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

    生命自有奥秘，而汪曾祺先生的逝世，我认为是寿终正寝。汪朝回忆道：

    爸于1997年5 月11日消化道大出血，5 月16日去世。住院期间，看上去病势
已渐渐缓和，我们只告诉了不多的几个人。林叔叔闻讯接连两天去看他。一对老
朋友又凑在一起了，不过一个是坐着，一个却躺着，口鼻中还插着管子。他们大
概都想到了什么，又都没有说。爸去世当日，我回到家，第一个电话就打给林叔
叔。我关上房门，压低嗓音，以免躺在隔壁的妈听到。林叔叔却在电话的另一端
失声叫道：“啊！怎么会这样！”那一刻，我强压着哽咽，发不出任何声音来。

    告别仪式那天，林叔叔没有去。头天他已经和几个年轻作家到医院太平间去
看过爸。他特意到家里来，和我们的二姨一起守护着卧病在床的妈。他们装着若
无其事地陪妈说话，这是比参加告别仪式更艰难的事。

    文中说到“他已经和几个青年作家到太平间去看过爸”，青年作家是指李陀、
余华、史铁生、李锐和何志云。那天还有高邮文联及亲属等人。值得一提的还有
一人，是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

    尽管林斤澜通脱世事人生，汪曾祺的死还是让他感觉到强烈的沉痛。你只要
读一读《纪终年》，你就会感觉到这种沉痛。《纪终年》一反林斤澜构思精深、
行文简约的特点，“流水帐”一般写了近八千字。近八千字，是林斤澜复出后散
文唯一的一篇。写汪曾祺最后一年，特别是最后几天的事，用的全是记述，没有
抒情，也没有议论，字里行间是友谊，看得出贯穿全文的气脉是两个字：沉痛。
《纪终年》中，林斤澜写到听闻噩耗（我用这个词，林斤澜可能不会喜欢）后等
两段文字，我还是抄录于后：

    十六日中午，汪朝来电话，立刻想到有新情况，但汪朝的声音镇定。说上午
八点钟还要眼镜，要看书。十点钟再次出血，这会是便血。我知道医生有言在先，
出血就没有办法了。不觉失声叫道，怎么会这样！汪朝静默，再说什么不知是我
没有听清还是她说不清楚了。

    ……

    我这里电话不断，有本地有外地，有在旅途的，有辗转打过来的，有饮泣不
成声的，有埋怨诸多，有建议……归总说给汪朝，她说有些“抒情的”怕做不到，
有些学术性的从长计议。一并附记文末。

    这之后，林斤澜又写了《< 纪终年> 补》、《关于猫》、《纪念》、《安息
》、《呼唤新艺术》、《淡绿嫩黄》等纪念和褒扬汪曾祺的文章。《安息》一篇
是美文，是林斤澜散文精品之一。写汪曾祺夫妇骨灰墓葬，以及汪氏后代群像。
林斤澜还作了《“若即若离”“我行我素”——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前言”
的写法别具一格。林斤澜用了十五组文字，每组中把汪曾祺的原话放在前边，自
己的放在后边。后边的是对前边的说明、补充、阐述、拓展。展示汪曾祺的创作
历程、特点和意义。这种“亦步亦趋”的写法，“不但是出于苦心，而且确实是
‘孤诣’。”

    林斤澜用“前言”两字，而不用“序”字。而且，“前言”作者署名的后面，
林斤澜添上了两个字：“整理”。我拿这个问过林斤澜，林斤澜说：“依汪曾祺
的成就，他的序不应当由我来写。可出版社和家属确实找不到合适的人，即使有
合适的人，也免不了敷衍。他的子女问我，我就说：‘我来吧’。——我写这个
前言很用力，动了不少脑筋，费了不少时间。”

    忽然想起，我有一次在北京对林斤澜说，李国文的杂文写得不错，林斤澜默
然。在我的经验里，我说到某某人不错的时候，林斤澜总是说：“当然不错，当
然不错。”今天怎么会默然呢？疙瘩一直在心中。2003年，我终于明白了，原来
是汪曾祺在世时，李国文在《中华读书报》和《随笔》上，两次说了大意是这样
的话：“一个当年写样板戏的人，现在红了。”林斤澜对我说：“在那个特殊的
年代，江青叫谁干，谁敢不干呢？这样说当然是错的。我把这事对燕祥说，燕祥
只说：‘李吃的苦太多，不能平心静气。’”

    写好这一章，我无端地想到给白居易写《白公墓碑铭》的李商隐。似乎林斤
澜就是李商隐，汪曾祺就是白居易。

    我为什么有林斤澜像李商隐、汪曾祺像白居易这种想法呢？

    不知道。

    我一下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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