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粤桂 胡蝶一家在逃离香港5 天后到达了曲江。曲江即今韶关市,当时不过是一个小 镇,位于广东省的北部,是广东省政府的临时驻地,因庞大的省府机关迁来此处, 小镇的人口剧增,成为粤北的一个重镇。“影后”胡蝶抵达的消息一下传开了,人 们敬佩一个弱女子不畏日寇的威逼利诱,毅然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的果敢行为, 许多新闻记者前来采访她,于是,胡蝶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胡蝶慷慨陈 词:“我向全世界表示,也特别是向日本侵略军表明,我虽然只是一个演员,但在 这民族大难的时刻,我很清楚我所应选择的道路。”第二天,不仅中文报纸,而且 外文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胡蝶逃离香港回到内地的消息,轰动一时。胡蝶为关 键时刻自己的勇敢抉择深感骄傲。 胡蝶一家初到曲江,曲江早已人满为患,一时无法找到房子安家,一家人只得 暂住船上。不久,得到电信局长李大超的帮助,找块空地盖起了一幢简易房屋,取 名为“蝶声小筑”,取的是胡蝶和潘有声两人名字中各一字,颇有诗意,一家人总 算安顿下来。这时,李汉魂和吴菊芳夫妇代表国民政府给胡蝶送来了2 万法币的救 济金,以表示政府对胡蝶深明大义的嘉许并帮助她度过眼前的艰难时日。胡蝶婉言 谢绝了这2 万元钱。2 万元可不是个小数字,胡蝶之所以不受,主要因为逃亡路上 她见到了许多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难民,恻隐之心顿生,她请李汉魂将这笔钱转 给需要救济的穷苦难民。胡蝶觉得凭自己的积蓄足以应付今后的生活开支。 胡蝶在逃离香港前,已将所有贵重物品收拢归箱,共计有30 余只箱子,主要 是她从影以来的各种纪念品,特别是游欧期间所得的各国赠品,她的高档服装、戏 装以及其他财物,可以说除了部分可随身携带的细软首饰以外,胡蝶十多年来置下 的主要家当全在此了。按计划,她和家人将步行离开香港,这些箱子根本无法一同 带走。胡蝶必须找到可靠的人相托,把这些箱子设法运回内地才能放心地离港,她 终于找到了有着侠义心肠的杨惠敏。 杨惠敏是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青年女子。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猛攻上 海。10 月下旬,中国军队退至苏州河沿线,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军队88 师 一个团的数百名士兵,在团副谢晋元的率领下,孤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 舍生忘死,英勇不屈,上海市民纷纷以各种行动支援守军,年仅15 岁的杨惠敏冒 着日寇的枪林弹雨,深夜泅渡苏州河,以童子军战地慰问团的身份,代表上海市民 向坚守阵地的壮士献上了一面中国国旗。壮士和杨惠敏的事迹曾在报刊广为报道, 轰动了全国。9 个月后,即1938 年7 月,中国电影制片厂将这一壮举搬上银幕, 摄成纪实故事片《八百壮士》,由袁牧之饰谢晋元,陈波儿饰杨惠敏。影片以磅礴 的气势、洋溢的激情歌颂了中国军人在抵抗日军侵略时所表现出的勇敢顽强、不畏 牺牲的爱国精神和人民群众踊跃劳军的感人行动,特别是当银幕上映出杨惠敏泅水 送旗,中国国旗在战火硝烟中高高飘扬在“四行仓库”上空时,观众无不热泪盈眶, 激动不已。 该片也曾在香港公映,胡蝶也曾深受感动,而今天这位奇女子在自己最需要帮 助时出现在面前,真是“天助我也”,胡蝶于是请求杨惠敏援手。其实,自香港沦 陷后,杨惠敏曾多次秘密进入香港,从事营救在港的知名人士返回内地的工作。杨 惠敏见胡蝶相求,虽知此事不易,仍慨然允诺,胡蝶遂将30余只箱子悉数交给了杨 惠敏,请她相机运回国内。 胡蝶抵曲江后,为等这批行李望眼欲穿,但始终没有等到,心中已有不祥的预 感。胡蝶一家在曲江住了一年有余,“这是一段惶惶不安的日子,有声的担子是够 重的,全家的生活、安危都担在他的身上,这一年多当然谈不上做生意,也没有任 何收入,完全靠原来的积蓄。”这积蓄当然是他们离港时随身所带的。 随着战火逐渐逼近曲江,胡蝶和潘有声决定离开曲江赴重庆。因去重庆的交通 很是不便,只得走一程算一程,于1943 年10 月抵达广西桂林。“这一路上吃尽 千辛万苦自不待言,那种战火蔓延,国破家亡,颠沛流离,满目疮痍的情形”,真 让胡蝶心惊肉跳。 好不容易捱到桂林,一家人已疲惫不堪,离战火比较远了,胡蝶和潘有声又改 变了立即赴重庆的计划,打算先在桂林住一段时间再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 就因陋就简地盖了几间房,将一家老小安顿好。为了免得坐吃山空,潘有声与几位 朋友合组了公司,经营药品和生活用品以补贴家用。 一天,胡蝶漫步桂林街头,猛然发现一家拍卖行内挂着一件银狐皮大衣分外眼 熟,忙走近一看,两眼不由直了,这件大衣正是自己的。在这家拍卖行中,她又发 现了她上年拍摄《孔雀东南飞》时的戏装,以及其他贵重衣物,这些衣物可都是装 了箱托付给杨惠敏了呀,怎么会出现在桂林街头的拍卖行中?