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全国戏曲工作会议

    1950  年中央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讨论戏曲改革的方针大计，这是解放后
戏曲工作中的第一件大事。盖叫天与梅兰芳、周信芳都是被邀请出席去北京开会的
上海代表。盖叫天当时有两处住所：一是上海宝康里，一是杭州金沙港。他经常来
往上海与杭州。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是分管戏曲的部门，负责人是刘厚生。他
派干部吕君武（吕君武是吕君樵的弟弟，也是京剧演员出身，解放后在军管会工作，
后来任天蟾舞台与大舞台经理），去杭州通知盖叫天，请他准备去北京出席会议。
盖叫天听了十分高兴，人民政府居然请“唱戏的”上北京开会，让大家讨论演戏的
事情，这是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二话没说，叫老伴五婶打点行装准备动
身。可是五婶却犯愁了，把吕君武叫过一旁，对他说：“你五叔多年不演戏了，这
是你知道的，家里日常开销都靠我东挪西借地过日子，能当能卖的都当了卖了，这
上北京可是件大事，准备行装、留置安家费用都得要钱，这笔钱打哪里去弄呀！你
五叔平时只知道琢磨戏，要他去动这个脑筋没门儿。”的确，盖叫天解放前十年中
难得演几回戏，大多时间在家闲着，依靠典当、借贷度日，所以解放初期，他的生
活异常拮据。有一件事，很可以看出他生活拮据的情形。著名画家黄宾虹家住杭州，
与盖叫天也有过交往。为了祝贺黄的九十诞辰，华东与浙江美术界决定要送他一件
灰鼠皮袍。当时杭州皮货店缺货，只能向寄售商店去购买。他们在寄售商店看中了
一件，质量、式样、大小尺寸都很合适，决定买下。不料寄售者竟是盖叫天。原来
盖叫天缺钱用，把自己的皮货放在寄售店寄售。店家把这情况告诉盖叫天，盖叫天
慨然相赠，并关照寄售店不要说出原主的姓名。这虽是艺坛佳话，但也说明盖叫天
所处的困境。在这情况下，他哪来一大笔去京开会的旅费。

    尽管他生活艰难，他对艺术的钻研却一日也没有放松，愈穷愈练，他在苦练中
得到精神安慰和生活的信心。家中的事全由他老伴儿应付。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五婶虽然能干，日子久了也捉襟见肘。据说解放前夕，五婶已拉下面皮，准备摆摊
子卖水饺了，幸亏上海解放，没有走上这条路。

    吕君武听了五婶这番话，相信她说的是实情，于是问五婶需要多少钱才能解决
困难。五婶算了算，还债、赎当、安家、旅费等等，大致总需要二十万元（旧市，
合人民币二千元）。

    吕君武当天就赶回上海，向刘厚生同志作了汇报，刘厚生同志向夏衍同志汇报
（夏衍当时是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夏衍同志再向潘汉年同志汇报，最后汇报
到市长陈毅同志处，陈毅同志立即批准。第二天，吕君武携带二十万元现金直奔杭
州，来到金沙港，将二十万现金交给五婶，并向盖叫天转达陈毅市长对他的问候。
盖叫天听了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天下竟有这等事，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旧社会
艺人只有被敲诈勒索的份儿，新社会共产党却如此关心艺人。人心是肉做的，盖叫
天怎能不为之感动万分，铭记在心。

    盖叫天去北京参加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是他生平第一次参
加如此规模的政治活动。一切对他都是非常新鲜。他在北京掀开他艺术生活新的一
页，令他激动不已。

    刘厚生同志是上海代表团的一分子，他在回忆文章中生动地记述了当时会议的
情景：“主持会议的田汉等同志对盖老十分尊重，请他在某次全体会上讲一次话，
我奉命去征求盖老意见，他倒是很高兴地答应了，可是又有些不安。他说，我从来
没有在这样的会上讲过话，说些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只好说，您讲什
么都行。开会时，我把他送到台上。老先生那年已经六十多岁，在舞台上翻滚了一
辈子，但确实没有在这样的会议场合以本人的面貌做过讲演。他并不怯场，说上台
就上台，可是当他站到讲台和扩音机后面时，这个老演员竟然不知道两只手往哪里
搁。他结结巴巴他说：我是个大老粗，没讲过话，就知道共产党好。他说了对政府
的感激，也说了不少关于京剧的话。说着说着情绪逐渐稳定下来，说得很真诚，很
有感情，也很生动，但实在也是杂乱无章，像是无轨电车。最有意思的是他说了一
二十分钟后理应结束时，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收住自己的话。他哼哼啊啊，连说带笑，
掩饰自己的尴尬，绕了半天，竟又从头说起了。我们上海代表团的一位领导看出苗
头不对，忙对我说：‘你快去把他接下来吧！’我走到他身边说：‘盖老，您就讲
到这儿吧。’他大笑着说：‘好好好，就讲到这儿。’像遇救似地随我下了台。台
下的会议代表们非常喜欢这位老先生，看到他那像儿童似的窘态，都亲切地用掌声
为他鼓劲，跟他一起笑。”盖叫天活了六十多年，第一次上台讲演，作为演员，他
不怯场，可要条理分明地当众谈自己的观点与感受，却又是一回事。解放初期，大
家还未经受政治锻炼，大都不善说话，随着学习与政治活动的参与，这现象已大为
改观，很多人都能说会道，当众侃侃而谈，已成家常便饭了。这也是一种进步。



