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4）

    早在大学时代，李敖就十分向往做一个“文化商人”，既有钱，又能出书，传
播文化思想，从事文化事业。“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动作，
形成思想大围标，本是我学生时代的计划。”如今，他把这一计划真正用在了《文
星》杂志和文星书店上，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效果。

    以论战之后的香港书展（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７日到６月８日）为例：台湾参加
展出的单位共有２２个，展出册数２７４００册。而文星一家就独占了２４５３５
册，是总册数的８９．５４％。换一种说法，就是文星在参加书展的图书总数中，
占了约９０％的地位，剩下的１０％，才是其他２１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
文星书店几乎通吃的局面，使国民党的宣传与出版业黯然失色。

    李敖主编的《文星》主张走现代化的道路，具有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
斗等鲜明色彩。这一系列特征，使“官方”慢慢得出推论：《文星》是“卖国”者、
是汉奸、是“匪谍头子”、要走《自由中国》的路、是生活书店翻版、是叛乱、协
助台湾独立、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等）、鼓吹两个中国言论、“在海外通共”、
“为中共宣传，与中共隔海唱和”、影响民心士气、诬蔑先烈和元首、推翻法制、
反对当局、反对国民党……因此，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之后，官方眼中钉的
递补者。官方大搞罗织之法，李敖气愤地说：“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
；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
迫殒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在保守势力的围攻下，西化派被戴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最后发展到人格
攻击和谩骂，理论层面上空对空的辩论亦是众说不一的重要原因。到了１９６４年，
论战已趋尾声。在这一年，李敖将他在文化论战中的几篇文章编为一书出版，书名
为《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其中《介绍我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一
文中，作者称我们这个民族是“不长进的民族”，人们“灌着一脑袋‘僵尸思想’”，
以致“在许多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到底是活在现代呢还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
生呢还是根本就是活死人？”并说：“真正肯为中国文化思想趋向求答案的人，他
们必定愿意做一个战士，去打几场漂亮的仗，乃至准备打一场勃朗宁（Ｒｏｂｅｒ
ｔ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所谓的‘最好的又最后的’（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一场仗。他们可能被暂时封住嘴、锁上腿，可是他们永远不会
失败或死亡——这样的战士不会失败，十字架上的人物不会死亡。” 

    为信仰和真理而战，他在所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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