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战争年代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曾回忆起政
治局委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给他讲的一个笑话：“斯大林因丢失
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贝利亚在3天后就抓到
了10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
自己的烟斗，原来烟斗掉到他办公室里的沙发后面去了。”
　　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
　　当然，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诺夫这个人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贝利亚
的特点。可见，甚至在政治局的同事里面，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名声也是如此。
为了斯大林的一句称赞的话，这个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来说，无辜
者的生命一钱不值。
　　贝利亚的政治生涯由两个阶段组成--斯大林时期的30年和斯大林死后的3个月。
而且，恰恰这3个月最为突出。不过，关于1953年3月5日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单
独谈，这已经是另一个时期了。我们先来看看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政治生涯。
　　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所有领导人当中，只有贝利亚和安德罗波夫直到今天仍然令
人真的感兴趣，使人进行争论，让人觉得他们是丰富多彩的人物。他们的前任和继
任者则是比较单调的人物。
　　虽然远不如安德罗波夫，但是贝利亚在最后几年里也有了一批真心的崇拜者。
或者说，至少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遭到诽谤和被不公正地描绘成血腥恶魔的重
要政治家。
　　实际上，贝利亚有坚强的意志，是个出色的组织者，善于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实
质和在复杂的情况下找出头绪。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贝利亚在镇压中的过错并不比从莫洛托夫到赫鲁晓夫这些
政治局委员的过错大。只不过他在1953年夏天的政治斗争中输了，于是把他变成了
替罪羊，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他身上去了。
　　拉夫连季·贝利亚于1899年3月29日出生在阿布哈兹苏呼米区一个叫梅尔赫乌利
的山村里的农民家庭。他显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想学习，并且达到了自己的目
标。他在1919年毕业于巴库建筑机械技术学校，然后又在工学院读了两年书。对于
当时党的干部和肃反干部来说，这种受教育程度相当高了。
　　对他的命运感兴趣的一些人说，他是多才多艺的人，喜欢音乐，爱唱歌，对建
筑艺术感兴趣。可是，当时只有在政界才能够迅速地出人头地。
　　在1918-1919年，他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当技术员和海关职员。他1917年入
党，并迅速卷入了政治活动。而且，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他干了件相当微妙的事
情：按照同志们给的任务，他混入了阿塞拜疆特工机关。从1918年到1920年春天，
在阿塞拜疆掌权的是“穆萨瓦特”（意为“平等”）党。
　　这件事令党内一些同志困惑不解。这一点可以根据贝利亚写给谢尔戈·奥尔忠
尼启则的信作出判断：
　　“列翁·戈戈别里泽正在苏呼米休假。据拉科巴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讲，戈戈
别里泽同志散布了关于我以及外高加索新领导班子的极其卑鄙的言论。他还特别提
到了我过去在穆萨瓦特反间谍机关工作的事，硬说党过去和现在好像都不知道这件
事。
　　“其实您很清楚，是党派我去穆萨瓦特反间谍机关工作的，阿塞拜疆共产党
（布）中央在1920年研究过这个问题，当时您、斯塔索娃同志、阿洪多夫同志、布
尼亚特一扎杰同志等人都在场。我在1925年把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就这个问
题作出的决定的正式抄件转交给了您。这个决定给我彻底恢复了名誉。：’
　　后来又有人说，他为穆萨瓦特分子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是个双重间谍。
然而，没有找到能证明这一点的任何文件，甚至在为了给贝利亚抹黑而找遍所有档
案馆的情况下也没能找到。拉夫连季·贝利亚一直为一个政权服务。
　　在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文集里有份令人感兴趣的文件。基洛夫1920
年的时候是俄罗斯联邦驻当时独立的格鲁吉亚政府的全权代表。基洛夫在1920年7月
向格鲁吉亚政府发去一份照会：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库塔伊西监狱里关押着尼古拉·诺扎泽、诺伊·托杜阿、
