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职并逮捕

    1936年9月25日，正在休假的斯大林从索契给政治局委员们发来一封电报。与他
一起在电报上签字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
奇·日丹诺夫。电报中写道：
    “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完全必要的和紧急的事情。亚
戈达显然在揭露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中未能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项工作上延误了4年时间。所有党的工作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大
多数州代表都这样讲。”
    斯大林为什么下令撤掉亚戈达？这与他经常更换整个领导班子的原因是一样的：
他雇用人来完成某项任务，然后提出新任务，挑选新人。他的红人换得很快。当时
他非常喜欢总能出色完成任务的和勤快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亚戈达在国家安全机关呆得时间太长了，失掉了领悟能力，自满自足起来，看
不到周围有多少敌人。新人在这个职位上会做更多的工作。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叶若夫施展起自己的本领来了……
    1934-1935年在亚戈达任职期间，逮捕了26万人。1936一1937年在叶若夫任职
期间，被逮捕者已达150万人，而且其中一半人遭枪决。
    真正的犯罪高潮开始了。
    起初许多事情取决于地方党的领导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局长的个性如何：
有人工作上尽心竭力，有人则办事比较谨慎。当叶若夫取代了亚戈达后，有计划的
杀人工作就开始了。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是这个职位上最后一个可以与之达成协议，
做些解释和救下无辜者的人。亚戈达很少承认自己的部门犯错误，而叶若夫则根本
不可能承认错误。
    叶若夫下令取缔了成立于1918年的政治红十字会（它在不同时期曾有不同名称，
如帮助政治流放犯和政治囚犯委员会，帮助政治犯协会）。
    政治红十字会在亚戈达任职期间还存在着。它的领导人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
妻子、革命前的社会革命党党员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佩什科娃（1876-1965）。
    在佩什科娃位于库兹涅茨克街24号的接待室里总是排着长队。被捕者的亲属都
跑到她这里来求助，因为再也没有人可找。同捷尔任斯基谈过话以后，她总能救些
人。在与佩什科娃交谈时，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有时候甚至会同意对方
的意见：是的，我们好像做了大量多余的事情。
    政治红十字会的办事能力在捷尔任斯基死后下降了：人们不敢为被称作“人民
公敌” 的犯人捐款。佩什科娃和她的助手们仅能够打听到被捕者关押在哪里和亲属
可以做什么。
    不过，亚戈达毕竟是高尔基的朋友，他很难拒绝会见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
·佩什科娃。佩什科娃有时候在见过亚戈达之后能使犯人减刑。亚戈达在某些场合
曾承认佩什科娃做得对，并且说：“也许我们人抓得太多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认为，在前政治局委员和工会领导人米哈伊尔
·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于1936年8月22日自杀后，亚戈达的命运就决定了。托姆斯
基临死前给斯大林留下一封信，在信的末尾出人意料地附上了这样一句话：“如果
你想知道促使我在1928年5月走上右翼反对派道路的人是谁，请你亲自问我妻子，只
有那时候她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
    斯大林当时在南方休假。留下来主持工作的中央书记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
卡冈诺维奇和政治局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派殷勤和彬彬有礼的尼古拉·伊万
诺维奇·叶若夫以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去见托姆斯基的遗孀。
    叶若夫回来后报告说，托姆斯基指的是亚戈达。亚戈达“在右派的三人领导小
组中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定期向他们提供关于中央内部情况的材料，并且千方百
计地让他们活跃起来”。
    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说法。在这个部门的历史上这种说法非常多。亚戈达无论
如何也不可能与布哈林和雷科夫关系密切。
    

    一心想干大事的叶若夫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
    “内务人民委员都暴露出了许多缺点。我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容忍这些
缺点了……沾沾自喜、养尊处优和自吹自擂的情形在肃反工作者的领导层日益严重。
人们不是从托洛茨基案件中得出结论并批评自己的缺点，改正它们，而是只想着侦
破案件后获得勋章。”
    叶若夫报告说，完成了斯大林交给的工作，为作出新的判决组织重新审阅了所
