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节：在西北五在反"围剿"战斗中(6)

　　也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马文瑞1942年11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开了这
样一个让人无法发笑的" 玩笑" ：

　　我和一些同志常开玩笑说，张国焘反对中央，闹独立，对于整个中国的党，
对全国革命是有很大的损害，可是对这个苏区，对我们这些个人，还有好处。要
是张国焘不反党、反中央，那么中央就来不了，那么陕甘苏区与我们这些人早就
完蛋！确实是这样。《马文瑞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
年11月11日），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关于西北根据地发生的这次" 肃反" ，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曾经作出
了《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 肃反" 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虽然后人对这份党内
秘密文件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终究是1942年时的党中央对这一事件的审查结论，
并非是某一个人的意见。因此，本书将这份文件中说明" 肃反" 情况及表明中央
对" 肃反" 态度的部分照录如下：

　　中央根据十月（1942）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
认为1935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 肃反" ，将陕北苏区和红
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 名以上的党政
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 反革命分子" ，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是
完全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

　　从陕北历史问题检讨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错误" 肃反" 开始之前，陕北党内
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
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与红军；另一方面是以朱理治、郭洪涛
为代表的" 左" 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党内曾
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由于" 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的结果，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
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以及他们打击刘、高抬高自己的预定企图，就把党内
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的性质。他们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压制刘志丹、
高岗等同志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满足自己篡夺整个陕北党政军领导地位的目的，
这就造成了当时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的后果），造成了极大的
罪恶。假如不是中央到达陕北制止这一错误" 肃反" ，且判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
并非反革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

　　朱理治同志是当时陕北党的最高负责者（代表团书记和陕甘晋省委书记）。
他在1935年夏来陕北前，即抱着陕甘党内存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成见，来到陕北后
便以钦差大臣的架子，不与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作任何谈话，不作具体情况的调
查研究，只是片面听信郭洪涛同志关于苏区红军党和群众工作及干部等方面的情
况报告。而郭洪涛同志所供给的报告材料，基本上又是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性质。
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对陕甘边及二十六军的主要干部是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反革命
的包庇者（其实刘、高曾对右派作过斗争的）的共同认识。在党的刊物上和会议
上，有意识的打击刘、高、张等主要干部，而且在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
的决议中公开指出：" 这种右倾取消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
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事实上他们表明要取消阶级利益，他们是阶级的仇敌…
…动员全党同志一致的揭发这些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欺骗叛卖作用，只有
坚决的斗争与驱逐右倾取消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子……"

　　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作了" 肃反" 的准备，而红二十五军的到达陕北，其领
导者又带有过去鄂豫皖张国焘时代错误" 肃反" 路线的影响，以及在陕南错误地
处理张翰( 汉) 民问题的成见。因此他们的到达，对朱理治、郭洪涛实行错误"
肃反" 起了有力的支持作用，于是就促成了这一错误" 肃反" 的爆发。张国焘时
代（在）鄂豫皖保卫局任过审讯科长的戴季英同志，被任（命）为当时的保卫局
长，他在这一错误" 肃反" 中起了积极赞助作用。聂鸿钧同志当时任陕北军委会
主席，他在前方主持这一" 肃反" ，部队中二十六军的干部被逮捕杀害者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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