格奥尔基·丘巴尼泽、巴格拉特·察马亚和拉夫连季·贝利亚。
　　“他们全都因为参与去年10月的武装行动被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战地法
庭定罪。
　　“鉴于上面提到的所有公民都有权根据俄格条约第10条要求免服刑，因此我不
能不把将他们继续关押在监狱里看作是违反条  约的行为。”
　　贝利亚被释放了。作为一个已经很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他在肃反委员会谋得
了一份工作。由于他是个有文化的人，而且反应快，智力超群，因此他开始升迁。
在他的履历表上全都是升迁的记录。1921年他是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秘密行动处副
处长，后来升任处长、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从这个职位上又很快任命他为外高加索
肃反委员会副主席。该委员会是领导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三个共和国国
家安全机关的机构。后来他领导了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过了一段时间又领导
了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安局。
　　1931年贝利亚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权
代表。这意味着莫斯科的高层领导人喜欢上了他，让他监督三个共和国肃反工作者
的工作。同年安排贝利亚改做党的工作。
　　他在1931-1932年间先后担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和第一书记，同时在1931
-1938年间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兼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在党的20大上讲话之后人们通常认为，贝利亚仕途上的关键性一步-
-在1931年底任命他为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是违背地方党的领导人的意见
按照斯大林的心意安排的。
　　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外高加索联邦存在
于1922年至1936年。三个共和国党的领导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贝利亚在此类倾轧
活动中不是主角。
　　贝利亚在第比利斯作了一个报告之后开始享誉全苏联。后来用这个报告单独出
了一本书，名为《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该书把斯大林在革命
运动中的杰出作用吹得神乎其神。
　　这显然令斯大林心情愉快，但精心写出的报告不是贝利亚惟一的成果。他显示
出自己是一个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的精明能干而可靠的行政官员。而斯大林
看重的正是这一点--不走样地执行他的命令。有些人没能胜任工作是因为没本事，
或者是认为付出太高代价难以想象。这样的人在斯大林手下工作的时间都不长。
　　贝利亚还显示出自己是个忠心耿耿的人。1933年夏天，当斯大林在阿布哈兹休
假的时候，似乎发生了一起谋杀案。贝利亚当时一边高喊“保护领袖！”，一边用
自己的身体护住了斯大林。而谁向斯大林开的枪已无法查明，因为拿手提机枪倒在
岸边的那个人被保镖们乱枪打烂了。贝利亚是玩弄各种阴谋的高手。
　　有件事毫无疑问：斯大林喜欢上了贝利亚。不过，他不是总书记惟一喜欢的人。
斯大林提拔过很多人，并且很关心他们。当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会毫不惋惜地
拒绝让他们效劳。在这之后常常是逮捕和枪决。贝利亚是活得比斯大林长的为数不
多的人之一。
　　人们有时候觉得，斯大林信任贝利亚是因为他们都是格鲁吉亚人。这个推测一
下子就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斯大林也不相信贝利亚；第二，斯大林对民族属性不
感兴趣。如果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不自杀，会通过别的办法摆脱他。除米高扬外，
总书记身边没有其他来自高加索的人，而米高扬从来都不是斯大林的心腹。
　　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民族属性对格鲁吉亚来说同样地不意味着任何宽容。
　　种种迹象表明，任命贝利亚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对他来说是件不太令人
高兴的意外事情。他毕竟已经领导着一个大型党组织，一旦被调往莫斯科可以指望
在中央委员会谋个职，而不是在某个人民委员部谋职。脱离党务工作看上去像是降
职。不仅如此，甚至没有任命他为人民委员，而仅任命为第一副人民委员，不过肯
定暗示过他这是着眼未来的任命。
　　他的前任叶若夫已快走到仕途的尽头。某些书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叶若夫好
像已经知道安排谁当他的掘墓人，因此企图推迟死期，下令逮捕贝利亚。格鲁吉亚
内务人民委员谢尔盖·阿夫先季耶维奇·戈格利泽收到了密码电报。但他未执行逮
捕第一书记的命令，而是让贝利亚看了密码电报。贝利亚马上飞抵莫斯科，千方百
