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上的洗礼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所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它是一次普
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是无产阶级思想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
运动，是打破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

    经过这次整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
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得到空前的加强，我们的党由此成熟起来，从而领导中国人
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如此，这次整风，
教育了从大革命时期到抗日时期投身革命的几代共产党人，使之胜利地肩负起领导
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任务。这次整风，还以其独特的创
造和成功的实践，为以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巨大的精神财
富。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延安整风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发扬。

    延安整风是我入党以来所参加的第一次整风，也是我参加革命队伍五十多年来
接受的第一次最为系统的理论教育、思想教育、路线教育和党性教育。

    如同所有参加过整风学习的同志一样，我在整风中受到的教育是深刻的，收获
是很大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收获，就是减少了盲目性，增加了自觉性。
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认识，对于党的历史、党的路线和党的领袖的
认识，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和前途的认识，对于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的认识，较之过
去都清醒一些、全面一些、自觉一些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经过整风学
习，我搞明白了产生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弄清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
义的危害，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掌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在党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多次出现错误路线，产生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是什么？
如何认识和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识和处理好这个问题有什么重要性？对马克
思主义应持什么态度，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具体化、中国化？对于这些事关党的指导
思想、事关中国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在整风之前我是不甚清楚或缺乏思考的。这
一点，正反映了当时自己思想上的盲目。

    在整风中，党史央、毛主席把这些问题鲜明而又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让大家
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去学习，去思考，去明辩是
非、端正思想。整风运动始终围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一中心内容和主要任
务进行，并着重反对对革命危害最为严重的教条主义。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两个报告中，淋漓尽致地批
判了不从实际出发，只从主观愿望出发，或只从书本出发，或只从外国经验出发的
主观主义；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
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指出主观主义违背马克思主义列宁定义的“理论和实际
统一”的基本原则，采取一条“理论和实际分离”的原则，害己、害人、害革命，
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的态度，是共产党的大敌、工人阶级的大敌、人民的大
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强调要采取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要
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为了帮助人们澄清模糊观念、
从教条主义的迷惑和束缚中摆脱出来，毛主席在报告中还专门对什么是理论家、什
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为了在全党倡
导实事求是的作风，毛主席特意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我们联系左、右倾路线给党所造成的危害，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和其它整风文件，
反对主观主义，批判教条主义，受到了一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教育，大大地明
辩了是非，端正了思想。这个教育对我一生都是重要的，在当时许多方面都是带有
启蒙性的。整风之后，我懂得了主观主义正是我党历史上几乎把中国革命事业葬送
掉的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懂得了王明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
是一个只知背诵马列词句、根本不懂马列主义、根本不懂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者；
懂得了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解决中国革
命的实际问题，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从延安整风到现在的50  年间，毛主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的讲
话，犹如晨钟暮鼓，经常响在耳边。我总是告诫自己在工作中，一要注重学习革命
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防止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二要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
一切从实际出发；三要力求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
实践结合起来，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同自己所在单位的实际、自己所主管工
作的实际结合起来。我在后来工作中用以自律的这么三条，追溯起来，正是延安整
风的产物。

    第二，经过整风学习，我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加深了对毛主席
领导正确性的认识，从而在思想上对毛主席的领导更信服、更坚定了。

    我们这支部队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始终与党中央分隔两地，孤军苦斗，直到
长征结束才与中央会合到一起。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是在1937  年
5 月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我第一次接触毛主席的文章也是这一年在陕西富平县的觅子镇，读到上级发下的毛
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油印本，印的质量不好，字迹看不清。1940 
年春在晋西北的方山县圪洞镇，上级又发下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由于部队正
在打仗，对抗日战争究竟要打多久心里没数，因此学习很认真，一有时间就拿出来
学，从此对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和他的军事思想有了认识。这年秋我又看到了毛主席
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我到延安特别是到中央党校学习、工作的这几年，毛主席作为党校校长使我们
经常可以直接聆听到他所作的报告。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
习》、《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是我们必读的重要整风文件，我
们通读、精读了一遍又一遍，联系实际来学习。



