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节：祖国啊，我回来了！(10)

　　再如，1922年，鲁迅先生曾在“北京女高师”作过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
报告。在一片呼号“妇女要走出厨房”、“妇女要独立”的热浪中，鲁迅先生冷
峻而深刻地指出：如果现存的经济制度不改变，则“娜拉”们即使觉醒了、出走
了，“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因为：“自由固不是钱所
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随后，1925年，鲁迅先生又在小说《伤逝》里
写下了出走了的子君，不得不回来的悲剧。

　　又是相隔十年，二十五岁的曹禺，在他第二部剧作《日出》里，写出了出走
了的陈白露不得不堕落的悲剧。

　　这两个不同年代的“书香门第”出身的“洋学生”、“新女性”都倔强地追
求过：“我是我自己的”。结果，一个“回来了”，一个“堕落了”，并且双双
走向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鲁迅先生的预见，果然成了她们的谶语。

　　为什么两代作家关注同样的社会问题，表现着相同命运的人物？这说明，在
反动统治下，缓慢得几乎停滞的社会进程中，当时煎熬鲁迅先生的社会悲剧并没
有得到解决。因而，十年之后，它又撞击着曹禺年轻而敏感的心使表现它们成为
他“一种感情的迫切需要”，这也说明年轻的曹禺的思想倾向与爱憎和以鲁迅为
首的先辈们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在他的这些作品里跳动着的时代脉搏，同时又
是鲁迅先生某些作品主题思想的延续。

　　不论过去的一些论者和史家为誉为毁，时间冲刷掉了一切不实之词。人们看
见的是自从《雷雨》的出现，把中国的话剧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雷雨》开拓了新的领域。这里不仅有过去没有表现过的人物和生活，而且
在艺术上也给人前所未有的享受和再创造的满足。

　　一个看起来只是一出“家庭悲剧”的《雷雨》，不仅反映了深广的社会内容
和复杂尖锐的社会冲突，而且它引进了“新”的人物，出现了不朽的典型。这也
正是《雷雨》吸引力和生命力的所在。

　　在《雷雨》之前，我们的文学艺术中，成功地刻画过官僚、买办、封建老太
爷。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加速殖民地化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反动统治阶级代表人物，
即集官僚、买办、封建势力于一身的“三位一体”的杂种，却是在《雷雨》里第
一次得到表现，那就是君临一切的统治阶级的当权派——周朴园。

　　蘩漪和周萍，则是新旧交替时代矛盾冲突的产物。这种冲突又深刻地反映在
他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中，形成了两个精神世界十分复杂、性格鲜明的生动形象，
他们在中国文学和话剧中是罕见的。鲁妈（即侍萍——引者注）则是祥林嫂在城
市的姐妹，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她遭受的打击更为可怕，她的命运也更加不幸。
作者写了她从“认命”到抗议“不公平的命”的心理过程。

　　所有这一切都是曹禺以第一部作品贡献于艺术画廊的不朽的肖像。

　　而作为戏剧创作的表现方法和手段，曹禺则调动了他对外国戏剧的知识和修
养，在《雷雨》里更借鉴了外国成熟的戏剧艺术。他是把民族的内容与外来的形
式第一个结合得最为熨帖的剧作家。⑥

　　如上所述，是从不同观众、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而且是从不同空间和时间，
全面地、充分地、辩证地认识了、剖析了、肯定了《雷雨》。

　　这正如巴金在发给曹禺老师家属的唁电中所说的：“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
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

　　是这样的，永远的《雷雨》，永远的曹禺。

　　注释：

　　①②③④⑤引自《曹禺传》。

　　⑥引自《倾听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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