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谈谈商业国里艺术家的地位 叶夫雷姆·布依诺说的那句话,原是开玩笑的,但在他的话里,却也包含着很 多真情实理。在我国获得独立的初期,艺术家们的地位确实是一种很奇怪的地位。 我听我的那些曾在意大利留学的同事们说,统治着那个国家的各个不同的公爵、国 王和大公,如果见有哪位著名的画家、雕刻家或诗人肯于光临他们的宫廷,他们便 认为是自己的无上荣幸。我也曾从我的祖母那里得知,在她青年时代,在法兰德斯, 每逢有人要来给他们的教堂画一幅或者塑一尊新的圣母像,全城的人都会出去迎接 他。她对我说,著名的艺术家常常应邀陪同国王或皇帝周游全国,我当时还不大相 信。但在我这一生中,我们曾经大为惊奇地听说(这必是三十年代初期的事,因为 那时我刚刚迁居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的画家鲁本斯,不久以前作为西班牙国王 的大使而被派往伦敦的查理·斯图阿特的宫廷。我记得曾听许多人说,他们认为这 样一个步骤是个很危险的先例,因为画家应当永远做画家,外交家应当是绅士。 我现在遗憾地说,这几乎是社会上各个阶级共有的态度。 也许有一些人能解释对待艺术的这种奇怪态度,但我不能布依诺医生病心地说, 在商业社会里,一个能干的售货员是有某种实际用处的,但一个雕刻家却没有。这 话也许有几分对,但是如果说它全对,那该怎样解释威尼斯和热那亚,以及佛罗伦 萨和布鲁治这样一些城市的情况?所有这些城市,也都仅仅是政治性的帐房,和我 们的共和国一样。它们也都被银行家、布厂主、盐商、平凡而讲求实际的商人所统 治,那些人喜欢索尔多,同我们本国小小的统治者喜欢杜勃隆一样狂热。我看过那 些可敬人物的肖像,他们活象我们的市长们的亲哥哥和堂兄弟,我读过一些关于他 们的故事,他们和我们市政厅的长官们一模一样地庸俗、慷慨、精明、堕落。但是 无论何时,如果有位画家或音乐家愿意参加他们的晚会或午宴,他们就显然觉得洋 洋得意,但在我国,某个经营鲸油的巨头,或者带着从十几个出产香料的岛屿劫来 的大批赃品而新近回国的某个海盗,一旦肯于大人降低身份,同某一个“泼颜料的 人”讲几句话,那么画家就得把帽子拿在手中,顿首屈膝洗耳恭听。 我并非在夸大其词。不久以前我亲眼看到,一个不可容忍的妄自尊大的年轻人 (他和我同姓,但绝非亲族)向老头子鲁依斯达尔问起,他的儿子为什么不跟堂兄 合伙去做画框卖,反而从事绘画。 有个名叫霍柏马的人,住在鲁辛渠畔离伦勃朗临终时的住所不远的一间顶楼上。 我听说,他是我国历来最优秀的风景画家,但有一天,在开往哈雷姆的船上,我听 到旁边两个年轻商人粗鲁地骂他是骗子,因为其中有个商人出二百吉尔德买了他一 幅风景画,事后听父亲说,如果他当时对那个可怜虫杀价杀得狠一点,出四分之一 的价钱就能买到那幅画。 哈雷姆的哈尔斯的遭遇更不堪言,他在几年以前去世了。毫无疑问,他是和伦 勃朗同样伟大的人,却受面包师的逼迫而破了产(难道一个人能吃这么多的面包?), 他去世时的财产,只有三条褥垫、一个食橱和一张桌子,这些东西经拍卖后,款子 付给了他所寄居的济贫院。 不,我一直不很理解我国的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而其他各国则截然不同。但 是如果我有时感到奇怪和烦恼,我的忧虑却必然不能为遭受这种悲惨的公众冷遇的 人们所分担。 离美回国后,我和许多画家朋友一起消磨很多时日,但是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 对自己的命运逆来顺受,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无须作为公开讨论或乞求怜悯的 话题。他们每逢聚在一起,就只谈本行。他们谈论磨颜料的各种不同的方法,谈论 用以处理铜版的各种酸类新的化合法,或者涂清漆的较好的方法。只在某些极罕见 的情况下,他们才偶尔诅咒自己的贫困,并说伦勃朗是个极其幸运的人,竟能住在 一所两层楼房里,娶过一个市长的女儿。 但把他们总括起来作为一个集团来看,他们都是一些特别知足的人。其中少数 几位当然十分沮丧,灰心绝望,一天到晚坐在我们城市里为数很多的酒店里借酒浇 愁,麻醉自己,过早地进入了坟墓。但大多数都象泥水匠或铅管匠那样生活下去— —我应当说,象倒楣的泥水匠或铅管匠,因为他们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被招雇到堤 坝上为雅可布·凡·康本修筑新的市政厅的那些有才能的泥水匠和铅管匠。 