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行路上 解约诉讼以及与潘有声相爱都是1931 年胡蝶生活中的大事,但作为一位电影 明星,她并未因此而耽搁了拍电影,拍电影在她总是第一位的。 自胡蝶主演的蜡盘发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1931 年3 月上映后,电影界的 竞争更形激烈。与“明星”拍摄该片的同时,“天一”也在赶拍蜡盘发音有声片《 钟声》,可惜功败垂成,一场摄影棚火灾,使几近完成的《钟声》毁于一旦。“天 一”并未因此而放弃有声片的拍摄,而是进一步试拍片上发音影片,“天一”租借 了外国摄影器材,请来美国的摄影师和收音师,开拍《歌场春色》一片。在此之前, 陈铿然的友联公司也于5 月24 日推出了蜡盘发音片《虞美人》。7 月1 日,由顾 无为的“大华”和黄槐生的“暨南”两公司合股,以“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的 名义推出了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有声片《雨过天青》。摄制有声片的激烈竞争以及 《歌女红牡丹》的成功促使明垦公司更加认定技术乃是艺术的基础,要在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首先须在技术上压倒对手,于是决定:投巨资购买拍摄片上发音有声 片的设备。 1931 年7 月,洪深受命赴美国考察有声电影状况,并洽购美国有声电影器材 和聘请美国技师。8 月,洪深完成使命回国,带回了新购买的两架“四达通”录音 机、一部有色摄影机,所聘美国技师亦随他一起抵达中国。 在更新设备的同时,郑正秋又提出通过拍摄巨额投资、制作认真、质量高、品 位好的影片来重振“明星”雄风的建议,这是针对“联华”而提出的。 “联华”并未涉足有声片的拍摄,但“联华”以新派面目出现,正是以制作精 良、手法新颖、品位较高争取到了大量的较高层次的观众。当时的电影市场,仍以 默片为主,“明星”并不想也不能失去默片这个大市场,因此,“明星”将以新的 设备、新的思路在声片和默片两方面均要拿出大制作来。 在有声片方面,“明星”决定开拍《自由之花》,并将该片列为公司1931年的 重头片,以期使该片成为“明星”发展电影技术,提高影片水准的总体表现,进而 恢复“明星”在影坛日趋旁落的领导地位,重新以良好的声誉称霸影坛。《自由之 花》较之“明星”以往的制作,的确有着较多的不同。在题材的选择上,越出了家 庭、伦理、婚姻、道德等所谓“社会片”的范畴,更不同于随意编造的武侠神怪片, 而是取村于1915 年冬,亦即袁世凯紧锣密鼓策划恢复帝制并自己称帝之时,蔡锷 设计逃出北京赴云南组织护国军起义的这段真实的历史。剧本由郑正秋编写,郑正 秋在编导了制作上颇为认真的《碎琴楼》、《桃花湖》、《红影泪》等片后,并未 取得预期的成绩,反而因题材陈旧而为评论界及知识阶层的观众目为落伍了的旧派。 此番他锐意求新,选择了护国战争史的题材,片中虽然渲染了蔡锷与风尘女子小凤 仙的爱情故事,但通过对袁世凯勾结日本,卖国求荣,日本趁机提出“二十一条”, 试图灭亡中国的描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通过对小凤仙深明大义, 蔡锷高举义旗的描写,激励国人奋起反抗外来侵略。该题材对于1931年的中国有着 现实的意义,此时,已值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的前夜。 《自由之花》在摄制上也有创新,以往的影片,大多在摄影棚内完成,很少赴 外地拍摄外景,这样制作费用比较低廉,但真实效果就要差一些。《自由之花》的 故事发生地是1915 年北京,如仍按老办法,真实感显然就要受到大的影响,导演 郑正秋提出赴北平(北京于1928 年改称北平)拍摄外景,张石川和周剑云却不敢 马上拍板,因为这样制作费用将会增加许多,郑正秋决不让步,并指出,要拍出高 质量的影片,就得花大本钱。张石川和周剑云也明白这个道理,也深知好的影片对 此时的明星公司是何等重要,他们商量后决定,放胆一搏,派外景队北上。为了用 尽可能少的钱办尽可能多的事,遂决定,在拍《自由之花》的同时,再拍两部以北 平为背景的片子,一并在北平拍摄外景。他们选中了张恨水的两部小说:《落霞孤 鹜》和《啼笑因缘》,立即动手把这两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并列为公司在默片方面 的重要制作,后《啼笑因缘》又改拍成部分有声片。 《自由之花》的演员阵容也是很整齐的,男女主角蔡锷和小凤仙分别由龚稼农 和胡蝶饰演,男女配角蔡锷的内弟和夫人分别由郑小秋和夏佩珍饰演,袁世凯则由 谭志远饰演。同时拍摄的另两部影片《落霞孤鹜》和《啼笑因缘》则分别由程步高 和张石川导演,主要演员除了《自由之花》中的几位外,还有王献斋、王吉亭、严 月娴等。而三部影片的女主角则由胡蝶一人担任,胡蝶作为这三部影片的领衔主演 者,任务相当繁重,但心情却是很兴奋的。《自由之花》作为公司的重头戏,主演 该片,胡蝶自然当仁不让,而《落霞孤鹜》和《啼笑因缘》是当时甚为流行的两部 小说,胡蝶也是这两部小说的热心读者,并深为小说中的人物所感动,所以,当公 司决定该两片亦由她来主演时,胡蝶欣然从命。 