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

    但，浩然并没有客观地反思文革，更没有好好地反思自己。林斤澜说：“1983
年，北京作家到市委党校学习，联系实际谈创作。有人说到文革用了‘浩劫’一
词，浩然发话，对浩劫两个字接受不来，说是‘十年动乱’还能接受。这就在会
上引起争议，有几个作家提出质疑。我记得浩然解释说：‘又没有抢劫谁，怎么
用’浩劫‘两字？’——浩然也许懂得、也许不懂得‘浩劫’是什么意思，‘浩
劫’的劫是劫难的意思，不是抢劫的意思。端木蕻良坐在我的面前，摇头，低声
自言自语：‘太惨了，太惨了……’”太惨“指语文水平？指留恋文革？端木的
话含意是很多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浩然有与文革一损俱损的心理，有对文革要从轻发落的心理。慢慢地，他的
尾巴松开来了，翘起来了。他在《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一文中有言：“我在
‘文革’期间，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这话可能会懵了全世界的人，
“贡献”在那里？是否斗人还不够惨烈，是否没有把老舍当场打死在文联里头？
是否同江青的关系还不够紧密，没有弄个文化部部长或副部长当当？

    浩然说：“我是一个奇迹，一个亘古未出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
国农民……成为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浩然还说：“农民政治上解放
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并自封为“农民中
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有人著文问浩然了：农民1960年前后饿死几千万，
你浩然做到“农民饿死我饿死”没有？很长时间里有农民吃不饱，穿不起裤子，
你浩然先生做没做到“农民没裤子我没裤子”？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农
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同吃一桌饭，出入有直
升机，生了病住北京三零一医院（高干医院），你浩然代表得了农民什么？

    林斤澜说：浩然曾经在一次会上，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其中一条叫“反其
道而行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现实里，不见好人好事，只听到或看到不好的
事情，于是倒变过来，成了好的一面，你理想的样子。比如，看到售货员态度恶
劣，浩然一变，售货员笑容灿烂，又周到又贴身。又比如，农民怠工，干活“疲
拖”，浩然一变，变成争先恐后——即江青干将于会咏所谓“没有更好，海阔天
空！”“倒过来”的思想，成了风行的逻辑，走入文艺阵地。有人写了反右小说，
有人写了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的小说，出书时政局大变，说：“不要紧，倒
变过来就好了。”——不但离开了文艺，而且离开了常识。

    浩然说：“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包括《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
之战》……）后悔过，相反，我为她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有人
指出：浩然的作品一直贯穿着阶级斗争，“左”的路线害苦了中国人民，浩然还
回味什么呢？浩然对“以粮为纲”、“统购统销”之类极左农村政策，至今坚信
不移，深信富裕是修正主义，贫穷是社会主义，真是匪夷所思。再，我国农村什
么时候开始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不是浩然描述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
类的“一大二公，穷过渡”的五六十年代，也不是浩然按照江青旨意创作“农业
学大寨”的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的，“阶级斗争”空前高涨的七十年代中期，
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林斤澜说：“浩然的作品当年读者很多，但浩然的文学观里没有文学，也可
以没有语文，然而很固执。——叶圣陶是前辈语文专家，他的长孙诗人叶三午对
我说：伏天，叶老挥汗为《艳阳天》修理错别字语法。他站在老人身后打扇，老
人一边坚持，以边叹气”。

    我觉得作为作家的浩然，非常顽固。一个怀着悲悯情怀的、站在人民一边的、
对历史负责的作家不是这样的。作家不是跟屁虫或应声虫，作家不是镙丝钉或工
具，作家决不能把臭说成香、把假说成真、把错说成对、把丑说成美。作家应该
为民众歌哭，富有忧患意识、批判意识，以促社会的前行（即鲁迅先生所说“变
革现状”）……

    我看十七年的长篇小说，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最见功力。改霞，特
别是梁三老汉，形象鲜活，呼之欲出。地域乡土色彩极为浓郁，叙事扎实，议论
精辟，常见妙笔。但，《创业史》无法成为杰作，大作家终被时代局限，图解了
政策：集体所有制必将代替个体所有制。这样的遗憾，在水平接近的周立波那里
也可以见到。遗憾的作家太多太多，谁都明白，不必赘述。

    林斤澜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浩然出现不少阶段性的变化。最突出的一点，
是作品没有了，权欲大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一次看似重大的会议上，浩
然说：“要把文艺事业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作家要重新组织，整理阶级队伍。”
（这是参加会议的赵大年告诉林斤澜的）——经过各种运动的人，该知道“整理
阶级队伍”意味着什么，令人不寒而栗。后来时局发展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但，
浩然的话在听者心中，已永远不能抹去。这是浩然的极端表现。

    后来，和刘绍棠争当北京市作协主席，非常起劲。

    我看到一篇浩然访谈录，文章的结尾颇具意味。摘抄下来，附带交代，访谈
的时间，是1998年。

    ……

    “这些年来，确实有孤独的感觉，也很少能够进入评论家的视野。我也有意
识地远离文艺界，主要觉得跟他们没有交流的语言。现在的很多东西我已经无法
理解了。包括现在一些作家写的东西，我看不懂。”

    采访结束后，浩然坚持把记者送到门外。他的家静静地伫立在一片漂亮的独
家小院中。浩然告诉我们，邻居们都是三河的农民，很富裕，很有钱，或者说都
是暴发户，住在这里他感到很压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记者不解，“几十年来，您不是一直盼望着
农民兄弟们过上好日子吗，如今他们终于富起来了，您怎么反而觉到压抑呢? ”

    “他们都是靠着倒卖建材先富起来的，”浩然说，“更多的农民不这样”。
我们问：“在您心里是否和那些粘着泥土味儿的农民更亲，跟他们更认同呢? ”

    浩然沉默，然后微笑。

    1997年，刘绍棠去世。

    “倘若不跟浩然争当北京市作协主席，刘绍棠还死不了，”林斤澜说。

    “这有什么意思呢？作家靠作品说话，为了一个官号，搭上一条性命，太不
划算。”我说。

    “他肝腹水，坐在轮椅上，夫人推着。那时，他除了作协的事，还开‘两会
’。忙得不得了。我跟他说，静心养病。他向来听不进人家的意见。我曾和人私
下商量，主席设个虚的也可以。他不同意，跟人说：‘我不当，难道让浩然当吗？
’”林斤澜说。

    “他争得这个作协主席了吗？”我问。

    “他是个豪放坦荡、意气用事的人，写作勤奋，以多取胜，是多产作家。大
会通过了。可是上任的时候，他却死了。”林斤澜说。

    “那么，后来谁当主席呢？”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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