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四

    天可怜见

    ——林斤澜与“右派”擦肩而过

    “右派”，书面统计55万人。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独有的、残酷的称呼。
“地富反坏右”，那是人民的敌人。千古奇怨，除去死灭者外，受害者，占中国
知识分子11% 的“右派”，过着二十年多年的灰色人生。一腔豪情，沦为另类；
精英人杰，视为人蛆；金色年华，夹着尾巴。不能有议论，不能有思想，甚而至
于不能有表情。

    在同辈作家中，和林斤澜关系密切的，有数不清的右派：汪曾祺、邓友梅、
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唐达成、王蒙、叶至诚、高晓声、陆文夫……可林斤
澜不是。林斤澜唯独“漏网”，何哉？对此，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同行有兴趣，
我的兴趣也很大。

    这个问题见诸文字的有“二说”。一是密友邓友梅的“生女说”。他在《漫
说林斤澜》中说：“1957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归功于他的女儿。
坦白地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大概在预备打成右派
名单中我是排在他后边的。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
‘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
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
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林斤澜之女林布谷至今叫邓友梅“小邓叔叔”。“小邓叔叔”写这种随笔很
随意，根本不像写《烟壶》《那五》那么认真。他可能凭恍惚的印象，没有好好
梳理他的记忆，或是没法梳理，忘却得差不多了。

    二是至交汪曾祺的“性格说”。他在《林斤澜！哈哈哈哈……》中说：“斤
澜的哈哈笑是很有名的。这是他的保护色。斤澜每遇有人提到某人、某事，不想
表态，就把提问者的原话重复一次，然后就殿以哈哈的笑声。‘某某某，哈哈哈
哈……’‘这件事，哈哈哈哈……’把想要从他口中掏出真实看法的新闻记者之
类的弄得莫名其妙，斤澜这种使人摸不着头脑抓不住尾巴的笑声，使他摆脱了尴
尬，而且得到一层安全的甲壳。在反派运动中，他就是这样应付过来的。林斤澜
不被打成右派，是无天理，因此我说他是‘漏网右派’，他也欣然接受。”

    汪曾祺形象记忆特强，同样，对与艺术有关的典故乃至词汇，从记忆的匣子
里拿出就用。而汪曾祺判断事物，马马虎虎，经常凭直觉，想当然。

    事情是两位朋友说的这样的吗？

    2003年10月，林斤澜住在温州均瑶宾馆，我问了这个事情。林斤澜说：

    “生女说也好，性格说也好，都错都错。性格决定右派，谈论的人很多，好
像真有这么回事。这种思维定势，实是误区。实际上性格与右派无关。王蒙这个
人怎样？够精明吧；邓友梅这个人怎么样？够机灵吧，他们也被打成右派。邓友
梅说，刘绍棠出事后，他在王府井巧遇王蒙，王蒙警告说：‘邓友梅，你可要小
心，你跟我不一样，你太爱乱说，现在反右了，你要注意一点。’过了没半个月，
王蒙也被揪出来了。

    看汪曾祺自己的性格吧，和政治有什么联系？没有。“

    邓友梅对汪曾祺当年的描述是这样的：“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碴，背微
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风滩羊皮长袍，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
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
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
也讲究点扮相么。……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汪曾祺
派头“名士”，一直“脱离政治”，京华熟悉他的文人谁都知道。林斤澜又说：
“友梅的‘生女说’是记忆错误，把时间记错了。‘鸣放’时间要早，在1957年
春天至5 月初，这时我女儿布谷还没有出生。我女儿是6 月8 日出生的，而6 月
8 日这一天《人民日报》正好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了
反右。邓友梅把我女儿出生的‘反右日’，错成了‘鸣放日’。我逃过了一劫，
与我女儿出生也没有关系。”

    林斤澜说：1957年新春，毛泽东作国务报告，要求民主人士帮党整风，提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传得很热闹，也兴奋，觉得共产党不容易，胸怀
开阔，高瞻远瞩。知识分子热血沸腾，心情活泼，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叫好，决
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北京也像沸腾了一样。

    突然，一个星期天，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也就是中国作协《文艺学习》
主编韦君宜的丈夫，把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叫到他自己的家里。他
家在北京当年台基厂那里。他们四人有些兴奋，有些惊讶，有些好奇：宣传部长
为什么在星期天把他们叫到自己家里去呢？

    杨述家里大厅不小，墙壁挂着书画作品，茶几上有好些水果。杨述先让大家
品尝水果，问了一些面表上的事，才落到正事上。这正事无它，也就是“鸣放”，
中心主题是一句话：“青年作家要带头鸣放。”韦君宜开始不在家，后来回来了，
她也插话，口气相同，她也要求林斤澜他们行动起来。夫妻都是大知识分子，读
过很多的书，出自“学运”，是学生领袖，就林斤澜个人说，对二位印象挺好。

    四人从杨述家出来，在长安街与王府井垂直处傻了一会。为什么呢？宣传部
长与他们身份距离太远，召他们到家鼓励“鸣放”，因此事出特别，他们弄不清
底细。尽管是傻了一会，刘绍棠还是明显有些兴奋，说必须要行动起来。邓友梅、
从维熙说了些什么，林斤澜今天已经忘记了。而林斤澜个人那天基本保持沉默，
他不但觉得这事太特别，弄不清底细，而且觉得这事蹊跷。各自回家之前，林斤
澜说了一句：“大家自己考虑吧。”

    当时很快，在北京，在全国，“鸣放”如火如荼。这火是毛泽东、共产党自
己烧起来的。

    北京市文联不甘落后，秘书长田家异常来劲，几乎天天开会。他身体敦实，
大约操劳过度吧，头顶“荒芜”，因而多少现出点老态来。

    文联有一个小礼堂，实是一个大房间。工字桌、办公桌在大房间高低拼拢来，
排成一长条，人便绕着长条坐下。这是一圈人，后面还有一圈人坐在沙发上，沙
发摆在墙边四围。大家像煞有介事，都掏出笔记本。田家坐在长条桌的横头，他
是行政负责人，主持会议。这样的会议，老舍基本上是坐一边，连配角都谈不上。
田家发言，大家也一一发言，林斤澜也曾发言，林斤澜发言无殊，无非是帮党整
风是正确的，云云。

    一天下午，林斤澜坐在长条桌的中间，对面是工人小说家赵坚。赵坚是林斤
澜落座后挪过来的。赵坚那时是北京作协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林斤澜发现赵坚坐
在对面神情不对，面肉不均衡地隆起。果然，赵坚抖抖窣窣地掏出一封信来，在
桌面上直直地把信推过来给林斤澜。林斤澜很好奇，见信已开口，便把信肉掏出
来。信是福建省一个剧团寄来的，这个剧团要改编排练林斤澜的小说《台湾姑娘
》，问北京作协有什么意见。

    林斤澜说，那个时候某地要改编什么，征求原作者单位意见，乃普通情况，
当时这类情况，都是单位与单位之间联系，根本不问作者。因此，这是一封很正
常的信。可是，林斤澜看到不正常的情况，这不正常就是信的上方有一行田家的
批示：“此人正在审查中”。

    “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起来！”林斤澜说，“我非常愤怒。‘此人正在审查中
’，这是什么话！当年并不是没有审查，经常审查。今天审查你，明天审查我，
全是例行审查，是老规矩，是正常的审查。可是，田家在这样的信上批上这样的
字眼，就是把正常审查当作政治事件了！这随便怎么说都是错误的。组织原则不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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