胡蝶急忙向店主询问 这些服装的来历,店主答道是从香港购回的。胡蝶马上意识到,她的行李出了问题, 顿时花容失色,跌跌撞撞地赶回家里。 潘有声得知这一情况后,看着失魂落魄的胡蝶,心情也变得异常沉重,他知道, 30 余个箱子中装的是胡蝶前半生的几乎所有的积蓄,胡蝶一贯省俭,才置起如此 家当,其中的高档服装一来是为了交际穿用,二来是拍电影时扮演富家小姐太太时 穿用的,当年拍电影时角色的服装大多由饰演者自备。情况尚未十分明朗,胡蝶和 潘有声都心存侥幸,希望丢失的只是30 余件中的一小部分。潘有声通过各种渠道 很快查明,交由杨惠敏运送的全部行李均已丢失。这个消息对于胡蝶不啻为晴天霹 雳,令她痛心疾首。事后胡蝶曾私下对朋友谈起当时的心情:“过去我虽有过一些 心酸事儿,如和第一个丈夫(应是未婚夫——引者注)林雪怀的感情破裂,以及九· 一八之夜,有人造谣说我和张学良将军在北平六国饭店跳舞等人身攻击,也没有这 次伤心得厉害。”[130] 胡蝶丢失大量财物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重庆的报纸也报 道了这一消息,并多为胡蝶惋惜和鸣不平。此时已先期抵达重庆的杨惠敏感到名誉 攸关,事态严重,乃向新闻界发表声明:“我于香港沦陷后,曾秘密来往港八次, 营救了二百多位要人和青年回国。代胡蝶运送的三十多件行李,要过东江时,因兵 荒马乱,全部被劫,并非我拐骗私吞。”[131] 尽管杨惠敏坚称自身清白,但究竟 是劫是骗,因无对证,终究无法说清,胡蝶对此不能不心存疑虑。 经此事打击,胡蝶大病一场。几乎一蹶不振。而战火却不断向桂林逼近,胡蝶 一家只得告别驻足尚不久的桂林,于1943 年底来到了陪都重庆。胡蝶的到来,自 然又让重庆的新闻界忙乎了几天,但丢失财物一事总让胡蝶耿耿于怀,心情糟透了。 为了排遣心中的不快,抵重庆后的胡蝶经常与旧时的朋友相聚,亦参加一些交 际应酬,同时,出于职业习惯和爱好,她也十分关注大后方的电影事业。战前中国 内地在电影制作业上是一片空白,抗战爆发后,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西移,一大批 电影界的人士辗转抵达重庆,为建立大后方的电影业准备了条件。大后方电影业与 战前相比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私营公司销声匿迹,官办影业居于主导地位,原因是战 时制片风险极大,一般私人资本望而却步。 这样,官办电影业时来运转,摆脱了竞争不过私营公司的窘境,由政府投资, 政府也就易于控制,但制作人员却仍离不开30 年代即已跨入电影界的行家里手, 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左翼电影人。当时大后方的主要电影企业仅中国电影制片厂 (简称“中制”)和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两家。均成立于30 年代中 期,但抗战前未出过任何有影响的作品,根本无法与“明星”、“联华”、“艺华” 等公司相提并论。“中制”和“中电”的辉煌年代始于抗战爆发后,首先在抗战纪 录片方面大显身手,“中制”拍摄了《抗战特辑》、《抗战标语卡通》等,“中电” 拍摄了《卢沟桥事变》、《克复台儿庄》等,摄制人员曾冒着生命危险赴前线拍摄, 公映后大受欢迎,为鼓舞全民抗战士气起了很大作用。1938 年后两厂均开始了抗 战故事片的摄制,“中制”的纪实故事片《八百壮士》、《青年中国》、《日本间 谍》、《胜利进行曲》及故事片《热血忠魂》、《塞上风云》,“中电”的纪实故 事片《孤城喋血》、《东亚之光》、《长空万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影片,影片大 多取材于真人真事,因而格外感人和激励观众。1941 年后,随着战场形势的恶化 以及皖南事变的发生,大后方的制片业渐趋沉寂。1944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 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大后方的电影业也渐渐复苏,胡蝶正是于此时来到大 后方的重庆。 胡蝶从影以来,中国政坛风云变幻,跌宕起伏,自左翼电影兴起后,电影与政 治的关系日益密切,但胡蝶始终以不过问政治的姿态出现在影坛上。 她视演员为导演手中的工具,导演让演什么、怎么表演,做演员的言听计从就 行,她既用心演好为当局所不喜的左翼影片,亦认真演好被左翼影人抨击和批评的 影片,她尽量做到对公司老板、左翼影人和政府当局均不得罪。然而,在民族存亡 的危急关头,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胡蝶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作出了 旗帜鲜明的选择,从香港到重庆这一路上的种种一言难尽的艰辛、恐怖,丢失巨额 财产的痛心、惋惜,都没有使她对自己的这一抉择产生丝毫的后悔与动摇。胡蝶在 由港到渝的“这次逃亡,看到人生最悲惨的一面”,更增强了她对日本侵略者的痛 恨,因此,她由衷地希望自己能加入到抗战影片的拍摄中去,以为抗战尽自己的一 份力。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