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日本前外相小坂善太郎指出：“人们常常说周总理是位实干的天才政治家，我
却认为他的思想是天才的。1955年万隆会议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
国和第三世界一道前进’、‘中国不做超级大国’、‘反对霸权和霸权主义’，这
样一些天才的思想，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遭受
帝国主义欺凌，在贫困中挣扎的中国的痛苦经历中凝聚起来的哲学，同时也是创造
今后世界和平的新的哲学。”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助于推广亚洲的和平中立区
和不结盟运动，减少和阻挡西方势力对亚洲的影响和扩张，维护中国的安全。巴基
斯坦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1956年12月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时，与巴方领导人
就亚洲和平间题进行了深入交谈，坦率说明中国与巴基斯坦并无利益冲突，并承诺
巴基斯坦如遭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愿意像支持埃及反对英法那样支持巴基斯坦。苏
拉瓦底总理大受感动，他向周恩来保证：巴基斯坦虽然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但
是如果美国要利用它发动侵略战争，巴基斯坦将不参加。上世纪70年代，巴基斯坦
为中美改善关系起了桥梁作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而且也适用于相
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战
略上要联合一致，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区别，在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任何国家都不能凌驾于其他同家之上，干涉他国的内政。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盟
主，它像一个站在摩天大楼上的警察指挥交通一样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号施令，
干涉他国内政。对东欧的那些“卫星国”，它更是视之为可以随意摆布的小伙计。
它不仅在这些国家派驻军队，而且还要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听命于他，从而严
重伤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长期郁积的反苏情绪的总爆发。
波匈事件后，苏联共产党丢了面子，于是请周恩来前去调解，以重新确立它在
东欧的威信。周恩来在途经苏联时，对苏联党干涉他党他国内部事务给予了措词严
厉的批评。赫鲁晓夫对周恩来的批评耿耿于怀，1959年9 月底他访问中国时，还抱
怨毛泽东当年派周恩来到莫斯科给他“上大课”。
赫鲁晓夫请周恩来去，是因为处境不妙时有求于中共，周恩来看透了这一点。
他在1957年1 月24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苏联党虽然这次承认干涉兄弟党内
部事务是不许可的，但又狡辩这不是错误，可见它是不愿从根本上放弃大国主义立
场的。这次是他们有求于我们，事情一过去又会故态复萌。“我认为在中苏关系问
题上，苏共某些同志表现功利主义思想”。他们“一年来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是
收益还不大”。“我觉得他们考虑或者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
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他们领导人中有些
唯我独尊，利令智昏，既缺乏远见，又不懂人情世故”。“我觉得对他们不做工作
已经势在不许，但是又绝不能求成太急。因此恐非有计划、有步骤地长期而耐心地
进行这个工作不可。”果然，东欧局势稍有缓和，赫鲁晓夫又当上了“太平洋警察”，
1958年他来中国，提出要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设立长波电台，并要中国保证不以
武力解放台湾，结果毛泽东把他奚落了一通，将其打发走了。
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互相对立，但并非不可以彼此
相约，各守边界，互不挑衅，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此基础上进行和平竞
争，在和平竞争中分出高低。
但是，周恩来又意识到帝国主义并不那么“听话”，想象不能代替实际，要想
维持世界和平，还得去团结一切和平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以推
迟和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57年1 月3 日，周恩来访问东南亚几个国家后回到北京。l 月5 日，他接见
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大使、代办，讲述通过这次访问形成的一些思想看法，供这些
国家的党和政府参考。
周恩来说，通过访问，觉得世界上明显地存在着两个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和
帝国主义阵营；同时存在三种力量，即社会主义力量、帝国主义力量和民族主义力
量，并指明这不是按社会制度，而是按国家来划分的。
周恩来指出，民族主义国家奉行和平中立政策，普遍爱好和平，强烈地反对殖
民主义，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帝国主义不愿意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
主义国家友好，既要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也要破坏民族主义国家。因为民族主义发
展，将使整个殖民制度动摇。我们要努力发展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按照五项原
则办事。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要争取同他们和平共处。当然，社会主义各国更需
要加强团结，使帝国主义无孔可钻，使世界和平有可靠保障。
把世界划分为三种类型的国家，表明周恩来不同意把世界单纯地看作社会主义
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两极对立，否认存在国际中间路线的教条观点。在他看来，