有近期涉案被捕者的名单。“需要枪决数量相当大的一批人。我个人认为，应该这
样做，应该彻底解决掉这些败类。”
    1936年9月26日，亚戈达被任命为邮电人民委员，取代了雷科夫（第二年他们就
一起受审了）。3天后，亚戈达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格奥尔基·叶夫根耶维奇·
普罗科菲耶夫被调来当他的第一副手（普罗科菲耶夫也被枪决了）。暂时把阿格拉
诺夫留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让他向叶若夫交接工作。
    只有知道底细的人才清楚把亚戈达调到另一个人民委员部的用意。许多人以为
是派他这个高水平的行政领导到另一个部门去整顿秩序，因为当时经常把领导人从
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
    亚戈达本人显然已经明白什么在等着他。他了解斯大林惯用的手段。起初调动
一个人担任另一个不太显要的职务，然后他的名字就出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案卷中，
内务人民委员部把他的材料送到斯大林那里，接着政治局决定将其撤职，开除出党，
并将此案转给检察院。亚戈达多次参与了这种游戏。现在轮到他当别人手中的筹码
了。
    1937年1月2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国家安全总委员亚戈达转入预备役。这是第
二个信号。
    1937年3月18日，新的人民委员叶若夫在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讲话时说，
亚戈达是沙皇暗探局的侦探、骗子和盗用公款者。
    《真理报》4月3日报道说，“由于发现犯有刑事罪”，邮电人民委员亚戈达被
解除职务，他的案件已移交侦查机关。第二天，4月4日，他被逮捕。
    亚戈达的逮捕证是接替他职务的叶若夫签发的。
    搜查记录中有如下记载：
    “1937年4月8日
    我们，即下面署名的支队长乌利梅尔、国家安全大尉杰进特金、国家安全大尉
布里尔、国家安全上尉别列佐夫斯基和国家安全上尉彼得罗夫，根据苏联内务人民
委员部1937年3月28日和29日签发的第2、3、4号搜查证，于1937年3月28日至4月5日
搜查了亨·格·亚戈达的住所、他在米柳京巷9号和克里姆林宫的储藏室、他在奥泽
尔基的别墅、他在苏联邮电人民委员部的储藏室和办公室。
    在搜查中发现：
    1．苏联货币22997卢布59戈比，其中包括一个有6180卢布59戈比的存折；
    2．各种葡萄酒1229瓶，其中多数是外国酒，产于1897年、1900年和1902年；
    3．收藏淫秽照片3904张；
    4．淫秽影片11部；
    5．包括埃及和土耳其产的各种外国香烟11075支；
    6．外国烟丝9盒；
    7．各种男大衣21件，其中多数是外国货；
    61．外国唱片399张；
    62．未开封的外国新唱片4盒；
    92．各种左轮手枪19支；
    93．猎枪和小口径步枪12支；
    94．军用步枪2支；
    95．老式短剑10把；
    96．军刀3把；
    97．金表5块；
    98．各种手表9块；
    99．汽车1辆；
    100．挎斗摩托车1辆；
    101．自行车3辆；
    102．收藏烟斗和烟嘴（象牙烟嘴）165个，其中大部分带有淫秽图案或造型；
    103．一套稀有硬币收藏品；
    104．外国黄色和白色金属硬币26枚；
    105．人造橡胶性器官1个；
    116．各种古董器1008件；
    129．反革命书籍、托洛茨基的书籍和法西斯书籍542本；
    130．大箱子和外国产的皮箱24个。”
    亚戈达与30年代的驰名剧作家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基尔雄被关押在一
个牢房里。基尔雄后来也被枪决。他写过好几部剧，它们曾在全国各地上演。其中
最著名的是喜剧《神奇的合金》。
    我爷爷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姆列钦与基尔雄是好朋友，写过关于他的
戏剧的评论。苏共20大后为基尔雄恢复了名誉，出版了他的剧作集。我爷爷常常回
忆起基尔雄，不过肯定料想不到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周是如何过的。
    狱方要求不幸的基尔雄必须报告前内务人民委员在牢房里说了什么。也许基尔
雄曾经寄希望于得到宽大处理。不过，除极个别情况外，所有与亚戈达关在一起的
人都遭到了摧残。他们都认识亚戈达，因为这位人民委员喜欢与搞创作的人交往。
    基尔雄的报告保存了下来。
    “国家安全少校茹尔边科同志：
    亚戈达对我说：‘我知道，有人把您安排到我身边。我毫不怀疑，我将对您讲
的或可能对您讲的话都将被报告上去。而您要对我说的话将会有人提示给您。不仅
如此，派您来的那些人会在牢房门旁把我们的谈话记录在本子上。’
    因此他很少与我交谈，即使交谈也主要谈个人的事情。我责怪他说，是他自己
请求把我弄到他这里来的。他说：‘我知道您会拒绝的。我只不过想向您详细打听
一下伊达（亚戈达的妻子）。季莫莎（大家都这样称呼高尔基的儿媳--马克西姆
·佩什科夫的妻子，据说亚戈达爱上过她）、孩子和亲属的情况，临死前见个熟人。’
    亚戈达说：‘我在受审时可能会失声痛哭，这比我到时候什么都不承认还要坏。’
有一天，他在半疯狂状态中说：‘如果迟早得死，那么最好在受审时说没杀过人，
真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这种事。’接着他又添上一句：‘可是这意味着会把反革命分
子聚拢在自己周围，这是不能容忍的。’
    亚戈达常说，要是能在受审前死去就好了。这不是指自杀，而是指病死。亚戈
达确信自己心理上不正常。他一天要哭很多次，经常说喘不上气来，想叫喊。他完
全变得委靡不振，可耻地堕落了……”