《自由之花》等三部影片,均先在上海的摄影棚内拍完内景,然后再开赴北平 拍援外景。内景于9 月上旬拍完,中旬即由张石川亲自带队,外景队40 余人登上 北上的列车出发了,这是明星公司历史上首次派出庞大的外景队远赴外地拍片。郑 正秋因身体病弱,未能随外景队北上,外景戏的导演托付给了张石川,他扶病与明 星公司的同仁一起来车站为外景队送行,胡蝶的父母也来为女儿送行,这是胡蝶第 一次离开父母出门远行。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徐徐启动,父母的身影渐渐远去, 胡蝶的心中升起了一阵莫名的惆怅。 当她想到将重游故都北平,马上又兴奋起来。幼年时代曾随父母在北京生活过, 而今对北京的印象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但对北京的那份亲近感却较儿时更为强烈。 何况此番北上,虽无父母相随,但有姥姥与她同行,也是一样的,生于北京长于北 京的姥姥对于北京的风土人情,真是如数家珍,唤醒了胡蝶许多沉睡的记忆。因此, 拿胡蝶的话来说,此次去北平拍外景,“是重新去拾回童年的梦”,当然“是最高 兴不过的了”。 列车于几个小时后抵达南京,在下关由火车轮渡送至浦口,过了浦口,列车就 奔驰在津浦线上了。胡蝶因父亲的缘故,对火车有着特殊的感情,夸张一点说,火 车可谓是胡蝶童年的摇车。自16 岁定居上海后,一晃有七八年未坐火车出门远行 了。望着车窗外徐徐后退的大地,回想起童年的生活和从影以来的经历,年轻的胡 蝶竟油然生出一份人世沧桑的感叹,望着窗外出神。 此时,她又哪里知道,此次北平之行,等待着她的又是怎样一场急风骤雨? 当载着胡蝶和“明星”外景队的列车向着天津开行之时,在中国东北,一场震 惊中外的重大事变发生了。1931 年9 月18 日晚10 时许,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 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 备队,突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发动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南 京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坐待国际联盟出面主持 公道,蒋介石电令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10 余万 东北军面对万余日军的进攻,不战而溃,19 日晨,日军占据沈阳,同日又占领了 长春、营口、鞍山、抚顺等20 余座城市,东北大片领土迅速沦于敌手。 当胡蝶和“明星”外景队乘坐的列车抵达天津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 第二天了,大批的东北军涌入天津,同时带来了沈阳失守的消息。外景队的成员们 “心情都很沉重,望着大批的军队往南走,心里真不是滋味,但对当时的政局、政 府的对日方针都不甚了了,心里尽管有种种疑问也不能说什么。”因发生战事,交 通陷入混乱,外景队几经周折,总算抵达目的地北平。幸好在外景队出发前,洪深 和摄影师董克毅已先期赴北平,不仅为外景队租下了住处,而且已进行了宣传。北 平自有一大批喜爱明星公司演员的影迷,当然不愿放过亲眼目诸“明星”影星的难 得机会,尽管东北硝烟迷漫,国人群情激愤,但当“明星”外景队抵北平之日,仍 有不少影迷前来车站欢迎。每当一位影星出现在影迷面前,他们总是热情地呼喊着 他(她)的名字,胡蝶的名字当然是喊得最响的,胡蝶是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和感 受的: 这种亲切、似旧相识又似新相识的呼喊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回过头 来,看到我的同行们,眼眶里闪着激动的泪水,这时我自己更感到身负重任,要以 出色的演出来回答观众的厚爱。 外景队的驻地位于东四牌楼三条胡同的一座王府旧宅。张石川对于这次北行能 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心中无底,为了节省开支,提高效率,下车伊始,张石川就宣布 了严格的纪律,规定了作息时间,任何人外出都必须请假,获准后方可离开住地。 外景队的40 余人中,有一多半是第一次来到北平,都急于浏览故都风貌,好在初 到北平的头几天,张石川和其他导演、摄影要先选择外景地,没有马上开拍,余下 的演职员们趁此机会,粗粗地逛了一下北平城。胡蝶则利用这几天和姥姥一起探访 了北平的亲友,几天中,胡蝶一直沉醉在亲情与乡情之中,一别北京10 余年,北 京除了将名字改成北平外,一切都还是那令人感到分外亲切的老样子,古老的城市, 淳厚的民风,美不胜收的风景名胜,胡蝶虽是旧地重游,但一份返朴归真的感觉仍 是油然而生。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