    在整风中，除了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讲话和著作，还对党的历史和路线进行了
重新学习和总结。这样一来，我对毛主席的认识加深了，看到在党的历史上左、右
倾错误路线都给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只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把中国革命
引上了胜利前进的道路。我看到毛主席不光是有实践，为中国革命解决了一系列重
大的实践问题，有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实践；他还有理论，有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的理论；而且他的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中国化了的理论。
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产物就是毛泽
东思想。它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思想武器。延安整风时期，
也是全党同志认识并接受这一思想的时期。1943  年，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在为
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讲：“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
着整个党的历史时间，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
什维克的路线”。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当时全党同志的共同心声。可以
说，延安整风之后，我对毛主席的领导是坚信不疑的了。即使是在他晚年错误地发
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身陷囹圄多年，但对他从思想上感情上也仍然没
有动摇过。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十分正
确和英明的决议。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应该一代代地传下
去。

    第三，通过整风学习，我掌握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解
除了一个在思想上一度困扰自己的问题。

    贺龙同志是我的革命引路人，是我们这支部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我是在贺龙
同志的关怀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是抱着“拿起刀枪跟贺龙”的思想参加革命、参
加红军的。

    开始我只是把贺龙当作一个了不起的个人英雄来崇拜，“贺龙怎样做我就怎样
做”是在我头脑中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即使在远离贺龙、远离红军主力的游击生活
中，因为坚信“贺龙一定会回来”而苦苦坚持着；在左倾路线导致党组织和政治工
作被取消、根据地全部丧失的绝境中，因为抱着“跟贺龙走就一定有出路”的思想
而支持着。以后随着左倾错误的逐步纠正，随着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的逐步恢复，我
对党的认识和信仰真正确立起来。长征结束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我在思想
上、政治上打开了眼界，相信党的领导超过了崇拜个人英雄。

    但是在这以后，在怎么样看待贺龙的问题上，党内有的同志有过一些这样那样
的看法，或指责贺龙是军阀主义，或指责2 方面军是贺龙个人的部队，由此也牵扯
到我们一些跟随贺老总多年的老部下。有的同志被作为“军阀主义”的代表挨了整，
我和一些同志则被用作指责贺老总“任用亲信”的话柄。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贺炳炎曾赌气坚决要求离开这支部队。

    我俩对关向应政委发牢骚：“我们是为党为革命工作的，不一定非要跟着贺龙
不可？我们可以离开嘛！”接着我又补充说明一句，“没有贺龙，我廖汉生现在还
不知道干什么呢？我们桑植那个地方有枪则王，也许没法活下去，我早已被逼上梁
山去了。”这是气话，也是心里话。

    由于这时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一方面对于那些对待贺龙同志的片面认识不能
予以理直气壮的反驳，另一方面还不能把服从党的领导与跟随我所崇拜的英雄较好
地统一起来，因此我在思想上一度感到矛盾和困惑。

    延安整风学习中，120 师的同志在总结从红军时期到抗战以来的历史的基础上，
统一了对贺老总的认识。我对这个曾经一度困扰自己的问题，则用整风中学到的历
史地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作了较多的思考。对贺老总究竟应该怎么看？他的主流
和本质是什么？经过思考我认为，毛主席在1938  年讲的贺龙同志革命坚决、对党
忠诚、联系群众这三条，就是他的本质和主流。

    对这三条，我跟随他多年，体会尤深。

    贺龙革命坚决，那是有史可证的。从他两把菜刀闹革命起，他就追求真理，追
求革命。他拉队伍、搞武装，从来就不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而是为贫苦人打天
下。他投身革命是有理想、有主义的。穷人要翻身，究竟怎样翻法？为了这，他跟
过哥老会，打富济贫；跟过中华革命党，搞二次革命；跟过孙中山，反军阀、反列
强；也信过克鲁鲍特金，信过无政府主义；最后他跟定共产党，献身工农革命。当
他家老屋被烧、祖坟被挖、亲人被杀时，他没有动摇过；当族人骂他、敌人诱他时，
他没有动摇过，当队伍丢了、人枪散了时，他也没有动摇过。垮了再干，再垮再干！
硬是有那么一股百折不挠、万死不辞的坚决劲。