计见到了斯大林，央求到了一条命。
　　这顶多是个笑话。叶若夫从未有过为所欲为的表现。再说，人民委员根本没有
权力签发抓贝利亚的逮捕证，因为只有经政治局批准，也就是经斯大林批准，才能
抓各民族共和国的中央第一书记。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的儿子写道，据父亲讲，斯大林正
是委托他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找个有党务工作经验的第一副手。马林科夫把这件事交
给自己的副手办，副手于是提出了贝利亚这个人选。一共向斯大林提出了7位候选人，
斯大林从中挑了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
　　1938年8月22日，贝利亚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他在国
家安全机关坐下来深入了解情况，研究干部问题。他知道，与所有前任一样，他要
从清洗领导机构开始干工作。
　　贝利亚很快被授予了特别称号--一级国家安全委员。这相当于军队的大将军
衔。
　　又过了一个月，9月29日，任命他兼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包括
政治局保卫处在内的所有行动处都归这个总局管辖。叶若夫表面上仍然是人民委员，
斯大林不想弄出任何不愉快的偶然事件来。
　　贝利亚带来了几个亲信。他们后来也遭遇了贝利亚的命运。
　　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杰卡诺佐夫自1921年起在党的机关中与贝利亚
共事，曾任格鲁吉亚食品工业人民委员。他领导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3处
（反间谍处）和5处（特别处）。他在1939年5月出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0年夏天
他在与希特勒签约后加入苏联的立陶宛整顿过秩序。自1940年11月起任驻德国大使。
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后他获得了格鲁吉亚内务部长一职。他曾当选中央委员。
　　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自1925年起与贝利亚共事。他在内务人民委员
部迅速升为第一副人民委员，还成为中央候补委员。他的兄弟阿马亚克也在内务人
民委员部身居要职。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自1922年起与贝利亚共事。他在1941
年成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将在下一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他。
　　拉夫连季·福米奇·察纳瓦自1921年起与贝利亚共事。他多年担任白俄罗斯内
务人民委员。他没有被枪决，而是死在了监狱里。
　　斯捷潘·所罗门诺维奇·马穆洛夫自20年代初开始与贝利亚共事。他曾任第比
利斯市委书记，领导过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农业处。贝利亚在莫斯科先让他当了内
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处主任，后来让他当了副部长。1954年他被判处15年监禁。
　　贝利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了3个月后，于1938年11月25日被任命为人民委员。
他搞了一场大规模清洗。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写道，19
39年从国家安全机关开除了7372人（占行动人员的1／5）。机关工作人员换了一半，
14500人被调来干行动工作，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党和共青团机关。
　　通常认为，叶若夫搞的大规模镇压随着贝利亚的到来停止了，某些人甚至被放
出了监狱和集中营。1939年11月9日，内务人民委员签署了“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
关侦查工作中的缺点” 的命令，并要求严格遵守刑事诉讼程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
一些工作人员因侦查方法“不正确”而被捕。1939年从劳改营释放了223600人，从
教养院释放了103800人。
　　然而，与此同时又逮捕了20万人，这还不算1939年秋天瓜分波兰后从白俄罗斯
和乌克兰西部各州驱逐出境的人。在贝利亚的坚持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
议的权力扩大了。这个特别会议常常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作出未经审判的判决。
　　斯大林关于允许刑讯和拷打被捕者的著名指示不是在叶若夫主持工作时，而是
在贝利亚主持工作时以书面形式出现的。
　　这里指的是1939年1月10日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委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
的一封密码电报。斯大林签发的这封电报中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如下说
