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主人

　　当你读了贝利亚1953年起草的关于将内务部各生产单位转给其他部的决定之后，
你便会知道劳改营管理总局的规模有多大了。这些生产单位包括：
　　远北建设总局；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矿山勘探和开发及有色和稀有金属建设总局；
　　诺里尔斯克有色和稀有金属联合企业；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的第169精炼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第170精炼厂，新
西伯利亚市的第171精炼厂；
　　维亚尔齐利亚冶金厂；
　　古比雪夫水力发电站工程局；
　　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建设局；
　　水利工程勘探设计研究局；
　　石油加工厂和人造液体燃料企业建设总局；
　　乌赫塔石油开采和加工联合企业；
　　公路总局；
　　铁路建设总局；
　　土库曼主运河建设总局；
　　顿河下游水利灌溉工程局；
　　石棉工业总局；
　　云母工业总局；
　　伯朝拉煤田工业联合企业--沃尔库塔煤炭联合企业、因塔煤炭联合企业；
　　磷灰石霞石精矿开采工业联合企业；
　　基洛夫化工厂建设局；
　　森林工业总局；
　　伏尔加河--波罗的海河道建设总局；
　　加里宁格勒州统用开采和加工联合企业（第九联合企业）
　　……
　　所有这些庞大的生产性机构都依靠囚犯们奴隶般的劳动而存在。内务部不仅向
各生产建设部门无偿提供这种顺从的劳动力，而且本身也变成了一个生产建设部。
　　谢尔盖·科鲁格洛夫也当了几年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笔下的
《古拉格群岛》的主人（“古拉格”在俄语中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译者注）。
　　群岛建了很长时间，起初它的主人并没有打算折磨犯人。
　　涅克拉索夫教授所著的《十三名“铁腕”人民委员》一书中节选了全俄肃反委
员会保密处处长萨姆索诺夫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一份报告的片断，萨姆索诺夫曾到列
福尔托沃监狱了解那里的政治犯的关押条件：
　　‘牢房里又脏又潮又臭，一股霉味，最严重的是那让人根本无法呼吸的烟雾……
牢房里用的是原始的到处冒烟的火炉，没有任何通风装置；犯人们抱怨伙食太差，
没有书看。走廊里烟雾弥漫，暗无天日，地上是脏水和污秽……这里的政治犯宣布
进行绝食并要求转到布特尔斯基监狱，这应当被看作是正当的。不应当这样对待活
着的人，不应当将他们关押在这种环境中，这是在犯罪。
　　“结论：解散列福尔托沃监狱管理机构，将管理人员移交法办，原因是以非人
道的方式对待囚犯，这是由于他们不尽职责。玩忽职守而造成的。”
　　十月革命之后，有一些人真正在从事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活动，他们不怕迫
害，虽然危险是明摆着的。许多没有在当地受处罚的政治反对者被判流放2-3年。
然后再被判上同样的期限，不过这次已经是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或是在政治隔离所。
在政治隔离所之后又是放逐以及禁止在大城市居住（称为“减刑”）。总的来看，
当时建立了独特的一条龙措施：劳改营一流放一“减刑”。政治犯刚刚被释放不久
就又被抓起来，当局制造新的案子，然后再将他们送入劳改营。
　　多名作者合著的《俄罗斯内务部机构和内卫部队》一书（1996年出版）讲述了
我国惩戒制度的历史。十月革命后，监管那些剥夺自由地点的职责由当地的苏维埃
来承担。苏维埃建立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是将犯人囚禁还是应该将其释放。
新政权的官方声明说，他们与其说是要惩罚犯人，不如说是教育犯人，为此，他们
说要建立农业劳动改造移民区。


　　然而，1918年9月5日，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关于红色恐怖》的决定出台。根据
1919年3月21日颁布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和5月17日颁布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
会决定，建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集中营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劳动营。1920年，在
索洛韦茨基群岛出现了第一座特种劳改营--专门囚禁苏维埃政权敌人当中的活跃
分子。
　　国内战争结束后，所有监禁地都归属内务人民委员部。当时共监禁着大约7万人。
差不多从1925年起，被送进监狱的人多了起来。
　　20年代末，广泛利用犯人从事生产劳动的想法酝酿成熟。
