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南昌起义

    汪精卫集团以“分共”名义叛变革命后，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更加险恶。七月十八
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初步作出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随后，许多共产党员
离开武汉前往九江，林伯渠就是其中之一。

    七月十九日，奉中共中央之命，李立三、邓中夏到达九江，召集在浔的谭平山、恽
代英、聂荣臻、叶挺等，举行座谈会，进一步讨论了政局和武装起义问题。会议分析了
张发奎的态度，认为他已日益右倾，与他合作回广东，很少可能，甚至有被三、六、九
军包围完全消灭的危险。因此提出了应当抛弃依赖张发奎的政策，“在军事上赶快集中
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
建立新的政府”①。会议并决定由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同瞿秋白商议，将上述主张报
告中央，请求中央尽快作出决定。瞿秋白也完全赞同李立三的主张，并于七月二十一日
回武汉，向中央报告。就在李立三等在九江举行会议的当天，林伯渠遵照中共中央的指
示，与吴玉章等秘密乘船东下，驶抵九江。随后移居庐山。林伯渠在庐山出席了李立三
召集的讨论武装起义的会议。当时，林伯渠的堂叔在英国人开设的饭店仙岩客寓当大师
傅，会议在他的厨房里举行。他们用围裙遮起窗户，点起蜡烛，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
题。参加这次会议的约有十来个人。②

　　①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南昌起义》（资
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８页。
    ②《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３—５４页。

    差不多与李立三等在九江、庐山讨论武装起义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决定了对张发奎
的态度：如果张发奎坚持拥护汪精卫的立场，即与他脱离关系，并在九江将其解决。因
此，当瞿秋白向中共中央报告九江诸同志意见时，中央即表示赞成他们的主张。同时，
中央还决定组织党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周恩来
为书记，代表党领导这一次起义。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到达九江，向在九江的同志传
达了中央的决定，经过再次讨论，决定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一方面派邓中夏携带
暴动的详细计划，回武汉向中央报告。二十七日，周恩来同李立三、谭平山等同赴南昌，
正式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在南昌，周恩来等吸收贺龙参加，成立了公开组织暴动的国民
党特别委员会，准备发动南昌起义。

    这时，武汉国民党当局已经发现四军、十一军和二十军内部不稳。二十九日，汪精
卫、张发奎等蝟集庐山开会，决定严令贺龙、叶挺将开抵南昌的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
江市党部等单位，在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被邀参加这次会议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
迅速将此紧急情况告知共产党人，建议恽代英等火速离开九江。当日，恽代英来到庐山
牯岭，约林伯渠、黄日葵、吴玉章、章伯钧等去南昌。他们立即下山，除吴玉章留在九
江接应准备到南昌的中共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外，其他人从沙河站上火车，迅速驶向
南昌。①在南昌，林伯渠下榻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这里是中共许多人员
落脚的大本营。前委书记周恩来曾在这里召开过前委扩大会议。林伯渠根据周恩来的指
示，和徐特立一起利用旧友关系，去做争取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的工作。姜是湖南长沙
人，随北伐军来到江西，先后任省政府财政处长、建设厅长和民政厅长等职。这年六、
七月间，朱培德离开南昌，省主席一职由姜济寰代理。七月下旬，江西处在暴风雨前夕，
朱培德曾派亲信专程来南昌，企图拉拢姜济寰跟他走。林伯渠和徐特立为了争取姜济寰，
住进姜公馆，数次与他长谈，说明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得人心，必然
失败，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救国家民族。他们推心置腹要姜济寰审时度势，前进而不
倒退。姜济寰毅然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②。



　　①章伯钧：《永远被中国人民记忆着的“八一”》，《南昌起义研究》，第１３０页。
    ②姜治方：《集邮六十年》，《湘江文艺》，１９７９年第８期至１９８０年第６期。

    八月一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当天，林伯渠与当
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不在南昌）、谭平山、吴玉章、恽代英、董用威（即董
必武）、于树德，夏曦、邓颖超、高语罕、杨匏安、许甦魂、谢晋、江浩和韩鳞符等共
产党人，以及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共二十二人，联合发表了
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①。“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
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指孙中山）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
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的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最后严正宣告：今后将同一切假冒国民党革命名义者
奋斗到底。

　　①南昌《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

    同日，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林伯渠是二十五个委员之一，且兼财政
委员会主席，姜济寰仍为代理省主席，第二天下午在庆祝起义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参加
了宣誓就职典礼。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恐，急忙下令围攻。起义军决定南下
回广东，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整旗鼓，再次举行北伐。八月三日至七日，部队
陆续撤出南昌，沿着赣东山地向南挺进。

    这时正值三伏天气，暑气熏人，赣东又多崇山峻岭，道路崎岖。而须发已斑的林伯
渠同年轻战士一样，精神抖擞地翻山越岭，跟着一群青年男女唱着“我们是工人和农民
的少年先锋队”。上了年纪的人，歌声自然不那么优美，但他还是不停地唱着，用那不
大成调的歌声来鼓舞士气，调剂疲劳。一位年轻而又顽皮的女同志，见了他那神态，笑
着高声地喊起来：“喂！林伯渠同志，你应该唱‘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老年先锋’。”
她把那个“老”字说得特别响亮，大家轰然大笑，林伯渠也乐哈哈地笑起来，还得意地
摸摸自己的胡子。

