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新崛起之前 大平正芳辞去副干事长之职后,直到1967 年11 月的三年间,没有担任党和 内阁的重要职务,仅担任了一些较次要的闲职。这一时期的大平表面看来是无官一 身轻,但他精神上并不轻松。他既有宦途失意的郁闷,也有失去亲友的悲伤;既有 对时势的冷静观察与思考,也有为重新崛起而充实自己的行动。 刚辞职不久的1965 年1 月23 日,大平向自己选区的后援会会报《东京通信 》寄去一篇短文,题为《祸生得意,福育隐微》。文中介绍了从1964年8 月6 日长 子正树去世,到11 月9 日池田交出政权这段时间内自己的遭遇和作为,以及新一 届政权诞生的过程,同时也表述了自己当时抑郁的心情。 大平认为, 1964 年对他是非常暗淡的一年,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年。长子去世、 池田因病入院和辞职、佐藤执掌政权等一系列变故,使他感到晕头转向。 大平深深感叹道:“时运真不可思议,恰如川流,既有清澈缓流之时,亦有激 流旋涡狂暴之时。然而,作为在这时的激流中航行的人们,最重要的是具有虔诚之 心和周密的注意力、小心谨慎以避免失误。因为祸多生于得意之时,福几无例外育 于隐微之中。”大平认为自己在为池田政权的建立出谋划策,又在该政权盛期担任 要职,这种政治家实不多见。政权的结束比政权的建立更为艰难,若政权结束时一 出现差错,其政权一瞬间便会声名扫地。而自己为了维护池田政权的名声己尽了最 大努力。 最后大平谈到:历史上的时间似乎不变地向前椎移,但有时一瞬间就会改变人 民、国家和世界的命运。我们无法判断这一瞬间何时到来。因此我们应时常静心、 虔诚,准备迎接上帝的考验。这里大平隐约表达了自己静观待变,终将东山再起的 决心。 另一方面,在这三年之间,不少大平熟悉的政治家相继辞世。河野一郎于1965 年去世,大平出席了6 月12 日的葬礼;池田勇人于同年8 月13 日去世;1967 年2 月7 日,大平的恩人、同乡、前大藏大臣津岛寿一去世; 10 月20 日,曾亲 自声援大平的前首相吉田茂以89 岁高龄去世。特别是大平的恩师池田勇人的去世, 对大平又是一次打击。池田不仅作为大藏省和政界的前辈,将大平引上从政之路, 对大平进人日本政治的领导核心起了关键作用,而且对整个日本在60 年代经济的 高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池田提出10 年之内使国民收人倍增的计划结果 在7 年之内完成了,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不久以后跃居世界第二位,直到70 年代过着富裕生活的日本国民仍对“池田时代”难以忘怀。因此,池田之死使多情 善感的大平正芳仿佛失去了一个亲人,感到无限惆怅,生活空虚。 池田去世后,他的两名亲信前尾繁三郎和大平正芳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不睦。 前尾是1957 年池田在离开岸内阁时,向岸信介引荐而进入内阁的,并担任了通产 相的要职。池田内阁时又担任党内重要职位干事长,逐渐取代了大平而成为池田最 亲信之人。在1965 年8 月4 日池田第二次动手术前,曾把前尾、大平和铃木善幸 三人叫到床前,交代了后事。前尾认为池田之意是要自己任池田派领导人,大平却 不认为池田有此意,而主张由活着的人来决定谁作本派领袖。当然,因无人反对。 最终还是前尾作了池田派领导人。但从此以后,前尾和大平之间便产生了龃龉,以 前以兄弟相称的两人皆心存芥蒂,行动上也不那么合拍了。这种情况对于佐藤派是 非常有利的。 池田派的政治组织“宏池会”于1963 年大选结束后,遵从自民党组织调查会 的劝告而宣布解散。但实际上名亡实存。池田去世后,池田派成了前尾派,组建了 一个名为“新财政研究会”的政治团体来取代宏池会。这个新政治团体只是换了一 个名称,其管理机构、活动时间和活动方式完全没变。大家仍习惯地称其为“宏池 会”,在大平、铃木等人的支持下,前尾派的力量正在逐渐加强。后来,由于前尾 掌握了宏池会政治资金,并笼络了本派许多议员,大平就另外组织了“周四会”, 吸收了一些年轻议员参加,并另外筹措政治资金,原池田派大有分裂的趋势。 但前尾并不适合作政治领袖,他身体不大好,做事优柔寡断,常无自己的主见, 似乎对很多事显得信心不足。甚至1966 年进行总裁选举时,他一再要求本派年轻 议员“不要写我的名字”。这一情况为大平以后成为本派领袖埋下了伏笔。 在这未担任要职的三年里,大平喜爱看书的特点更突出。读书可以排解他这时 的忧郁心情,同时对于他今后的发展也是一种积累和充实。大平经常对周围的人说 :“只有处于闲职之时才能更多地学习,与人的交往也密切,可以取得更多的收获。 在荣耀的岗位上看起来很华丽,实质上收益甚少。”大平每星期都要到书店去一两 次,一般情况下都要买两三本新书回去,他在书店里翻阅较多的并不是政治,经济、 法律等书籍,而是有关历史、社会和随笔之类的书。大平说:“每当我闻到每星期 新到的书籍的新鲜香味,每当我翻阅新书所产生的温柔的感觉,心里就不胜愉快, 这一瞬间,使我感受到生存的喜悦。”大平通过读书,特别是比较多地读从外国翻 译过来的书。发现了日本文化的缺陷。他认为,西欧的作品在构思宏大、立论雄伟, 例证丰富,笔调锐利这些方面有明显优势,中国的古典著作本身就具有感人肺腑的 力量,其中大胆披露中国人固有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日本人的作品则是介 绍或模仿东西方文化,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豪感和信心,作品缺乏自己独特的风格。 