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完成学业尝试回国(2) 关于口试和论文,就写这样多。因为这是我留德十年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所以 写多了。 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 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 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们心自问,自己并不 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 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 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 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 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 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 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 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有时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 有时候又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候熠熠闪光,有时候又晦暗不明。这使得 我时而兴会淋漓,时而又垂头丧气。一个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现在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国和家。山川信美非吾土, 漂泊天涯胡不归。适逢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南京汉奸汪记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公 使馆被迫撤离,撤到瑞士去。我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从那 里再设法回国。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张天麟那时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没有 办法可想。决心既下,就到我认识的师友家去辞行。大家当然都觉得很可惋惜,我 心里也充满了离情别绪。最难过的一关是我的女房东。此时男房东已经故去,儿子 结了婚,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里。我是她身边惟一的一个亲人,她是拿我当儿子来看 待的。回忆起来她丈夫逝世的那一个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门找医生,回家后 又伴她守尸的。如今我一旦离开,五间房子里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戚戚 惨惨,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听到我要走的消息,立刻放声痛哭。我一想到相处 七年,风雨同舟,一旦诀别,何日再见?也不禁热泪盈眶了。 到了柏林以后,才知道,到瑞士去并不那么容易。即便到了那里,也难以立即 回国。看来只能留在德国了。此时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虽然小的轰炸已经有了一 些;但真正大规模的猛烈的轰炸,还没有开始。在柏林,除了食品短缺外,生活看 上去还平平静静。大街上仍然是车水马龙,行人熙攘,脸上看不出什么惊慌的神色。 我抽空去拜访了大教育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E.Spranger)。又到普鲁士科学院去 访问西克灵教授,他同西克教授共同读通了吐火罗文。我读他的书已经有些年头了, 只是从未晤面。他看上去非常淳朴老实,木讷寡言。在战争声中仍然伏案苦读,是 一个典型的德国学者。就这样,我在柏林住了几天,仍然回到了哥廷根,时间是1942 年10月30日。 我一回到家,女房东仿佛凭空拣了一只金凤凰,喜出望外。我也仿佛有游子还 家的感觉。回国既已无望,我只好随遇而安,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同德国共 存亡,同女房东共休戚了。 我又恢复了七年来的刻板单调的生活。每天在家里吃过早点,就到高斯- 韦伯 楼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饭照例在外面饭馆子里吃。吃完仍然 回到研究所。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学生,办完了退学手续、专任教员了。我不需要再 到处跑着去上课,只是有时到汉学研究所去给德国学生上课。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读 书和写作上。我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我的博士论文所开辟的道路前进。除 了肚子饿和间或有的空袭外,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研究所对面就是大学图书 馆,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时甚至极为稀奇古怪的参考书,这里几乎都有,真是一个理 想的学习和写作的环境。因此,我的写作成果是极为可观的。在博士后的五年内, 我写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自谓每一篇都有新的 创见;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还不断有人引用。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 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日子虽然过得顺利,平静。但也不能说一点波折都没有。德国法西斯政府承认 了伪汪政府。这就影响到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居留问题:护照到了期,到哪里去请求 延长呢?这个护照算是哪一个国家的使馆签发的呢?这是一个事关重大又亟待解决 的问题。我同张维等几个还留在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严肃地商议了一下,决意到 警察局去宣布自己为无国籍者。这在国际法上是可以允许的。所谓" 无国籍者" 就 是对任何国家都没有任何义务,但同时也不受任何国家的保护。其中是有一点风险 的,然而事已至此,只好走这一步了。从此我们就变成了像天空中的飞鸟一样的人, 看上去非常自由自在,然而任何人都能伤害它。 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人伤害我们。在轰炸和饥饿的交相压迫下,我的日子过得 还算是平静的。我每天又机械地走过那些我已经走了七年的街道,我熟悉每一座房 子,熟悉每一棵树。即使闭上眼睛,我也决不会走错了路。但是,一到礼拜天,就 来了我难过的日子。我仍然习惯于一大清早就到席勒草坪去,脚步不由自主地向那 个方向转。席勒草坪风光如故,面貌未改,仍然是绿树四合,芳草含翠。但是,此 时我却是形单影只,当年那几个每周必碰头的中国朋友,都已是天各一方,世事两 茫茫了。 我感到凄清与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