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隐退香港走向红色北京
在逐渐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时，霍英东却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关系
变得更加密切起来。“六七”之后，他经常邀请李嘉诚、冯景禧、郭德胜、李兆
基、王德辉等人到家里吃饭，让内地官员与他们见面、接触。1971年，他还带李
福兆、郭德胜到内地观光、旅游……
一度计划把“有荣”上市
霍英东虽然在“六七”之后，风光不再，处于“半冬眠”状态，但他并非只
是靠吃老本，而是仍然“掘金挖银”--只是为别人带来巨大财富的地产市道，他
几乎是不再涉足，因而他无缘享受了。
从霍氏集团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自1971年至今，霍英东在香港
发展的地产项目，只有寥寥几宗，分别是：1972年发展的崇龄大厦，1973年发展
的福荣街81～85号，1980年发展的联安街8 号，1985年发展的香岛道41号和1986
年发展的信德中心。
这10多年，霍英东正处于人生的中年、壮年阶段，又身兼香港地产建设商会
会长，名义上仍是香港地产界的龙头大哥，但却不能保持这之前10多年叱咤香港
地产市场的势头，而是在这个市场淡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和感到痛惜
的事；相反，不少华资地产商，就是在这10多年间大展宏图，不断发展和壮大。
如今活跃于香港的这一批顶级富豪，几乎都是在七八十年代迅速崛起的。
“六七”之后的霍英东在生意上实施只守不攻的低调、消极策略，在地产方
面的收益，主要来自毕打行和港九各地一些楼宇的收租。由于他所大事承建的市
政工程没钱可赚，故他家族那些年较大笔的收入，就是来自澳门赌场的分红和物
业的收租，进帐极之有限。但是，虽然霍英东那些年在地产市场隐退，然而其作
为香港超级富豪的地位并没有被动摇，由此足见他的家底原本是如何雄厚!
20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市民炒股成风；尤其在1969年李福兆创办远东证券
交易所，1971年胡汉辉等人创办金银证券交易所之后，香港的股票市场更是风起
云涌，不少公司乘势上市，大量套取现金，大发横财。霍英东向来对公司上市不
感兴趣，他所持的观点是：“我又不是不会做生意赚钱，何需把公司上市，让别
人帮我做生意? ”由此可见霍英东稳健的经商作风。
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霍英东突发奇想，计划将自己旗下的有荣公司上
市。当时，他不多的商界朋友和他旗下公司的职员也大感奇怪。有人认为，霍英
东此计划，可能是继1967年初改组霍兴业堂之后，淡出商界的第二步实际行动：
一来借上市，在英、美联手“封杀”自己发展空间的形势下突围而出，开一条生
财之道；二是对香港前途信心动摇，因而借上市，避免一旦时局有变时，家族资
产全军覆没。
正当霍英东密锣紧鼓筹备“有荣”上市之时，香港股市突然刮起大风暴。1973
年3 月份，由于香港一些大财团从股市获取巨额利润后，纷纷将钱外调，加上假
股票充斥市场，大财团人为造市，以及受西方“能源危机”影响，股市大幅暴跌，
跌势急劲，导致人心惶惶，竞相抛售，从而引发香港历史性第一次股灾。一个月
后，恒生指数自17000 多点跌破1000点大关，此后，恒指又一直滑落，到1974年
底，更跌至150.11点，香港经济深受打击。有鉴于此，霍英东打消了“有荣”上
市的计划。
帮中共做统战工作
在逐渐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时，霍英东却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关系
变得更加密切起来。
与中方早期的关系，霍英东始终不愿多谈，有时我多加追问，他也是轻描淡
写说上一两句。倒是长期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的有关人士，在与我的交谈中，
透露了这方面的不少情况——
“你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多年，而且又是做统战工作的，应该知道中方何
时开始关注霍生? ”
“是在‘六七风暴’之后。当时，我们就抓住几个人，一个是利铭泽，一个
是霍生，还有一个是中华厂商会的黄笃修……”
利铭泽在“六七风暴”期间，因不满港英当局武力镇压中国人而愤然辞去行
政局首席议员之职，从此与中方的关系更为密切；接替他成为首席议员的，就是
创办东亚银行的简东浦家族的第二代成员简悦强。
至于黄笃修，则是“淘大”家族的后人，当时是香港淘化大同有限公司的董
事长。在打理家族生意之余，黄笃修也活跃于社会事务方面，历任多届中华厂商
会的会长。他自60年代初期起，与中方官员有往来。
他继续说：“20世纪70年代初，利铭泽经常出面邀请行政、立法两局的华裔
议员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在他家里聚会，或者在利园霓虹馆吃春茗，不少两局
议员和邵逸夫、包玉刚、何善衡等人士都参加了。黄笃修最初不敢公开与新华社
往来，起初只是单独与梁威林见面，还颇畏缩。他抱手作揖对梁威林说：‘包涵，
包涵。’这表示碍于环境，他不便请梁威林到中华厂商联合会和大家见面，并强
调‘中国人都是爱国的’。我们通过黄笃修，直接和间接地了解了一些我们较为
疏远的朋友，其中有丁鹤寿的父亲丁熊照、九龙总商会的谢伯昌、苏浙同乡会的
余季良、山东帮的张军光等人。后来，黄笃修还回内地去旅行……”
