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二

    他的儿子肺炎住院的时候，我们把他清进了公安局。终于，他招出了王俊杰
“在瑞安西门鱼行里”。我即带着侦察员提王楚直奔瑞安。我对王楚说，不依我
说的办，第一个“嘣”了的，就是你。

    到了西门鱼行，我即单独和王楚上楼。王俊杰一见我，立即跳起来，掏出汤
姆式手枪对着我。我镇定地把手放在口袋里，口袋里手枪子弹上膛，王楚是知道
的。我侧身对准王楚，王楚立即说：

    “是军长派来的联络参谋，有重要指示。”

    我和王俊杰谈了很久，取得了他的胜任。我提出这地方不安全，要换地方。
当王俊杰起身跟我“换地方”的时候，鱼行老板娘慌张上来，说有人进来了。其
实是侦察员见我久久不下，靠近观察动静。我又一次打消了王俊杰的疑虑。很快，
密捕了王俊杰。王俊杰后来供出了所有情况，全案告破。

    破这个案后，市府给我记上一等功。

    在市局侦察科工作，一年多来，侦破大小案件几十起，多次得到领导表扬，
其喜洋洋则矣。不料，1951年1 月，意外事件发生。我的人生“触礁”了。

    侦察员郑国胜，在我股年龄最小（十六岁），可他是我介绍进公安局的。平
时工作认真，从没出过差错。那时供给制，大家过集体生活，晚上集中睡一个宿
舍，以便行动。一夜郑国胜没有回来。当时温州地处沿海前哨，敌情不断。我们
担心郑国胜有什么意外，侦察股同志便四处寻找，未见下落。

    四科通知我们，说郑国胜在看守所提出二名罪犯，并出示一张“提审证”。
提出的二名犯人是托派分子，至今未送回。——霹雳惊雷！凭我直觉，出事了！
内部人员通敌逃跑，放掉的又是托派要犯（当时托派在中国被定为“反革命”）！

    解放前，我是莲池学生联谊会主席，而联谊会里有托派。温州唯一一个乌鲤
游泳队里也有托派，我又是乌鲤游泳队的队长，而郑国胜偏是乌鲤队的“小乌鲤”。
郑国胜带二个托派要犯逃跑，那么，我张璜就是有十张嘴巴也难说清楚啊！

    于是，“走马灯”式的频繁调动工作在我身上出现了：郑国胜案发后第二天，
我调任公安局三科任刑警队长。没过几天调任我为三科警法股长。紧接着调任我
为温州公私合营西山陶瓷厂公股代表。三反运动开始了，调到温州地委干校去学
习（十四期学习的都是有问题的干部）。到干校不到两天，连同我在内有八个人
干脆送到了公安局看守所学习去！

    不到一个月，我莫名其妙地被送到丽水市雨伞厂劳动去了。——我天真地想，
党又“考验”我了。

    逢年过节劳改队为了控制犯人“思乡”情，还开展文娱活动。劳改队又交给
我“艰巨的任务”，要我演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反正黄连树下弹琴，苦
中找乐吧，我就演了黄世仁，大家叫好。

    1954年，厂部通知我回温州恢复工作。我到温州市人事局报到，人事局同志
对我说，你恢复工作了，到工业局去。在工业局，局长说，你先到地方国营纸伞
厂负责技术工作。

    厂里叫我负责技术革新，成立技术革新小组。我静下心来，继续研究纸伞的
打皮机和髹斗机。后来，又叫我搞玻璃纤维去了。

    3 月的一天，第一期地委干校同学朱永彬来看我，说自己如今是被打下的右
派。二人气味相投，惺惺相惜，大发牢骚。他告诉我他家地址，吃了一顿中饭后
走了。过几天我到他家，他说自己下放到一家街道纸盒厂做工。他原来是福建省
森工局搞编辑工作，还专门跟教授学过小提琴。我说自己是玻璃纤维厂的技术员，
这个新兴的尖端产品到处吃香。因此二人相互吹牛，说凭我们技能，就是到香港
也不怕没有饭吃。他还说：“拉手提琴卖唱也能养活自己！”

    不久，朱永彬对我说，他碰到一个人，叫黄炳武，也想到外国去。他说要走
就从海上出去，这样比较安全些。我当场反对，我说，我不能去，我在公安局待
过，下海万一漂到台湾，国民党是不认我的，不是送死！

    有一天，捉了一只家养猫，大家说杀了它烧年糕很好吃，便把猫放在麻袋里，
可是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弄死它。我说：“你们连猫都弄不死，还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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