 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 在会谈中,总统首先评论道,经过数十年风风雨雨,联合国与南非共和国成为 帮助纳米比亚走向独立的伙伴,这给有关各方都带来了荣耀。他现在很关心新国家 的经济前景。他要我敦促富国了解纳米比亚的需要。我说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打 算召开一个认捐大会募集资金。我注意到美国拨给纳米比亚50万美元的援助,这远 不能令人满意。一天前我向贝克国务卿寻求援助时,他承诺向国会争取更多的钱。 德克勒克总统在纳米比亚沿海唯一的港口所在的沃尔维斯湾发表了直截了当的 演讲。他说他的政府希望“纳米比亚有充足的安全感,沃尔维斯湾将在有利环境中 安全地使用,因此,沃尔维斯湾将不会成为导致动乱或置纳米比亚于困境或向纳米 比亚施压的工具”。关于南非自身,德克勒克说他的政府正在“迅速消除消极因素”。 新的宪法体制将“以公正平等的方式确保南非人民在各级政府中的全面参与”。同 时他警告说,南非的情况与纳米比亚不一样,再好的政府也必须在目前的宪法框架 内行事,直到协商颁布新体制为止。他说:‘’我们不能悬置政府导致产生真空。 “他建议我使用我所有的优秀官员去阻止此种动议。 前一年12月的联大种族问题特别会议要求我在1990年6 月底之前报告南非形势, 我向总统保证我会绝对公正地完成该任务。为使报告只反映事实真相,我希望德克 勒克接受一个由南非政府熟悉的副秘书长法拉领导的静悄悄的任务。德克勒克的回 答仍然直截了当:“南非欢迎您和您的任何人员,但不能基于南非承认联合国干涉 我们内政的权利……我们将以和平的方式合作。”他还补充说——这令我印象深刻 ——人民赋予他使命保证南非回到它在国际社会中的正确位置。他认识到有必要填 补一个信息空白,“我不断要求我们的对手停止敲门”,他说道,“门已打开了。” 在温得和克我还会晤了曼德拉。德克勒克和曼德拉这两位伟人同时进入掌权和 有影响力的地位,这是一个多么幸运的结局。与曼德拉在一起,会让人觉得眼前是 一位充满智慧、精力充沛的领袖。他既敢于大胆前进,又有勇气适时后退,他具有 超凡的人格魅力。他评估了南非的发展,并像德克勒克一样谈到推动新宪法的紧迫 性。他列举了南非政府与非国大的诸多分歧。但是,他主要关心谁会参加协商。他 反对政府否认现存政治架构的立场。假如那些没有南非人民授权的国内领导人都坐 到谈判桌前,非国大就会自动失去多数。他打算在谈判中联合所有反种族隔离力量 去消除种族隔离。在谈到我必须向联大提交的报告时,曼德拉说他能向我保证, “德克勒克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想进步。但问题是。他能让国民党跟他走吗?”他 认为目前“种族隔离的支柱”还存在。 数月后我在纽约再次会晤曼德拉。此前法拉和他的小组完成了在南非收集信息 的任务,准备起草我对联大的报告。鉴于南非形势迅速变化,许多成员国都试图获 得好处。所以,我感到该报告会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法拉使命的一般结论为,政 界高层的前瞻性讲话尚未导致抛弃种族隔离政策,也未使公众态度支持这种抛弃。 我渴望听到曼德拉的观点。 曼德拉的回答明确而有政治家味。南非已有了重大的政治发展,非国大与政府 的谈判在继续取得进展。虽然困难很多,曼德拉仍相信政府是认真的,像非国大一 样希望就新宪法达成协议,那会迅速消除种族主义政策。他认为,如果对南非的现 有制裁居高不变,只会鼓励极右反对派而不会有助于德克勒克。政府向他明确表示, 国际制裁已严重破坏了经济。在曼德拉即将动身出访前的谈话中,德克勒克要求曼 德拉在访问期间“冷却掉”制裁。曼德拉拒绝了。“照我看来,”他说,“制裁有 利于把政府拉到谈判桌前……制裁应维持。” 就我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曼德拉表现出对政府立场的敏锐理解力。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正在协助遣返非国大成员和他们的家眷。南非政府拒绝允许专员去帮 助回到南非的难民。当我问到曼德拉的观点时,他说德克勒克与他讨论过这个问题, 并解释说政府认为专员在南非没有司法权,回国者应由南非机构照管。曼德拉说他 想知道别国的先例是怎样的。但他指出,我们“必须理解政府对此问题的敏感性”。 政府曾宣布准备让非国大动员各组织去照顾回归者。他说,“我因此会谨慎地行动。” 这是一件小事,但曼德拉的态度激起了我的信心,南非在非国大领导下会有一 个有序的过渡时期。 纳米比亚唯有在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才有可能独立——尤其是美国和西方联 络小组的努力——它们分别工作但都遵循安理会规定的框架目标。在美国与南非、 安哥拉、古巴就古、南从安哥拉撤军的谈判中,联合国虽对进程感兴趣,但不得不 靠边站。我不可能不感到某种被排斥感。然而西方大国有手段让南非接受解决方案, 让安哥拉同意古巴全面撤军。西方大国有能力——它们最终也使用了——对南非的 金融和经济制度施压,切断南非与西方文化共同体的联系,而南非白人少数派认为 自己是该共同体的一部分。美国、南非以及苏联可以通过操纵安哥拉国内武装来影 响其政府。 联合国长期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事业。相当长的时间里,联合国动员了全 世界的力量去反对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这显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使该国能在 种族隔离体制崩溃前就看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可能性。没有联合国,纳米比亚解 决方案就没法实施。西方联络小组在安理会原则框架下的成功协商树立了一个典范 ——运用联合国及其成员国的多种多样的能力去寻求共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