“那么，你们当时希望霍生在哪方面起作用? ”我问。
“在地产商会起作用，他是会长。我们与他谈，说我们希望与地产商多接触、
多见面。那时，我们有两个人参加地产商会，担任理事职务，一个是王宽诚，一
个是梁燊，但他们在地产商会里并没有什么发言权，而霍生就不同。他经常请李
嘉诚、郭德胜、何鸿燊、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等地产商，到他家吃饭，或是
到新华社在山顶的招待所和沙涌别墅，让梁威林与他们见面、交谈。梁威林那时
是新华分社社长，对霍生很重视。怎样在地产商里打开局面，霍生起的作用很大。”
“见面时主要谈些什么? ”
“最初，大家都有一定的保留，以后熟悉了，就几乎无所不谈，谈得比较多
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和香港的前途……”
“新华社的主要官员与香港一大班地产巨头聚会，会不会引起港府的注意? ”
“每次我们聚会，门口都有港府的特务，有时他们也跟踪我们……”
“那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对付他们的跟踪和监视? ”
“没有，我们照样聚会，当他们不存在。”
“在这之前，霍生和你们的关系是否密切? ”
“不密切，后来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帮我们打开局面。”
“在这之前，中国政府有无通过霍生做过什么事? ”
“应该没有。朝鲜战争时做运输，我理解纯粹是他自己的生意。”
由此可知，在20世纪60年代，霍英东已经成为中方的好朋友，还帮助中方做
统战工作。李嘉诚、郭德胜、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这些大资本家，可能也是
从那时起才与中方有所接触的。
就霍英东组织香港那些大地产商与新华社官员见面一事，我也多次追问霍英
东本人。
“这种聚会多不多? ”
“都几多，差不多每个月都见一次，有时在我家里，那时我们家还住在蟾宫
大厦……”
“大家见面时，有无谈政治? ”
“很少谈政治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海阔天空聊天，但我记得有一次，何
鸿燊在谈到香港的前途问题时说，保持繁荣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最怕现代慈
禧太后掌权，他指的慈禧太后是江青；二是争取联合国把总部搬到香港来。这件
事我记得最深刻。”
我继续问霍英东：“据说，港府政治部长期对一些亲中人士跟踪、监视，甚
至窃听电话
你那时与中方往来这样频繁，难道没有顾虑? “
“我以前同你讲过，1954年卖楼花时，传我被递释出境。港人最怕这个……”
霍英东说。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组织地产商与中方见面，甚至在自己家里聚会? ”
“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反而在1973年，我做香港公务员协
会网球比赛的赞助人时，港府可能比较敏感一些。”
“你当时出钱赞助香港公务员打球? ”
“也没有赞助多少钱。后来，他们把这个比赛项目命名为‘霍英东杯’，一
直打到现在……”
“你刚才说港府对此敏感，怎么敏感? ”
“一个掌管公务员的高官，好像是屈衍，大家见了面，见到一个商人当公务
员协会的赞助人，都不知怎么样做才好……”
“这个协会请你当赞助人，是否有什么政治动机? ”
“1973年，一个协会请我，应该没有什么动机的。其实，我也没有出很多钱
……”
“你出任公务员协会网球赛的赞助人，是否也改善了与港府的关系? ”
霍英东对此问题避而不谈。但是，霍英东一直想方设法改善与港府的关系，
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带郭德胜、李福兆上内地
1964年，霍英东已经作为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上京观礼。这个
职务虽是临时性的，但亦不能等闲视之。一般而言，若中方不是很信任霍英东，
若双方的关系不是很好，中方是不会接受他出任这个职务的。按常理，能够获中
方邀请赴京观礼的人，与中方的关系应该是较为密切的；而又能任观礼团负责人
的，关系应是更非一般。双方能够建立起这非一般的关系，应该是有过一些接触、
沟通、了解的。
却说自1964年第一次北上京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活动后，每年，
霍英东都参加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赴京观礼；除了赴京观礼外，自“六七风暴”
之后，霍英东还多次率领香港的地产界、工商界和体育界人士，回内地旅行、参
观、访问。
有一次，兴致一来，霍英东向我谈起他率团访问内地的一些情景。
“最难忘的是1971年那一次，那年，内地发生林彪事件，9 月发生的，但我
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通知我们，9 月二十六七号启程去北
京，但到了二十八九号，仍然没接到动身的通知。我们认为是取消了，那年真的
取消了国宴和游行，第一次取消。后来，突然又有通知，要我们即刻启程到内地，
很匆忙，连旅行支票也来不及买，就匆匆动身了。那次，我们一共有49个成员，
工联会主席杨光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一共去了49天。去前，他们还交待一句，
