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龟“毛座”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以后，戴笠陪着梅乐斯往全国各地转悠，建情报站，
设指挥所，办训练班，替美国海军陆战队物色登陆地点，顺便再视察一下军统局各
外勤区站以及公开机关的工作，时常忙得几个月甚至半年不回重庆，“家里”的日
常事务基本上都由毛人凤作主。

    这段时期（1943  年夏至1946  年春），郑介民、唐纵的地位仍在毛人凤之上，
但超脱的态度并没有改变。老郑自从正式叙阶陆军中将、当上军令部（由原参谋本
部改称）第二厅厅长后，对罗家湾的虚衔愈觉索然无味，要不是老蒋指派的副局长
兼职，要不是老婆贪图军统的物质待遇，早就想拔腿开溜了。眼下，碍着甩不脱的
牵扯，每周硬着头皮来一两回，或是主持总理纪念周活动，或是过问有关八路军、
新四军方面的情报。因为按照国民党谍报部门的分工，郑介民主管的军令部第二厅
和戴笠领衔的军委会调统局，都有负责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由于涉及八路军、新
四军的材料侦获不易，特工们常把一些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传闻，附会成情报，
蒙骗最高当局。戴笠好大喜功，明知有假，也不阻止，只求上报的材料不与军令部
二厅的袋袋出格太多、引起上峰的怀疑就行。所以特别关照毛人凤在呈报此类材料
之前，让郑介民看看，他点头了，再送。郑介民主管二厅，对这类情报也感兴趣，
每次到局里，毛人凤及时地送上事先备好的材料请他审阅。

    唐纵每周也至少去一趟罗家湾，但办事的风格与老郑大相径庭，凡是过问的事，
都要认真研究推敲，说出自己的见解，时时令毛人凤心生佩服。为此，凡是戴笠或
自己形成意见的文件，毛一般不让唐纵过目。有些比较难办或是还没有形成意见的
材料，就主动地就教于唐纵，落得个公私两利。

    郑介民体格魁梧，肤色黝黑，粗俗有余；唐纵清癯白净，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看上去一派斯文相，两人比之戴笠的悍狠猖狂，毛人凤的隐忍深沉，别具风格。有
些喜好评头论足的处长、主任们，私下里议论，说罗家湾里四个头儿，酷肖动物：
“老板”肖狗；郑长官肖猪；唐帮办肖白狐狸；毛人凤肖乌龟。

    说毛人凤肖乌龟，不乏影射毛夫人向影心招蜂引蝶、让老公戴“绿帽子”等艳
闻的含义。但更具想象力的，恐怕还是这段时期他以“柔软”之体，负重在肩的形
象。

    先说负重在肩。抗战后期，戴笠兼职越来越多，不在重庆的时间越来越长，替
戴笠看家的重任，便无可推卸地落到了毛人凤身上。与此相应，权力也伴随着责任
的加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自1942  年搞成上海实验区试点并予以推广建立实验区
制度以来，整个军统外勤工作的线头，事实上已绝对地捏在了戴笠及其代理人毛人
凤的手中。不要说局本部那些相关处室的头头脑脑，即便郑介民、唐纵，若非主动
过问，亦成局外之人。比如以毛万里为头子的上海实验区，要向上海地区布置新的
工作，只要事先拟出计划，经戴笠或毛人凤批准，就可分别通知人事、经理、电讯
等处。接着，管人事的便立即提供经毛万里审核认定的人事档案，移交给上海区人
事股。至于这些人派往哪里，担负什么工作，人事处一概不知。经费问题也是如此，
先由实验区的会计股出面一次性领取、用不着通过经理处履行手续，只要直接向戴
笠或毛人凤核销就行了。这样一来，诸多相关的处室就成了聋子耳朵样子货，失去
了实质性的权力。哪怕有些处长来头再大，名气再响，也无可奈何。比方说经理处
处长徐人骥，身为军统局八大处中唯一由老蒋“钦点”的角色，专门是派来控制戴
笠经济命脉的。谁知，戴笠自有搞钱的门道，并让亲信张冠夫做成了“大银行”中
的“小银箱”，不怕徐不给钱。后来，实验区制度推行，徐人骥连审计这一手也插
不进去了。又如魏大铭，原先领导的第四处是个独立系统，实验区制度一实行，外
勤的电台由他派，业务却管不着，所有的情报往来，全部通过姜毅英主持的机要室
译电科统一译码分流处理，而机要室的直接领导是戴笠和毛人凤，魏大处长便搁置
起来，成了“顾问”式的人物。

    毛人凤权力大到这个份上，“墙头草”式的人物，说什么也要在尊称上改一改
口吻，当面恭敬地称他为“毛座”。这是国民党军事系统里的一种风气。军事委员
会的委员长称“委座”；往下，总司令、部长之类就叫“总座”；军长、师长的就
叫“军座”、“师座”；厅长、局长的就叫“厅座”、“局座”。毛人凤是主任秘
书，难以称呼，奉谀者们便以姓氏冠首，创称“毛座”。

    毛人凤由贱而贵，深感荣耀挣来不易，如今到了这个份上，倍加珍惜，因此不
弃恭敬态度，依旧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范。而且随着权力增大，做“好事”施惠于
人更加方便。比如，有时戴笠亟需经费，迫得毛人凤把发工资的钱挪用了，只能在
会计室门口贴张纸，写上：因故工资迟发若干日的字样。



    可有些人急着用钱，等不了，就写个借条夹在呈报“毛座”的公文里。对此，
毛人凤总是有求必应，爽快地批个“可”字，然后去会计室换钱。

    相比而言，对上的谦恭更为突出，尤其是对戴笠。不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过
去，戴笠在重庆时，除了借一月一次的“总理纪念周”大放厥词外，还爱在各种场
合向特工们训话，都算是“教导”、“指示”。如今陪着美国人四处转悠，没机会
讲话了，便大写其信，内容多是任劳任怨、努力工作、通力合作、完成使命之类的
老套。对此，特工们早就听得耳朵起了茧子。偏偏毛人凤百读不厌，不仅在军统局
的内部刊物《家风》月刊上，连篇累犊地予以发表，还亲自动手，把戴的厚信一页
页地贴在大食堂的墙上，要大家饭前食后，好生阅读。戴笠写信喜用毛笔，字迹歪
斜粗大，一封信动辄十几、二十页，于是墙壁上的“老板”来信就成了罗家湾的一
大景观。有人犯嘀咕，说是既在《家风》上发表，为何多此一举？毛人凤以为，学
习原稿，观摩手迹，更能体会先生的良苦用心。到了1945  年8 月，日本宣布接受
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从广播里传出，罗家湾大院内正在开饭，满厅人齐声欢呼，饭盆
菜碗被抛来掷去，致使墙壁上的“老板”来信溅满了汤水、菜汁、饭粒。毛人凤心
疼不已，连呼惋惜，一些“黄马褂”见此不无嘲讽地说，“大毛”对于“老板”之
尊，已超过了校长对于国父。

    总之，乌龟匐匍，重负在肩，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到1946  年春戴笠飞
机失事，前后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毛人凤事实上是军统局全面工作的实际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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