毫无例外,他们都是勤勤恳恳的工作者。世人指责他们不按时作息,白天和夜 晚任何时候都能看见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这话倒也有点道理。他们的确过着没有 规律的生活。他们照例都是穷得付不起较贵的房租,但他们又至少需要一个大房间 作为画室,所以他们往往到城市的郊区找一间破仓房,改为一间多少比较合适的工 作室。因为我国画家和意大利画家不同,他们似乎不会在室外作画。他们有时虽也 到露天场合画一幅风景、一棵树或几条船的草稿,但随后就又尽快地回到家里,以 此后三星期的时间完成这幅绘画,原来的画稿只作为画家画这幅绘画时的提醒者, 而不是作为一种灵感。 但是因为他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画室里度过的,而画室同时也是他的餐 室、起居室、卧室、厨房和育儿室(因为他们很少租得起一间以上的房子),所以 整个屋子几乎总是乱七八糟。 于是他们那些住有五六个房间的富裕邻居们,看到可怜的画家坐在昨天的一堆 菜盘和前天的一堆刀叉之间的画架前——看到小孩子的换洗衣服晾在顺着天花板扯 起的一根绳子上——瞧见画家的妻子在屋角里一小堆炭火上忙着烧一锅准备吃一星 期的豌豆汤,他们就摇着头说:“哎呀,我的天!哎呀,我的天!一个多么不会打 算的家伙!他一定经常是穷得精光。”然而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穷困 往往是邋遏的原因,而不是整洁的原因。 但是人们对于既有的成见,象对于他们继承父母的那些桌子、箱子和木橱一样, 总是顽固地抱住不放。我早已灰心,不再试图说服他们改正这种错误看法。因为即 使我说得他们不得不同意我的看法,而且对我虎:“对,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 他们也还会找出另一些理由,说明艺术家不应该被看作应受尊敬的社会成员。这些 理由之一,就是所有那些靠画笔和才智为生的人们有一种所谓党派性。 和精湛的绘画技巧,画中人物代表着十七世纪荷兰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主要 作品有《养老院军官和院长肖像》、《茨冈女人》等。 “他们为什么不和我们联合起来?”我曾经听到相当有地位的商人们问,“他 们为什么一天到晚老待在彼此的画室里?他们为什么只跟同行通婚?”对这个问题, 我常作如下的答复: “你们做出口生意或粮食生意的人,为什么总是跟同行通婚?你们卖鲸骨和酿 烧酒的人,为什么只认识所有其他的鲸骨商人和烧洒酿造者,而很少看见你们本行 以外的任何人?”但说到这里,我当然要被一阵喧嚣的抗议所喝倒。 “啊,但这是另一回事!我们彼此结识,是为了便于做生意,我们跟同行冤家 的女儿结婚,是因为我们十分确切地知道她父亲能够陪送她多少嫁妆。我们是讲究 实惠的生意人,同时我们也喜欢坐下来,跟那些能和我们一起谈论我们自己的工作 的人们聊天。”“很好,”于是我继续辩明我的理由,“为什么画家们就不该也喜 欢跟那些能和他们谈论本行业务的男女聚会呢? 这全是枉然。我用我的脑袋碰撞偏见筑成的花岗石墙壁,徒劳无益。艺术家是 可爱的懒汉,不会或不愿做一种正当的日间工作,所以活该忍受他在贫穷和冷遇的 道路上碰到的一切遭遇。一个人当然可以既是艺术家,同时又是值得尊敬的社会成 员。然而这种两者得兼,几乎是很少见的例外情况,只有丢尔普医师做了绅士和市 府的成员,虽然他当初是作为一个医生而走上生活道路的;或者象在德文特市画肖 像的基拉德·特·鲍治那样,据说他曾经做过那个城市的一任市长。 是的,我国是个奇怪的国家。 但也还有一种安慰。除了两三个比较脆弱的同胞之外,我从不知道美术家公会 中哪位成员对不属于他们本行的任何人的意见有过丝毫的思虑。这并非因为他们认 为自己高人一等,而是因为他们太忙,没有时间顾及社会对他们是否尊重等小事末 节。人生是短暂的,一天当中一个人能用来画画的时间,至多不过十小时。这就是 以上第二个谜,即众所周知的艺术家的“古怪”这个谜的答案。艺术家绝不是懒汉, 而且更为异常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工作深感兴趣。 但愿艺术家的邻居们也能这样说。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