　　劳改营制度于1929年建立。这些劳改营不仅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得盈利。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有权侦查案件，作出判决，囚禁犯人并且用犯人来劳动。
　　1929年6月27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利用犯人来劳动的决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的集中营被改名为劳动改造营。那些刑期不少于3年的犯人都被转到那里。其他人仍
留在由各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的农业或工业移民区。
　　1929年7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定，交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一项任务：
利用犯人劳动来发展人迹难至但蕴藏丰富自然资源的边疆地区的经济。计划在西伯
利亚、北部地区、远东和中亚建一些新的劳改营。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签发的命令中说，新的劳改营在肃反人员的领导下，
应当发挥改变边远地区经济和文化面貌的作用
　　到了1930年中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工业生活中就已经占据重要地位：犯人
们修建铁路，搞地质勘探，从事林业工作，建起化工、纸浆造纸联合工厂，从事木
材采运和鱼类加工。不久以前还不知道让犯人干什么好，如今这些犯人已经成为劳
动力的最重要来源。
　　1929年8月5日，北方特种劳改营最先成立。1931年2月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下面
成立了劳改营管理局。1931年4月，该局更名为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
　　1937年开始建立所谓的内部监狱，专门关押因犯有反革命罪而被侦讯和判刑的
犯人，这些内部监狱隶属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十处。
　　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有4所监狱：可关押570人的内部监狱、可关押3500人的布
特尔斯基监狱、可关押625人的列福尔托沃监狱和可关押225人的苏哈诺夫监狱。
　　1939年通过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条例规定，禁止将受侦讯者的死讯告知
其亲属，禁止将尸体送交其亲属安葬。
　　战前的几年里，劳改营管理总局不断扩大。政府每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一项新
的任务，该部就为此成立一所劳改营。犯人们建军工厂，铺公路，修建机场，在采
矿冶金、能源燃料、化工。造纸等工业领域从事繁重而有损健康的生产劳动。
　　比如，一项有关修建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索利卡姆斯克纸浆造纸联合企业的政府
决定一出台，未来的新建筑工地所在地区便立刻建起能容纳14万名犯人的伐木劳改
营。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犯人们在这种可怕的、非人的条件下能够找到生存下去的
力量。作家维克托·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在一次采访中说：“所有这些被强
制迁移到伊加尔卡的犯人几乎无一生还，但他们挣扎着，努力通过教育来保护自己
的孩子。有文化就有了一切。不管有没有教科书，所有人都如饥似渴地学习。”
　　直到1947年，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向政府提议让那些留在特别移民区的原囚犯
恢复自由。共有11．5万个家庭（32万人）获得了自由。这些人的不幸还没有人好好
地写过。甚至在获得自由之后，他们在政治上依然得不到信任。
　　战争开始后，因普通罪行和旷工而判刑的犯人被释放并送到军队。头3年共有9
7．5万名以上的犯人被送到红军。这大概是劳改营管理总局总人数的1／3。
　　双倍的人进了劳改营。此外，还有200多万人呆在特别移民区，其中150万人是
在战争期间被驱逐的，他们当中包括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
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
　　战争结束时，共有85万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服役。假如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被
