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节：在西北五在反"围剿"战斗中(7)

　　但是，中央虽然对此事件作出了决定，可人们的认识分歧并未完结。对西北
党的历史以及中央的这份决定，一直到党的七大召开时，争论仍然很大。

　　因此，在党的七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就决定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基
础上，于1945年7 月召开西北党史座谈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减少分歧。

　　虽然在这次座谈会上仍然有一些不同意见，但经过与会者的反复讨论，对历
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趋于一致，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 肃
反" 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是正确的。

　　至此，关于1935年陕北的" 肃反" 问题似乎应当盖棺论定了。然而，1954年
" 高饶事件" 出来后，1935年陕北" 肃反" 问题又被提起。

　　1956年9 月和1958年，郭洪涛两次向中央提出申述，要求中央重新审查他在
陕北时的问题。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央监委作出了《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
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基本上否定了1942年《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 肃反" 问
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的主要观点。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１日，中组部将《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
题的审查意见》转发给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
部委政治部。在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删掉了关于陕北" 肃反" 问题
的注释。

　　此举在西北老同志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张秀山等给中组部和党中央写报告，
要求中央澄清事实，认真处理这一问题。

　　１９８３年４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
五人小组，原在西北工作过的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郭洪涛、贺晋年、
崔天民、李铁轮等领导参加，共同研究西北历史问题。

　　经反复的讨论、争论，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３日，中央发布了五人小组提出的
《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中发２８号文件），基本上坚持
了延安整风时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结论。

　　但是，中央发布２８号文件后，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争论仍未画上句号。

　　1984年，朱理治的爱人苏菲致信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对朱理治1935年在
陕北工作期间的问题予以澄清。

　　1984年2 月2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
意见》中，一方面指出陕北错误" 肃反""不是出于" 朱理治" 个人对刘志丹等同
志的阴谋陷害" ，朱理治也" 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 。另一方
面也指出：

　　" 当时朱理治同志是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
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 他的错误，" 主要在于积极执
行了王明的' 左' 倾路线和上级对' 肃反' 的错误指示，盲目搬用鄂豫皖等苏区
错误的' 肃反' 经验，偏听个别人的反映，轻信逼供来的假材料，而对陕北的情
况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 。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4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 月第1 版，第218 页。

　　4"刀下留人"

　　人的一生虽然有其必然的轨迹，但很多环节尤其是一些非常关键的时刻，往
往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串联起来的。

　　如果说中央红军的到来挽救了高岗的性命是高岗的福气，那还仅仅是从高岗
个人的命运而言。实际上，陕北能够成为中央红军的" 落脚点" 和红军改编抗日
的" 出发点" ，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这才是中国人民的大福气。

　　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抉择，竟然要感谢国民党的一张报纸。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后被迫进行的。

　　包括党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红军总部、中央红军等在内
的这样一场" 举国" 大搬家，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仓促大撤退。

　　转移到哪里？何处去落脚？战士们不知道，指挥员也不清楚，只能随机处理
了。1934年11月的湘江恶战，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 万余人锐减至3 万多人，
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不得不改变；1935年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
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确定了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方针。
但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历尽艰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
国焘却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战略方针，提出西进，向川康发展，而且张
国焘竟然在与中央发生战略分歧时采取了分裂行动。在此危急时刻，党中央和毛
泽东在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果断地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单
独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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