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节：北京人艺终身院长(7)

　　我们难以忘记的是，曹禺老师在建院初期认真地提出：“我们需要为一个共
同的目标奋斗，就是要建立中国的剧场艺术，我们一定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树立
起我们剧院这一‘派’。”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大胆地提出：“要大力培养演员，培养‘红得发紫’
的演员，特别是青年演员，这是为了剧院的前途。”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又尖锐地提出：“我感觉我们剧院有一种骄傲自满的
空气，这庙太大，菩萨多。要知道自己的缺点，要追求更高的境界。现在给别人
‘经’太容易了，求‘经’的愿望不强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再次深刻地提出：“我终究佩服那些‘动手’的，不
大佩服那些只‘动嘴’的，‘干’比‘说’有力。真干事的人，使人意气风发，
有真实的生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反复地提出：“我认为，我们这些国宝应该创造新的
人物、新的生命……但如我们这些有数的、极富教养、文化与很高艺术才能的老
演员们不再从事新的创造，以号召、影响、培育、熏陶年轻的舞台戏剧家们，那
么，我们便浪费眼前有限几年的光阴，也就是自认老大，承认自己到晚年无能，
失去了奋斗勇气。那是可悲的！”

　　1983年的早春，曹禺老师曾经给《绝对信号》的剧作者高行健和导演林兆华
复过这样一封信——

　　兆华、行健同志与各位参加《绝对信号》演出的同志们：

　　读来信，十分感动！

　　所述甚是。《绝对信号》剧组的优异成绩，是北京人艺艺术传统的继续发展。
北京人艺从不固步自封、不原地踏步，绝不应抱着那点成就，就总是沾沾自喜，
不求前进。人老，常易看不到新事物；机构老，也易容不得新事物。

　　北京人艺绝不能仅成为保留剧目的博物馆。它是继承了我国话剧传统，却又
不断汲取新精神、新形式、开拓广阔艺术疆域的地方。我们需要不同的艺术风格、
不同风格剧本来丰富这个剧院的艺术。这将使剧院不致陷于死水一潭。这个剧院
当然不抛弃自己通过艰难困苦、奋发创造才获得的所谓“北京人艺风格”，但我
们绝不拒绝新的创造来发展、滋养我们的传统。自然，吸收新的精神、新的写作
与演出方法不是盲目的，不是随风倒的，而是以我们已有的创新经验与艺术鉴别
能力，来吸收各种有益的东西，有思想、有艺术的创造（无论是写作、演出、演
技、舞美或是其他）。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剧院的艺术家们已多少有一点这样
的水平。

　　我赞同你们提出的“充分承认舞台的假定性，又令人信服地展示不同的时间、
空间和人物的心境”的创作方法，演出方法。其中，“令人信服”四字很重要，
不要弄到“我明白了，大家当然应该明白”的地步。此外，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戏
剧家，是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戏剧家，
这一点我们随时随地都应该牢记。说起来，这是常谈，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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