明：经中央批准，自1937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采用体罚手段……联
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作为例外，今后必须要对人民公开的和未解除武装的敌
人采取体罚手段，把它作为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一种手段。”
　　作家基里尔·阿纳托利耶维奇·斯托利亚罗夫在自己那本关于国家安全部长阿
巴库莫夫的书中引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加格拉地区副处长瓦西里耶夫的报告：
　　“许多被捕者在审讯中被打死了，然后出具他们是因心脏麻痹或其他原因而死
的证明……
　　“有位被捕者遭到连续几个小时的殴打，打得他浑身上下体无完肤……做了一
个绳套，把它套在了这个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拉紧绳套……鲁哈泽少校对工作人员
说：‘谁不打人，谁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
　　“有一天我走进了一位侦查员的办公室。他正在审讯一个涉嫌为德国人搞间谍
活动的爱沙尼亚人。我问：‘他表现怎么样？’侦查员一边填写审讯记录一边答道：
‘他不说话，不想承认怀有敌意。’我仔细地看了看被捕者，发现他已经死了。围
着他走了一圈后，我看到被打破的后脑勺上有血……于是我问侦查员干了些什么。
他让看了有两指厚的一条已盘起来的钢丝鞭。他用这条鞭子抽打了被捕者的后背，
但是没发现人已被他打死了……
　　“总之，在地区处的大楼里日日夜夜都是一片哀号、叫喊和呻吟声……”
　　被逮捕的鲁哈泽后来说，他以前的副手瓦西里耶夫夸大了事实。只有在夜里才
打人，因为白天有来访者，没法打人。
　　镇压根本没有随着任命贝利亚而结束。关于改正错误和清除犯错误者的命令，
是把过去的罪责推给前任的通常的做法。人们觉得，恶梦过去了，公正的人终于来
了，他们会让一切秩序井然。叶若夫时期国家安全机关全体动员式的紧急突击工作
被贝利亚时期有计划的清洗取代了。
　　著书介绍列宁格勒国家安全局历任局长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别列日科夫引
用了普斯科夫州党委书记伊格纳托夫1939年四月27日写给州委第一书记日丹诺夫的
信：内务人民委员部普斯科夫州处长“卡尔波夫及其下属没有根据中央委员会1938
年11月门日的决定对自己作出任何结论……他们没有组织与苏联的各种敌人进行毫
不留情的斗争。如果说他们没有停止的话，那么也是放松了与人民的敌人进行的斗
争……在1938年9月间日至11月18日期间揭露并逮捕了1193人，而在1938年11月18日
至1939年1月14日期间仅逮捕了12个人民的敌人”。
　　在1939年举行的党的18大上，即战前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贝利亚当选为
政治局候补委员。
　　作家科尔涅利·柳齐安诺维奇·泽林斯基留下了关于自己与亚历山大·亚历山
德罗维奇·法捷耶夫交谈情况的极为引人人胜的回忆录。该回忆录发表在文献汇编
《往事》第5集里。这个文献汇编在改革开始后开始出版。
　　党的总书记对苏联作家协会秘书长法捷耶夫有特别的好感。斯大林喜欢法捷耶
夫甚至纯粹出于常见的那种人际关系。
　　法捷耶夫说，他作为来宾出席了1937年举行的格鲁吉亚党代表大会，后来在写
给斯大林的信中批评了对第一书记贝利亚的个人崇拜。贝利亚记住了这件事。过去
了一段时间后，贝利亚当上了内务人民委员。逮捕继续进行。法捷耶夫是个非常忠
顺的人，但是他有时也尝试着替自己所了解和喜爱的人说情。
　　斯大林对他说：“您的所有作家都装成某种娇里娇气的人。正在进行一场斗争，
一场艰苦的斗争。您自己很清楚，党和国家正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捕捉一切破坏社会
主义建设和开始反抗的人。可您不是帮助国家，而是开始干一些任性的事情，例如
写申诉信等。”
　　然而，当自己非常了解的一位女士被捕后，法捷耶夫又出面替她担保。几个星
期过去后，他家里来了一个电话：
　　“是法捷耶夫同志吗？”
　　“是的。”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亲自看了您写给他的信，并且审查了这个案件。您用
自己的党证担保的人是罪有应得。此外，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请他的助手，也就
是我本人，转告您，他感到吃惊的是，作为作家，您感兴趣的事情完全不属于作家
协会领导人和一位作家的职责范围。”
　　贝利亚的秘书不等对方答话就挂断了电话。法捷耶夫自言自语道：“这是给我
的警告，而且是严重警告。”
　　不过，贝利亚并不想与头号作家闹翻。有一天他请法捷耶夫到别墅来作客，晚
饭后一起打了台球。贝利亚在闲聊时提到，作家协会里有个外国重要间谍的巢穴。
　　法捷耶夫与贝利亚吵了起来。他说，完全不应该像内务人民委员部那样对待作
家，要求告密会使人道德败坏。
　　贝利亚恼火地对他说：“法捷耶夫同志，我看您就是想妨碍我们的工作。”
　　据法捷耶夫讲，他也毫不客气地说：“这些案件我看够了。您这样会把所有的
作家都变成人民的敌人。”
　　贝利亚大发脾气。法捷耶夫瞅准机会溜出了别墅，朝明斯克公路走去。突然他
发现了一辆派来追赶他的汽车。他后来回忆说：“我明白，这辆汽车现在要撞倒我，
然后会有人对斯大林说我当时喝醉了。”法捷耶夫藏进了灌木丛，等追踪者消失之
后，他步行了很长时间，然后坐上了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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