派往迫切需要他们的前线，那么谁来看守那些犯人呢？
　　战争期间，内务人民委员部建了数百个机场、许多飞机制造厂、炼铁高炉、煤
矿、化工厂，修筑了数千公里的铁路和公路，开采了从黄金到石油在内的所有必需
的矿产资源。
　　战争期间，劳改营和移民区的内部规章制度更加严格，看守人员甚至在犯人拒
绝上工时都可以动用武器。监禁条件如此之严酷，以至于仅1942年一年在劳改营就
有248877人死亡。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两度--1941年6月22日和1942年4月29日--联合下
达指示，根据这些指示，那些刑期已满的犯人没有获得自由，而是作为雇用人员继
续在当地劳动。区别在于，他们来去不再被押送，并且会给他们付工钱。他们不能
离开或是更换工作。
　　这两项指示是保密的，那些受其约束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直到1946
年才被释放，那时，斯大林终于同意放他们回家。
　　当红军转入进攻后，劳改营管理总局开始关押那些曾在被占领区同德国当局合
作的苏联公民。
　　据多年领导国家计委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巴伊巴科夫回忆，战争结束
时，斯大林责成时任石油工业人民委员的他修建生产合成发动机燃料的联合工厂。
他下令将囚犯送到建筑工地上。“这是一支从不推辞工作的机动力量，” 巴伊巴科
夫感叹地写道，“人们住在很快搭建起来的简易住房和防寒帐篷里，住在土窑洞里，
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工作--无论是下雪下雨，还是酷暑严寒，每天工作12小时。”
　　犯人们为生存权而工作，为增加口粮。为尽快获释而工作。起初在劳改营管理
总局，就连最有才能的、学识最渊博的专家都得从事一般的工作，结果他们接连死
去。后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们想到，如果让他们制造可以向斯大林汇报的新技
术装备，那么这些未来的科学院院士可能会给部里带来荣誉。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的命运很有代表性，他是火箭的发明者，最先
将人送上太空。1938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他10年监禁，原因是他“参与了
反苏恐怖破坏活动”。
　　为他辩护的人当中包括苏联英雄、最高苏维埃代表、那个时候家喻户晓的飞行
员瓦连京娜·斯捷潘诺夫娜·格里佐杜博娃这样的人物。根据她这位代表的质询，
1939年6月13日，最高法院取消了对科罗廖夫的判决，他的案子被送去重审。贝利亚
会容忍这样做吗？请看对他们的回答！1940年7月1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主持召开特
别会议，判处他在劳改营改造8年。
　　此刻又有一位代表和苏联英雄为科罗廖夫说情，他是名气同样不小的飞行员米
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格罗莫夫。贝利亚在他的信上写下批示：“送科布洛夫同
志。请您看看材料，作出结论。”
　　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吩咐将科罗廖夫
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特殊技术局，按专业任用。没有释放他，用他来做事情。
科罗廖夫从事的是发动机的设计工作。
　　5年后，1944年7月27日，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批文，科罗廖夫被提前释放，
撤销罪案。直到1957年，他才被恢复名誉，那一年卫星发射上天。即使是在享受盛
名之时，这位火箭技术的总设计师还畏畏缩缩地问赫鲁晓夫：“您是否真的相信我
没有任何过错？”
　　特殊技术局于1941年更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保密处。该局利用被判刑的专
业人员制造军事技术装备：飞机、发动机、军舰、大炮。那里共有将近500名犯人，
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军工厂和科研院所。
　　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记录
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保密处的犯人在战争期间研制出的产品。单子上所列的产品
包括在设计师图波列夫、佩特利亚科夫和米亚西谢夫领导下制造的三架轰炸机、飞
机发动机、鱼雷艇、无线电台……不难想象，假如这些杰出的科学家们没有被关在
劳改营里，他们能做多少事情……
　　“在签署文件之前，你要确认一点，如果因为这份文件而开始抓人进监狱，那
么你将是黑名单上的最后一位，”这是曾被斯大林吓得要命的我国炮兵司令尼古拉