    贺龙对党忠实，那是有目共睹的。在共产党最倒霉、被杀头的时候，他一个堂
堂军长、一个非党人士，不顾个人安危，不惜高官厚禄，毅然率部参加了南昌起义，
加入了党。从那时起他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并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把自己磨
练成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领导的这支部队长期与党中央分距两地，但他总是坚
决执行党的指示，自觉服从党的领导，他把自己带出的部队始终看成是党的队伍。
他不止一次他说过：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自己如果调
动工作时，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的人能够很快地把军队带得很顺手，否则自己心中
是不安的。在他的身上表现出特别坚强的党性。

    贺龙联系群众，那是有口皆碑的。他视人民如父母，视战士为子弟，无论何时
何地都能够同甘共苦，生死相依。他襟怀坦白，顾全大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从不搞个人或山头的小圈子。我们这支部队是贺老总从家乡搞起来的，自然会有一
些干部是他的亲戚和老部下，但是贺老总对我们这些人非常严厉，批评也比较多，
而对一批批外来干部却相当和气，讲究方法。

    因此，贺龙同志不仅是一个从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而且是一个有
着高度党性的、时刻把自己牢牢置于党的领导下的忠诚战士；他不仅是一个能征善
战的军事将领，而且是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的党的坚强领导者。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大家跟随贺龙干革命，实际上就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当然，他不是没有缺
点的，毛主席在整风时还讲过自己有缺点，问题是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支
流不看主流，过去有些同志对贺龙同志的看法是片面的，违背辩证法的，不符合实
际的。

    在整风中间，我对贺龙同志的认识，由过去带有较多感情色彩的感性认识上升
到了能够深入本质的理性阶段，在思想上解决了服从党的领导与服从坚决执行党的
路线的群众领袖人物的一致性，我的思想从此坦然了，再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困惑
过。以后，不管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的这种态度始终没有改
变。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得知我长期跟随的贺龙元帅被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
害致死时，我内心的悲愤和沉痛是用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的。

    第四，通过整风，我去掉了长期存在的自卑感，增加了自信心。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有种自卑感，认为我们红2 军团的干部比其他部队
的干部水平低。因为在湘鄂西时期红2 军团的党组织被解散过，政治工作制度被取
消过，大批干部被当作“改组派”杀掉了，所以我们在党的建设、政治建设和干部
水平上，远远不如别人。在与6 军团会合时我就产生了这个观点。以后与1 、4 方
面军会合又看到，4 方面军虽然出过张国煮闹分裂的乱子，但是他们的部队扩大得
很多；1 方面军是党中央直接指挥的，有那么多中央领导同志长期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出的干部很多。这个观点在我头脑里扎得很深。经过整风学习，一方面，是自
己确实在延安的窑洞里取到了一些“真经”，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水平有了一些提高。

    另一方面经过在党校接触了许多来自各个部队的干部，我看到各个部队战斗经
历虽然各不相同，但发展历史都差不多，遭受过错误路线破坏的不仅是我们这一支
部队，而是整个党、整个红军。每个同志理论水平、思想作风各有特点，但成长历
史也都差不多，从整体上看并不存在2 军团的干部就比其他部队的干部要落后一些。
每一个人，每一支部队都各有长处，各有短处，经过努力学习和锻炼，短处是完全
可以转变为长处的，盲目自卑是没有根据的。

    当我告别党校重返前线的时候，我已经树立起自信心和自豪感。

    延安四年，我经历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从一个比较盲目的革命者转变成一个比较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延安四年，使我受
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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