    一些不久前的部下向前人民委员提出了大量的指控--参与托洛茨基分子的反
革命活动，为德国搞间谍活动，组织杀害高尔基、古比雪夫和自己以前的上司缅任
斯基，谋害自己的继任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亚戈达在离任时似乎曾下
令往人民委员办公室的墙壁上喷洒在室温下可蒸发的剧毒。
    在审讯中亚戈达被迫玩起了他以前坐在审判桌后面时玩过的把戏。下面是他签
了字的供词：
    “我们的反革命组织于1931年走上了搞恐怖活动和组织富农起义的道路。当然，
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完全赞成这种做法，因此我应对此负责……
    “我还确认自己早些时候关于参与杀害基洛夫的供词。我事先从叶努基泽（阿
韦利·萨夫罗诺维奇·叶努基泽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作者注）那
里得知，杀害基洛夫的准备工作是根据阴谋活动中心的决定进行的。叶努基泽建议
我不要阻挠这次恐怖行动的组织工作，我同意了。为此我把扎波罗热茨从列宁格勒
叫来，指示他不要阻挠已准备就绪的针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
    “在杀害了基洛夫后，我曾企图扼杀对这个案件的调查。然而叶若夫在这件事
上妨碍了我，他根据中央的委托对杀害基洛夫案件的调查工作进行了毫不松懈的监
督。
    “我证实，卡拉汉（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卡拉汉是副外交人民委员--作者
注）了解他受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委托与德国法西斯分子进行的谈判的内容。我还
知道，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已经同意并且承诺在该集团掌权后向德国割让领土……
    “应当补充一点，根据叶努基泽向我转达的集团中央的决定，由我安排了高尔
基的加速死亡，也就是通过显然错误的治疗方法实际上将其杀害。作出这个决定是
因为，高尔基以积极拥护中央的政策著称，并且是斯大林的好朋友……
    “我没有任何意见和要求。
    “笔录我已看过，记录无误。
                                                        亨·亚戈达”

    直至今天仍然有人推测确实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弄死了马克西姆·高尔基。某
些研究人员对此深信不疑。另一些研究人员则认为，亚戈达杀死了高尔基的儿子马
克西姆·佩什科夫，因为他爱上了佩什科夫的妻子季莫莎。与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
基事件一样，这些推测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根据。
    对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审判于1938年3月开始进行。主审法官是苏联最高法院军
事审判庭庭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呜尔里希。公诉人是苏联检察长安德烈·亚努
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
    坐在被告席上的有前政治局委员、“党的宠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前政府首脑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前内务人民委员亨里希·格里戈里耶
维奇·亚戈达，前中央书记、最后几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克列斯京斯基，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和前外贸人民委员阿尔卡季·帕夫
洛维奇·罗森戈利茨，国内其他一些著名人物以及几位享有盛誉的医生。对医生提
出的指控是，他们根据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下达的任务故意让自己著名的病人死亡，
这些病人是缅任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及其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
    “医生杀手” 由亚戈达领导。
    检察长维辛斯基在这个问题上充分施展了自己的口才：“亚戈达出了一个绝妙
的主意，用他的话说就是争取让人因病死亡……    让虚弱的机体染上某种病……
别帮助病人，要帮助染病，用这种办法把病人送进坟墓。”
    医生们供述了亚戈达把他们拉入其犯罪网的经过。
    菜温说：“他送了我一件十分珍贵的礼物--让我拥有了莫斯科郊外的一栋别
墅……他吩咐海关，我从国外回来时可以不经检查就放行……我从国外带回了一些
东西送给妻子和我几个儿子的妻子……他对我说：‘马克斯（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
姆·佩什科夫--作者注）不仅是个毫无用处的人，而且还对其父亲施加不良影响……’
他接着说：‘您知道哪个机关的领导人在和您谈话吗？我对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
奇的生活和工作负责，因此，既然需要除掉他的儿子，您就不应该对这个牺牲品心
慈手软。’他还说：‘既然在这件事上如此信任您，您就应该珍惜这一点。您无法
对任何人讲这件事。没有人会相信您的话。人们信任的不是您，而是我。”’
    莱温“供认”，他杀害了缅任斯基和马克西姆·佩什科夫，在此之后亚戈达要
求他再犯一次罪：
    “亚戈达说：‘这下好了，现在您犯了这些罪，您彻底落到我的手心里了，您
