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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属于哪一类人呢？走在小园香径上的季羡林问着自己。随即，答案就袭上心
头：他当然属于后者。于是，又联想起一些事情来。一次宋校长对别人说：“羡林
很安静！”“安静”一词令季羡林感触良深：宋校长不愧是北大国文系高才生，深
通国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他口中的“安静”，含义之丰富非他人所能望其
项背。借用王国维的说法，一着此二字，则境界全出，胜似别人的千言万语。然而，
季羡林智商情商都非泛泛，多少还懂点世故，聆听之下，心领神会；然而“安静”
二字让季羡林明白，握在他手中的那一只饭碗，则摇摇欲飞矣。

    自己的正直与木讷，不会夤缘奔竞，不屑与人勾结，同学会创建未成，让宋校
长失望等。原本充满诗意的小径此时诗意全无，郁结在季羡林心里的都是惆怅。一
个声音提醒他：离开吧！离开吧！这声音虽低，却似乎充满了自信，充满了豪气，
这是谁的声音呢？抑或，是自己的心发出的声音吗？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是，我季羡林面前一片沉沉
雾霭，又如何能够望尽天涯路？即使能够望到辽远至极的远方，我怎么看到的都是
迷惘呢？

    实际的情况是，季羡林当时的生活和处境是相当好的：教学上，师生关系甚欢，
学生呼声颇高。又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正做得顺风顺水。同事关系也
很融洽，颇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能够资以谈心……

    可是，我怎么竟生出这么多的惆怅呢？莫非，莫非，是那种病又发作了吗？即
使它真地发作了，私费公费两条都走不通，又如何能够理想得偿？

    小径上，花香处，鸟鸣中，蝶阵里，季羡林走着，走着，迷惘伴随着他。

    那年，季羡林二十三岁。

    时间是1934年。

    正当季羡林被出国留学热病毒侵袭的时候，正当他独步于幽径之上品着惆怅的
时候，正当他心急似火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正当他瞻前顾后觉得进退无门的时候，
一个好消息从天而降！

    这段看起来很饶舌的喜讯还是用季羡林《留德十年》的原句来说明吧！

    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
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一百二十马
克。条件并不理想，一百二十马克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相比之下，官费一个月
八百马克，有天渊之别了。然而，对我来说，这却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非抓住不
行了。我在清华名义上主修德文，成绩四年全优（这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我一报
名，立即通过。

    但随即，一对矛盾就开战了！

    飞来喜讯，不啻久旱逢甘霖，他的夙愿得以实现，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若不
是苍天的眷顾，又如何会有这绝佳的契机？

    就他叔父的家庭而言，家庭经济濒于破产，似乎毫不具备他出国的条件；从他
的家庭来说，亲老子幼，如果他又远走异国，全家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

    因此，狂喜之余，季羡林又不由得心忧如焚了。

    原来，1929年，季羡林十八岁时，已遵叔父母之命结了婚。

    季羡林的老家临清，有早婚的习俗，有的男孩子，十二三岁就做了丈夫。

    季羡林虽然还不到举行“冠礼”的二十岁，还没正式进入“成人之道”，但早
已超过农村普遍盛行的结婚年龄了。叔父当年把侄子从农村接到济南来，本来就有
两件任务：一件是培养他，以图将来为季家光大门楣；另一件是为季家续香火，生
儿育女，传宗接代。到了1929年，在叔父眼里，侄子的第一件任务完成得十分满意，
他在学校已经成了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前途十分光明。于是叔父自然就想起该完成
的第二件任务——结婚生子。按常情，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正值年少，学业初始，
对未来怀着无限憧憬之时，一般是不愿有家室之累的。但是，以季羡林当时寄人篱
下的处境而言，则是绝对无力反对这桩包办婚姻的。所以，当叔父提出婚事时，他
只得服从，接受这件“叔叔送给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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