叫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结果，我们去了北京、江西的井冈山、陕西的延安，还
有红旗渠……回到香港，才听说林彪事件。本来是观礼的，但最后却变成一种学
习。”
“我翻查过那时的一些报纸，你每次率团北上回来，都对记者说看到形势一
片大好。其实，这是不是心里话? 。”
“其实，我们看不到落后的一面。讲真的，香港那时还算比较困难，碰上‘
六七风暴’，香港经济刚复苏。你说我对报社记者讲形势大好，任何情况下，都
不可能说是不好的，不管你是否喜欢。好似我们那时看《经济导报》，上面时常
说‘资本主义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天天好起来’，这种事，怎么解释? 况且，
我们回国内，接触到的一般是好的事物……”
“在内地参观访问时，有无什么人与你们接触，私下谈些什么? 是否要求你
们发挥一些什么作用? ”
“没有。那时，很多事情，我们不是很明白的。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七四、
七五年，庄则栋虽然做了国家体委主任，他讲，他对‘文革’，也是不明白的。
那时国内很多地方不给照相，胶卷不能带回香港，要冲洗出来才能带回来。”
在“文革”期间，经霍英东组织和带领回内地访问、旅游的香港工商界知名
人士，包括郭得胜、李福兆、冯景禧、郑裕彤、陈德泰等人。而霍英东，他不但
自己时常回内地访问，还多次携带太太和子女们一齐回去。
在“文革”期问，霍英东已处处表现出爱国行为。他曾对我说：“那时，年
年都回广州参加交易会，买了很多工艺品，搞到现在成屋都是，设地方摆，那时
是想通过买东西，对祖国表示支持。另外，我几乎是第一个香港人用国产电梯的。
葡京和星光行就是用国产电梯。那时，真是被人笃死，我认为国内能出口的商品
都是好的，结果买了之后，几天坏一次，又没有维修，没有零配件……“
成立东方石油公司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增强了中国
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普遍地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扫清了道
路。1972年3 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英国驻华代办艾惕思，签署两国互
换大使的协议，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而英国驻中
国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也随即撤掉。另外，英国为顾及中国的立场，同意中国向
联合国解除殖民地委员会备案，正式重申香港是中国领土，不是殖民地，并将于
“时机成熟时透过适当途径收回”。
中英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之后，霍英东虽仍未能完全消除受港英当局歧视、
排斥等的顾虑，但他与中方的接触却不需像以前那样，如履薄冰，瞻前顾后，因
而比以前更加频繁，并且更加公开化，关系也更加密切。
在中英正式建交前后，新华社香港分社曾经向港府明确表示中方对霍英东的
态度，希望港府不要给霍英东添麻烦。这可能也是霍英东从20世纪70年代起，敢
于公开与中方频繁往来的原因。
由于与内地关系密切，霍英东与内地还有了生意上的往来。除了于1962年起，
与内地合作海沙生意外，20世纪70年代初，霍英东又与内地合作石油生意。
那时，由于中东战争爆发，石油产量骤减，造成全球性的石油危机，香港也
深受影响，石油紧缺，油价攀升。1972年，香港耗油7.5 亿港元，当时有人预测
1973年会增至17亿港元，增幅达125%。霍英东于是联同刘浩清家族，于1973年成
立东方石油公司，注册资金只有190 万港元，两人各占一半权益。霍英东利用他
与内地的关系，成功取得内地石油的出口代理权。
与霍英东合资经营“东方石油”的刘浩清是香港工商界的老前辈。他出生于
上海，16岁就到香港闯天下。40年代，他以“上海大中轮船公司”总经理的身份，
时常坐镇香港。1949年，他卖掉自己的轮船举家回国，参与祖国建设；1954年，
他重返香江，再战商场，并成功为内地的水泥、钢材、煤炭等物品打开了香港市
场。他和中方关系非常友好，后来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自1973年起，中国石油正式对外出口。第一艘油轮“大庆210 号”停靠在观
塘蚬壳油库码头，亦即现在“丽港城”海边。
当时由于没有卸油经验，“东方石油”的工程师和工人，花了30多个小时才
卸完4000多吨煤油。
那时香港市面洋油充斥，蚬壳、美孚、半岛、德士古等洋油争霸，“东方石
油”代理的中国石油能在香港打开市场，主要是当时的石油危机令港府对中国石
油不甚抗拒。
到了1974年6 月，“东方石油”代理的中国石油改由油龙( 列车) 运载，从
陆路运送到香港。湖南长岭炼油厂开出的36节油龙，每节装50吨柴油，在深圳分
成两列，每列18卡，分批驶入香港。
由于那时石油奇缺，市面掀起抢购煤油狂潮，因此港府不仅破例允许油龙在
晚上9 点钟以后进关，且安排警车、救伤车在现场待命。当电视台播出中国油龙
抵港的新闻之后，市面上的煤油抢购潮即告平息。
到了1975年，“东方石油”每年经销的中国石油产品已达40万吨，其下有40
家分销商。
时到今日，中国石油产品在香港市场的比率，已上升到4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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