应该去干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杀死高尔基……当新政权掌权的时候您将获得成果。”’
    这是第一个“医生案件”。第二个案件是斯大林在晚年时搞的，但是没来得及
结案，因为他死了。
    对被告们提出的指控是，他们“组建了名为‘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阴谋集团，
其目的是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搞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损害苏联的军事实力，分
裂苏联，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各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脱
离苏联”。
    被告们都心甘情愿地证实了指控。
    布哈林说：“ 1934年夏天，拉杰克（卡尔·伯恩加尔多维奇·拉杰克是中央委
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作者注）对我说，托洛茨基已经答应德国人割让大片
领土，其中包括乌克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曾经提到向日本割让领土。”
    克列斯京斯基说：“图哈切夫斯基在一次交谈中向我提起了几个他所依靠的人
--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艾德曼（我在下一章再回过头来讲述这些苏联
著名军事长官的命运--作者注）。接着他提出了必须加紧搞政变的问题……政变
被安排在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进行。”
    罗森戈利茨说：“图哈切夫斯基说出了日期，他认为自己能够在5月15日之前实
施这次政变……方案之一是，一批军人到他家集合，然后潜入克里姆林宫，占领克
里姆林宫电话局并杀死领导人。”
    克列斯京斯基说：“托洛茨基建议我……向德国国防军头目泽克特提出由他向
托洛茨基提供经常性的现金资助……如果泽克特要求在间谍活动方面为他效劳，那
么可以，而且也应该这样做。我向泽克特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每年资助25万马克
金币。泽克特同意了。”
    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处负责人、深得亚戈达信任的前内务人民委员第一助理、
国家安全少校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交待了不利于亚戈达的主要口供。据
同事们说，布拉诺夫善于溜须拍马，他负责在高层领导人中分配被截获的走私物品
和从被逮捕者那里没收的贵重物品。
    布拉诺夫在法庭上说，亚戈达害怕新的人民委员叶若夫会查出他在组织杀害基
洛夫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于是决定干掉叶若夫：
    “当亚戈达被撤销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后，他就采取了直接往办公室、与办公
室相连的几个房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内可能的
办公地点喷洒毒药的做法。
    “他直接命令我准备好毒药，确切地说就是往汞里面对酸。我对化学和医学一
窍不通，也许我会把这些东西的名称弄混，不过我记得，他提醒要小心硫酸，小心
被烫伤，留神有气味等等。
    “我完成了亚戈达交给的这个任务，制好了溶液。萨沃莱年（内务人民委员部
工作人员--作者注）当着我和亚戈达的面往叶若夫的办公室、与办公室相连的几
个房间、走廊、地毯、窗帘上喷洒了毒药。
    “我准备了一些装这种溶液的大瓶子，并把它们交给了萨沃莱年。他用喷雾器
喷洒了这种溶液。我记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梨状物的大金属罐。这个外国产的喷雾
器曾放在亚戈达的储物间里。”
    这个离奇的故事给现代人留下了强烈印象。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
加科夫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未能放过这个情节。在描写玛格丽特如何被迫迎接
各种最令人厌恶的罪犯的《撒旦的大型舞会》一章里，在最后一批客人中出现了一
个生面孔，他“非常害怕一个人揭露自己，因此得到了如何摆脱这个人的建议。于
是他就吩咐依附于他的一个熟人往办公室的墙壁上喷洒了毒药”。
    这个虚假的汞毒害事件直到前些年才被划上句号。总检察院于1988年查明：
    “针对尼·伊·叶若夫的恐怖主义行动（汞毒害案）是他本人和前内务人民委
员部反间谍处处长尼古拉耶夫捏造的。
    “在编造这个离奇的故事前，尼古拉耶夫向工农红军化学研究院院长阿维诺维
茨基请教了可能发生汞中毒的条件，然后往叶若夫办公室的沙发皮面上涂上了汞，
接着把沙发送去检验。
    “可出人叶若夫办公室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萨沃莱年因经不住不断的殴
打而‘承认’，他参与了用汞毒害叶若夫的行动。在逮捕萨沃莱年后，有人往他家
门口扔了一个装汞的罐子。后来这个罐子被人发现，并作为物证归案。”
    据布拉诺夫讲，亚戈达曾打算在政变后领导国家。
    布拉诺夫说：“他对希特勒着了迷，说希特勒那本叫《我的奋斗》的书确实值
得一读……他强调说，希特勒从一名士官成长为这样的人物……他说，布哈林在他
手下将不会比戈培尔差……如果有这样一个戈培尔式的秘书和完全听命于他的中央，