    盖叫天在以后的岁月中，随着活动的增多，也逐渐学会当众讲话了。他每当要
去参加一次需要讲话的活动前，总要问我，该讲些什么，要我给他出点主意。我虽
然也为他出了些主意，但他往往临场发挥，不完全按照我的主意，有时完全是他自
己的本意。他的讲演很生动，很受听众欢迎。

    在北京，盖叫天兴高采烈地参加开会讨论，还演出他的代表作《十字坡》，地
点是在鲜鱼口大众戏院。盖叫天的《十字坡》是内外行一致赞赏的杰作。

    演出那天，领导、专家、戏曲界同行都来观摩，大家聚精会神地欣赏这位大师
的旷世绝艺。著名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击节叹赏说：“他的动作都是圆的。”戏剧家
吴祖光在看了演出后，发表文章记载这次难忘的演出：“他在北京的舞台上和观众
相见，他的精神抖擞，眼睛里闪耀着逼人的光芒，扬眉、挺胸，丁字步站在台上，
端凝持重，就像有一股神奇的魅力联系住满堂观客的感情。

    人们早已不由自主用轰雷似的掌声和欢呼来迎接这个可敬可爱的老人，但他何
尝是个老人？他焕发的容光，矫健的腿脚，一往无前的气概，实在标明着这是个青
年，虽然六十三岁了，但分明是个青年。浑身充满着力量，这样的倔强，微偏着头
睨视着前方，没有作声，可像是在说：‘你们谁敢招惹我？’”戏中武松与孙二娘
（阎世善饰）摸黑开打，武松夺过孙二娘手中尺把长的攮子，将她踢倒在地，举起
攮子向她猛力掷去，那攮子不偏不倚直戳孙二娘头边二三寸的地方，寒光闪闪，摇
曳不止，全场观众都被惊得站了起来。

    吴祖光描述这一场演出的观感说：“坐在后面的观众都站起来了，盖五爷一出
手就给观众以颜色：那么稳，面不红，气不喘；那么准，一手，一腿，一掷，不差
分毫；那么狠，一举一动力量都一泄到底。他纵、跳、腾、拿、挪都是轻盈的，没
有声息，但一拳一击一翻一掷便又是不可移，不可撼动的斤两。爱看武松戏的观众
喜欢‘勇猛开打’，广东话叫‘生猛’，上海话叫‘杀搏’，北京话叫‘火炽’，
而盖叫天先生早已超脱了这三者，做到了‘从容不迫’的境界。‘从容’是一个很
平凡的字眼，可这里面就包括几十年的功夫，几十年的修养。”演出结束，观众久
久站立鼓掌不绝。他给北京观众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十二月五日，他被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他的另一代表作《一箭仇》。

    不巧，他病了，有了热度，大家劝他改日再演。他不答应，坚持按计划演出。

    他说上台出一身汗就好了。他从小在科班中，风里来雨里去，练就了适应环境
的能力，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演出。这种带病演出的事，想也不止一二次了。

    当晚，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都出席观看。毛主席一边看
一边点头称好，热情鼓掌。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

    在北京的戏曲工作大会期间，举行宴会，周总理与大家敬酒欢谈，谈到兴高采
烈时，盖叫天将长袍一脱，抬起腿，围着桌子角绕脚腕说：“我每天练这功就得二
千下。我是武生，一天三遍功，可是晚上我家没电灯，只能摸黑练，怪不方便的。”
原来他住杭州金沙港是岳坟附近一个偏僻的农村。他一来爱好杭州的山水，二来借
此逃避上海世态炎凉的社会，特意在这冷僻的金沙港小溪边盖上几间瓦屋，上海没
有演出时，就隐居在这里，专心一意地练功。这农舍他起名叫“燕南寄庐”。“燕
南”是他的号，这地方远离市区没有电灯，夜晚点油灯和蜡烛。周总理听了他的话，
记在心里。宴会之后，盖叫天自己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谁知他回杭州不久，
吕君武同志又来了。盖叫天问他这次又有何贵干？他说是来给他交涉装电灯。原来
周总理把这情况通知了上海，上海通过华东与浙江联系，为他装电灯。为了接通电
源特地从岳坟起，沿途竖起七根电线杆，方将电线接到金沙港。从此盖叫天不必摸
黑练功了。他想到解放前，每天夜里，在马路上星光下练功的往事，怎不感慨万千，
共产党办事认真，真心实意关心艺人，无微不至地为艺人创造改善各种条件，他打
心里敬爱党，敬爱周总理、陈毅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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