即使在战后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人仍置身于西欧和中国两股巨大的思想潮流的漩 涡中,忽东忽西,处于仿惶和苦闷之中。日本的书刊虽多,但留给读者的,“既不 是自豪,也不是自信,更不是满足,留下的始终是精神上的渴求。”看来大平正芳 不仅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不仅考虑日本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在考 虑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的何去何从。经过深思,太平认为,不管是接受的西方还是东 方的文化,都应该变成日本人的血肉,形成日本人自己的文化,它才会发展壮大, 产生日本人自己的伟大思想。 1966 年4 月5 日,大平正芳作为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外交调查会副会长,在自 民党总部所办政治大学上,大平作了题为《我党的外交政策》的报告。 在报告中,大平谈到了什么是外交,日本外交的范围,自由阵营与日本,日本 的安全保障,联合国政策,亚洲外交,经济外交,南北问题与日本等各方面的问题。 大平在讲演中着重谈了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中国问题。大平提到因为中国政府坚持一 个中国的立场,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作法,所以日本被迫在大陆和 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我们的前辈选择了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当然就不能选择中 共了。为什么会选择中华民国呢?大平认为当时大概是有如下考虑:蒋介石“以德 报怨”,将留在中国的许多日本军队放回了日本,对日本有恩谊;中华民国政权与 日本同属自由阵营;台湾对日本来说是很大的顾客,与日本的贸易数额较大;日本 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与台湾周围的西南太平洋的和平有关。 大平认为,现在日本尚未下决心与北京谈判,目前仍维持着与台湾的“正常关 系”。因为日本与中国大陆又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故双方虽无政府间接触,但民间 交往却存在,即实行政治经济分离的原则。可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世界上任何地 方都行不通,政治和经济终究是融为一体的。现在别无他法,暂实行这种政治经济 分离的办法也大致无妨。 然而这种不正常关系是很成问题的。“台湾和北京都不承认两个中国或一中一 台”,这毕竟是中国应解决的问题,日本是无能为力的。“世界舆论若能对此问题 有一致看法,也许会抓住解决的线索。”大平又分析道:“最近联合国大会支持台 湾和北京的都是47 票,20 票弃权,于是又提出了重要事项决定方式,即这个问 题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也是关于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大会三分之二 的同意,才能取消台北保有的代表权。”他认为假如联合国用投票方式承认北京一 方的中国代表权,也会出现难以想象的麻烦。北京是否会到联合国来,谁也不能判 断。集合了爱好和平国家的联合国,现在将以前当作好战政权谴责的北京迎接人联 合国,联合国宪章如何解释。而且至今仍忠实执行宪章规定义务的成员台北的态度 如何也很难判断。当国际舆论决定性地承认北京代表中国时,日本对联合国和对中 国的政策都会有重大转机,国内舆论也会日益活跃。 从大平的这些论点看,当时日本的佐藤政府在中国问题上仍跟着美国亦步亦趋。 大平作为执政党的一名官员,仍未脱出政府基本方针的局限。当然他也暗示了日中 关系将来可能出现转机。 在这三年相对松闲期间,大平还为巩固自己的选区作了努力。鉴于第六次当选 议员时,虽身居外相要职,却在选区名列第二的教训,大平事务所加强了后援会的 组织。1964 年12 月12 日. 开设了以年轻人为主的“大平政治教室”,聚集在 教室的人成立了“芳友会”,创办了《东京通信》、《芳友会志》等刊物,使大平 后援会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以神崎造纸厂的加藤藤太郎为首的三丰中学、高松高 商的校友们对后援会的活动给予了巨大支援。结果,在1967 年1 月的大选中,大 平获得了75076 票,以第一位当选,比第二位多出了35000 票。 大平也趁这个机会密切与家乡的关系。1967 年7 月19 日,他曾就家乡四国 与本州之间架桥的问题在国会建设委员会进行质询。他从日本经济的长期发展的高 度,论证了四国与本州间架设复数桥梁的必要性。当时在场的有许多记者和建设大 臣西村英一。听了大平的论证,西村惊奇地说:“想得非常开阔!”在这三年间, 大平除了读书充实自己外,还写了《回忆长子正树》一文,并出版了自己的《春风 秋雨》,由鹿岛研究所出版会出版(非卖品)。这部书主要回忆了池田政权的一些 情况。1966 年10 月,大平的次子大平裕结婚了。 1967 年11 月,闲居三年但并未消沉的大平正芳的命运,又来了一次大的转 折。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