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将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国家。”
    坐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里的人和阅读了审判记录的全国人民都相信了这一点。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于1937年3月29日被逮捕，比亚戈达早5天，但
他们被枪决是在同一天。
    亚戈达只反驳了公诉人一次：“检察员武断地认为，已经证实我是个间谍。这
是错误的。我不是间谍，过去也不是。”
    前人民委员合乎逻辑地指出，如果他真的是间谍，那么“会有几十个国家关闭
自己的情报站，因为它们没有必要在苏联维持一个目前已经彻底暴露的间谍网”。
    亚戈达在结束发言时请求得到从宽处理：“大公无私的法官们！我曾是许多重
大建设项目的领导者。我在此斗胆要求去那里工作，哪怕是干最繁重的工作。”
    被告们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斯大林早在审判开始前就已决定了惩罚措施。
    法庭于1938年3月13日判处亚戈达极刑。允许他写赦免请求书。
    “被判处极刑的亨·格·亚戈达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赦免请求书
    我对祖国犯下了大罪。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赎罪，我会死不瞑目。我跪在全体
人民和党的面前请求赦免，请留我一条命。
                                           亨·亚戈达1938年3月13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马上驳回了这一请求。他在3月15日凌晨被枪决。与亚戈
达一起被捕，后来遭枪决的有：他以前的副手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和格
奥尔基·叶夫根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一些重点处的处长--国外处处长阿尔图
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从事密码工作的）机要处处长格列布·伊
万诺维奇·博基，（负责军队中反间谍工作的）特别处处长加伊，（打击运输业破
坏活动的）运输处处长基什金和沙宁，（打击工业领域破坏活动的）经济处处长米
罗诺夫，（打击敌对政党的）机密政情处处长莫尔恰诺夫，（负责保卫政治局、跟
踪、逮捕和搜查工作的）行动处处长卡尔·维克托罗维奇·保克尔。
    甚至连保卫总书记的保克尔也不再讨斯大林喜欢了，于是斯大林用尼古拉·西
多罗维奇·弗拉西克取代了他。弗拉西克战后成为了中将，但是也被捕了。不过没
枪毙他，只是把他投入了监狱。
    亚戈达的妻子起初被判处6年劳改，但在其丈夫被处决几个月后把她也枪毙了。
失宠的人民委员的其他一些亲属也没逃过这个命运。
    亚戈达的父母试图躲过人民公敌的一些亲属已经遭受的不可避免的镇压。他的
父亲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悔过信：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1905年我们的大儿子米哈伊尔16岁的时候在索尔莫沃的街垒旁被打死，我们
的三儿子列夫19岁的时候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因拒绝为专制制度而战被沙皇刽子手
枪决。
    “他们的亡灵和我们的生活都被亨·格·亚戈达可耻的罪行玷污了。党和国家
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和权力，可他却辜负了这一信任，成了人民的敌人，为此他应
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格里戈里·菲利波维奇·亚戈达，许多年来一直积极向党提供帮助，早
在1905年革命前我就这样做了，革命后也是如此（例如，我曾帮助过当时还年轻的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05年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地下印刷所就设在我下诺夫哥
罗德的家里……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向您表示谴责我们只是从报刊上得知
的亨·格·亚戈达的罪行，我们同时认为必须对您说，他10年来在个人生活方面十
分疏远自己的父母，因此我们不仅丝毫也无法同情他，而且无法为他承担责任，况
且我们与他的所有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两位老人请求您，希望能让处在这种艰难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下、没有任
何生存办法（因为得不到退休金）的我们在幸福的苏维埃国家里平静地度过自己现
在已经不长的余生。
    “我们请求让我们这两个有病的老人免受房屋管理部门和罗斯托卡区苏维埃的
各种欺侮。它们已经开始挤占我们的住宅，并且显然正在准备其他一些对付我们的
办法。”
    当然，亚戈达的父母也被逮捕了。他们在监禁期间死亡。
    《星火》周刊1991年发表了曾与前人民委员亚戈达的父亲一起坐牢的某个人写
的一封信：“老亚戈达的命运很悲惨……他一周后就不在人世了……虽然亨里希·
亚戈达让我被监禁和流放了17年，但是我并不仇视他的父亲和子女。我们大家都是
斯大林制度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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