民族主义国家正是世界的一种中间力量，尽管它们和帝国主义国家都实行资本主义
的政治制度。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就使社会主义国家在与帝国
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取得了多数地位。
周恩来不仅在国际范围内划分了“左”（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主义
国家）、“右”（帝国主义国家）三种力量，而且还进一步把资本主义世界也划分
为左中右三派，即大体上以新独立的国家和正在进行独立运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
家组成的“和平中立派”，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以及以美国为代
表的“主战派”，主张团结“和平中立派”，争取“维持现状派”，孤立“主战派”。
对于主战派美国，也要采取坚定而又慎重的政策，既反对其侵略与战争政策，又不
主动挑起冲突，以和平政策去影响它。这种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思想符合二战
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对促进世界形势由紧张转向缓和起
了历史性的作用。
周恩来把维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看得非常重要，确认它是世界和平的基本保
障。1957年1 月，他访问波兰、匈牙利的使命就在于弥合“波匈事件”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裂痕，希望恢复苏联的威信，以便在它领导下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持久
团结。他虽然在波兰、匈牙利说明苏联干涉它们的内政是不对的，但也不赞成它们
摆脱苏联的领导。他认为经过“波匈事件”，兄弟党可以讲不同的意见，不再像过
去那样一潭死水了，这有助于推进团结和进步。他对波兰的哥穆尔卡说：苏联在与
许多国家的关系中都存在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不平等。这个错误与苏联作为第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带头作用这点比较起来，只属第二位。我们都是列宁时代
的党，大家都还在探索道路，多少会犯些错误，应该互相帮助，相互信任，消除猜
疑，才能团结得好。
1959年，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了戴维营会谈。事后，赫鲁晓夫
宣称这次会谈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世界已经进入了谈判解决主要的国际争
端以建立持久和平的阶段”。他还警告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
固性”。
1959年底，英国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前往北京，她坦白地向周恩来承认说：“总
理，我认为戴维营会晤对全世界都有利。”事后韩素音记述道：接下来是毫无声息，
安静得好像一切都凝固了。做记录的秘书举着笔僵住了。周恩来的助手满眼恐惧地
瞪着我。“周恩来更加疲倦，眼角周围显出了细小的皱纹”。
周恩来说：“我们不这么看。”“我们并不反对合情合理的妥协，但妥协必须
要有限度，决不能出卖其他国家的利益。我们现在要决定的是世界各国人民是否有
权获得本民族的解放，获得民族独立，还是要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这一点我们
决不能让步。”韩索音这才知道“中国人的不妥协”的意义。
周恩来不是说过和帝国主义可以和平共处吗？不错，他和赫鲁晓夫的区别在于
：他认为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不能以牺牲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对世界民族解放运
动的支持为代价，否则缓和便是虚假的、靠不住的。所以，1961年10月，当周恩来
在莫斯科出席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他嘲笑苏联天真地轻信新任美国肯尼迪
政府关于缓和的安定人心的言论，接着严肃地谈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强调“绝
对不应该有损害团结的任何言论和行为”，“在敌人面前公开暴露兄弟党或兄弟国
家之间的争端，不能被认为是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
亲者痛，仇者快”。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想不出中国和它们改善关系的办法，周恩来独出心裁，提
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即通过持久的民间往来去促进政治关系的解冻，突破
国家关系的坚冰。
周恩来在上世纪50年代对京剧大师梅兰芳说：文化和经济交流是外交的“两个
翅膀”，是外交的“开路先锋”。文化经济交流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和促进力，是因
为它们不像政治关系那么敏感，艺术与体育交流易于被对方所接受，开展经贸合作
对双方都有好处。从文化经济两翼入手，有助于消除疑虑和隔阂、加深了解和友谊。
这样日积月累，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促成政治关系的解冻，而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
系。说到底，这是外交上的以曲为直、包抄取胜之计。
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国先后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
会、中国外交协会等非官方的民间团体，以这些团体的名义，邀请和接待世界各国
经济贸易、艺术文化、教育科技及朝野政要等各方面人士，通过他们认识和了解中
国，并把他们的见闻介绍给本国人民。中国也派出相应人员出国访问，从而造成对
中国友好的舆论和声势，促进官方态度的变化。6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陆续同中国
建交，就是以50年代广泛、深入、执著的民间外交为基础的。
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最好范例。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敌视政策，但周恩来认
为。日本人从人生哲学、经济文化到生活习惯，和中国都有切不断的历史渊源，因