    部队向南行进，经过临川（今抚州）、宜黄、广昌、瑞金等县时，革命委员会均任
命林伯渠为各该县县长①。林伯渠分别用县长名义发出安民布告，号召人民群众支援革
命军队。

    林伯渠任财政委员会主席，肩负着为部队筹款的重任。革命委员会刚诞生时，曾就
财政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在原则上要根本改变以往旧部队每到一地即行通过旧政府
或商会提款、派款和借款的财政政策，将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者阶级
上去，并且决定立即废除厘金及其它苛捐杂税（这一点当时已有反对意见）。当时，财
政委员会没收了江西中央银行的现金，连同其它共约有近三万元款项，可要供给一支近
三万人的部队，却是管不了几天，到了临川以后，军饷和给养即发生了困难。纸币不能
流通，急需设法筹办银元等现金。于是又展开了财政政策的大讨论。

　　①黄霖：《从武汉到汕头》，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６８—６９页。

    很多同志主张完全抛弃旧的政策，从现在起就对土豪劣绅和其他反动派采取没收和
罚款等办法，如若不然，则不单与旧部队筹饷无异，并将动摇我们建立工农政权、镇压
土豪劣绅等根本政策。林伯渠、谭平山等鉴于当前部队在长途远征，军情紧急，地方情
况不明，政治环境复杂，没收征发工作毫无经验，认为在这种特定条件下，不妨权且采
用旧的办法，以利部队的行进。

    两种意见争论的结果，决定采取新的财政政策。可是一到实行的时候，却又困难重
重。因为赣东一带农民运动未曾兴起，谁是土豪劣绅、反动派，一时难以调查清楚，而
旧的办法又确实可以筹集一些现金。因此，从临川到瑞金路上，筹款方法极为混乱，行
至福建汀州，由于商会承认筹款，便放弃了惩办土豪劣绅的办法，结果，商会在城乡各
地大肆派款，连自耕农和小杂货店主也派十元、八元，而家财十万的富豪也不过出三、
五百元。于是，革命委员会又决定完全摒弃旧的方法，并组织一个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
理一切，但是到了广东潮汕，又放弃了这一作法。因为：第一，考虑到大规模的没收征
发可能惹起帝国主义借口干涉；第二，潮汕是岭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规模没收
征发的结果，将使商业停顿，秩序混乱，反动派可能借此大肆造谣；“于是财政政策一
仍旧贯”①，还是采取林伯渠、谭平山等人的意见，暂时沿用旧的办法。战时经济委员
会也从此夭殇。

　　①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第４０页。

    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损失惨重。十月三日，撤至广东普宁县属
流沙。随后，部队领导成员在流沙天后庙举行紧急会议，林伯渠和谭平山、李立三、恽
代英、彭湃、贺龙、叶挺、吴玉章、郭沫若以及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等人，出席了
会议。会议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央指示决定：武装人员要尽可能地集中、整顿，转移到
广东北江和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战斗；非武装人员愿留则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由

当地党组织物色好农会会员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去香港或上海。根据党的这一
决定，林伯渠与贺龙、刘伯承、吴玉章、彭湃诸同志，于七日来到海陆丰地区，然后分
头化装潜入香港。

    林伯渠从碣石港出发，坐舢板船驶抵香港后，见到了周恩来等同志。据照料周恩来
在九龙养病的范桂霞回忆，周恩来是十月下旬到九龙的，养病半个多月后，即在香港召
开了一连串的会议。会议是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举行的，她先后见到彭湃、瞿秋白、林
伯渠、阮啸仙、李立三等同志出席会议。①

　　①《广东文史资料》第２９集。

    林伯渠在香港不能久留。因为蒋介石为讨好帝国主义，厚颜无耻、颠倒黑白，把北
伐军进入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一事，说成是第二军和第六军干的，诬称林伯渠
是“宁案罪魁”、“国际要犯”，悬赏缉捕。

    当时，共产国际有人在香港。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同志确定林伯渠到莫斯科去。为了
等待去莫斯科的机会，他首先潜回上海。

    在上海，他深居简出，等待时机。他的二女儿林秉衡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父亲
常避居亲戚家中，我发现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表现出愁闷的样子。留在上海这段
有限的时间里，仍按他的老习惯，不断阅读各种书报杂志，有理论的，文学的，还有那
些左翼的刊物。只要是当时新出的书，从报上看到广告，就让我堂姐哲明去买。他自己
是不能随便上街的。”

    林哲明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冬在上海又见到叔父。他是在南昌起义部队进占潮汕
失败后秘寄来到上海的。那时我们住在法租界里，郭沫若、蔡畅、张太雷和夫人、张国
焘等人经常来家和叔父商谈事情。当时大家都是假装亲戚身份来联系的。”①

    林伯渠后来在自传中也谈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经党中央指定与蔡和森、李立
三、张国焘同往（莫斯科）。那时交通困难，两次在沪上船不果，商定要我先试从日本
走，我遂到日本西京。”②

　　①林哲明：《胸怀高洁淡素秋》，《广州日报》，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②《林伯渠自传》。

    一九二八年春林伯渠到日本后，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误以为他是唐生智，要逮
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幸好得到两个世侄邓孝纯（即邓伯粹）和林定平的掩护，赶紧给他
办好去欧洲的护照，在买好船票后，连夜护送他去毅贺港上船赴海参崴。林伯渠在海参
崴等了两三个月，才到达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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