·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元帅的座右铭。反导弹系统的总设计师格里戈里·
瓦西里耶维奇·基苏尼科在自己所著的《秘密区域》一书中回忆起了这句话。
　　格里戈里·基苏尼科本人则因制造了防空导弹系统而闻名于世。该系统曾于19
60年5月1日击落了美国的U-2侦察机。他当上了院士、奖金获得者、将军、议员，
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不安中度过的：人事部门的干部和机关同事会不会知道
他的父亲是谁？
　　而总设计师的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他于1938年4月因一项捏造的指控--“参
加反革命暴乱组织”而被枪毙。儿子隐瞒了此事。多年以来，他的脑海中总是出现
一幕幕可怕的幻像：警觉的人事干部发现了在他的个人档案中用其他颜色的墨水笔
填写的那行字，随后他被揭发，整个生活被毁掉--他失去工作，要不就是失去自
由。
　　他也无法忘记叔叔过了好久在喝了两杯白兰地酒之后说出的一席话：“为给你
的父亲报仇，一个卑鄙龌龊的告密者在你的两个叔叔的帮助下非常偶然而又非常保
险地死在了火车车轮之下
　　战争结束后，年轻的基苏尼科被分配到了苏联军械部第一特种局。该局在小贝
利亚--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的领导下制造了苏联导弹武器。这里的主要
专家是从德国带来的德国导弹专家和我们的科学家，这些人仍然呆在劳改营，每天
被押送上班。
　　基苏尼科介绍了军工综合体所享受的特别优厚的条件，这可以说明，为什么那
些武器制造者如此怀念苏联时代。军工综合体得以成功运作的基础是斯大林奠定的。
他曾对导弹制造者们说：“你们将有权动用任何部委的任何单位来完成工作，可以
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必要的物资和资金来确保这些工作的进行。”
　　他们获得了一切--有林中的小屋，有专用餐厅，有专门的医院，还有汽车。
需不需要再说说试验场上令人愉快的好事情呢？坐飞机去趟中亚，采购西瓜、香瓜、
葡萄。在一系列成功的试验之后，总书记对总设计师说：“派人到所有加盟共和国
首都去采购食品、葡萄酒、伏特加、啤酒、白兰地，要满足所有人的口味，然后以
政府的名义办一次举世未见的盛大宴会。”
　　一位部长曾对设计师们说了大概这样一番话：‘“你们要的一切都给了你们。
我想，要是你们提出请求的话，连大剧院的马也会给你们的。现在该你们付出了。”
　　一旦某个设计方案获得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便财路大开，不受限制，格里戈里
·基苏尼科写道，人们就像苍蝇看到了蜂蜜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希望从公
家的这块大蛋糕上切下一块来享用。因此，导弹和其他装备的获得对国家来说的确
是代价高昂，倾家荡产。
　　然而，武器制造者圈子里的气氛是极其冷酷无情的。
　　基苏尼科回忆道，有一次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本人将他拉进汽车，
把分隔司机与后面客座的玻璃挡板放了下来，愤恨地问他：
　　“我们对这个土匪得忍到什么时候？”
　　“土匪”是指一位同样有名的设计师，当时他吉运高照，因为他非常聪明地将
党和人民的一位领导人的儿子调进来工作。
　　政治局成员的子女喜欢到军工综合体这个帝国里来工作。小乌斯季诺夫负责建
造履带式激光器，小苏斯洛夫则担任无线电电子系统秘密研究所的领导。
　　设计师们无情地陷害竞争者，为的是不让他们与之分享“干草”--这是他们
围内对勋章和其他各种奖章的称呼。他们还特别害怕那些轻易就可以毁掉他们的生
活的国家安全机关的军官。
　　据说，贝利亚有一次去看望了被监禁的航空设计师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
波列夫，此人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当上了上将，曾是列宁奖金和三届斯大林奖金
的获得者，曾被三次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图波列夫试图向人民委员解释，
他没有犯任何罪。贝利亚将他的话打断：“亲爱的，我本人知道你没犯任何罪。你
的飞机就要飞上天空，而你也将获得自由。”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已经获得过国家各种奖章奖金的图波列夫院士曾对第一书
记抱怨说，过去坐过牢这件事拖累着他，并且影响到他的子女。赫鲁晓夫安慰他：
“图波列夫同志，您可以安心地去工作。我向您保证，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
将下令销毁那些与您有关的文件，使您在任何地方填写任何表格时，都不用写您曾
经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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