此和日本发展关系的潜力是存在的。他强调：对日本既不能太迁就，因为中国老百
姓不答应；也不能太勉强，因为日本政府办不到。既要正视六十年，又要考虑两千
年，“同几千年的历史比较，六十年算不了什么”。他主张按照“瞻前顾后、日积
月累、水到渠成”的方针行事，开拓民间往来渠道，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浅入
深，直至促动其官方立场的转化。
1952年4 月，周恩来指示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主动同参加
会议的日本社会党议员帆足计、女参议员高良富及改进党议员宫腰喜助进行接触，
邀请他们访问中国，开始了中日民间往来。周恩来亲自布置接待工作，编写《问题
与答案》的资料，以便回答他们的问题。通过这次接触，达成了中日第一次民间贸
易协定，往返虽然各自不过3000万英镑，但却打通了中日民间交往的渠道，实现了
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次开拓性的突破。
之后，中日贸易额越来越大，第二、三、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渔业扮定以及钢
铁协定陆续签署，促成了日侨回国，释放了在押日本战犯，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往来
也日趋频繁。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尤其在日本涌
现了一批致力于重建中日关系的友好人士，形成了一支包括各阶层人士在内的极具
广泛的对华友好力量。1956年6 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国营铁道工会等访华团
时欣喜地说：“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
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
事。这是很好的方式。”这些民间活动、民间往来虽然总是与官方有直接和间接的
联系，但并不等于说就自然而然地能使日本官方改弦更张，更不能说就不需要对日
本官方做工作了。相反，民间往来和官方接触要协同进行，落脚点还是在官方。周
恩来十分重视与日木官方的联系，提出贯彻“民间来往，官方挂钩”的方针。他说
：“因为谈判民间贸易已经触及互设贸易代表乃至政府贸易协定等问题，没有政府
的支持、保证是不可能的。归根到底，解决两国关系问题还是要由政府来办。”根
据周恩来的要求，我赴日谈判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的代表团成员都在名片上写明官
方和民间双重身份，而且把官方头衔摆在前面。代表团在日期间会见了鸠山内阁的
大臣，主动邀请政府人士参加我招待会，从而开创了官方接触的先例。
在争取官方的过程中，周恩来坚持对日本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及行为进行有理、
有利、有节的斗争。1958年3 月签订的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受到岸信介政府
的破坏。5 月，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日本暴徒撕毁中国国旗，日
本政府竟作为“毁坏器皿”案件草草处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为此，陈
毅外长受周恩来之命迅速发表声明，谴责岸信介内阁的错误行径，并宣布采取停止
签发对日贸易许可证、不再延长到期的渔业协定、中断和取消多批访日代表团的安
排等反击措施。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和有力措施在日本朝野引起极大震动，许多有
识之士挺身而出，为扭转两国关系的险恶状况而奔走呼号。在此情况下，周恩来代
表中方提出打开僵局的“政治三原则”，要求日方：保证不再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
；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民间正常关系的发展。其后又提出
“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以及政经不可分的思想，强调
贸易三原则必须与政治三原则相联系，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要能相互影响，相互促
进，而不是相反。正是周恩来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加上日方友好人士的
配合，两国关系得以克服障碍而向前发展。在继岸信介之后的池口内阁时期，两国
签署了备忘录贸易协议，双万互设了贸易代表处，有了半官半民的联系渠道，中日
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历史进入60年代，周恩来审时度势，对战后日本统
治阶级某些人物的特点作了精辟的分析，并借用一句成语加以概括：“近之则不逊，
远之则怨。”因此对日本一不能软，二不能急，要稳坐钓鱼台。1964年中法建交，
有人认为法国和日本同属第二中间地带，法国能做到的，日本不久也能做到，对此
周恩来不敢苟同。他认为，现在日本依靠美国的倾向并未根本改变，日本的腰杆还
没有法国硬（法国有45亿美元外汇储备，而日本还只18亿美元，且许多是美国货款），
还不敢和美国闹。所以说日本现在还不行，但从长远看大有文章可做。
正是基于长远考虑，周恩来不遗余力地推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
针，在中日往来上不断掀起新的高潮。周恩来接待日本民间访华团的次数难以统计。
他非常懂得心理学和传播学，每次接待都克尽朋友之礼。他坚信访问和宣传具有连
锁效应，几个日本人来一趟中国，回去以后就可能影响一大批人。就像滚雪球一样，
随着访问的增多，对华友好的呼声也会越来越大。
事实也正是这样，如曾于上世纪60年代初先后访华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
铃木一雄和前通产相高奇达之助，便分别于1960年和1961年在《世界》、《中央公
论》杂志发表文章，叙述访华时与周恩来的会见情形及周恩来对中日关系的主张和
见解。
在许多日本人心目中，周恩来是像诸葛亮那样的“名宰相”，是最了解日本社
会和历史的中国人，是对改进中日关系和维护亚洲和平怀有诚意和远见的政治家，
还是一个富有情感而又可以信赖的人。日本记者山木忠雄在周恩来逝世后评论说：
“中国给人的深刻印象是重信义的国家，是通情达理的国家。这些印象多数是通过
周恩来所获得的。正是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对宣传现代中国起到了伟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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