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篇
回到宿舍，那个神秘的陌生人又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拿定了主意。我就把拉斯
博士建议的“需要一份正式书面邀请”说了出来。没想到，他立即答应了。我心里
还想，我和拉斯博士是不是太多心了。
一周后，我接到电话，刘茂才教授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饺子。我高兴地应邀前往。
刘教授的家住在富人区，离我的宿舍不太远。到他家时，他正忙碌着和他的德国妻
子包饺子。我觉得特别亲切，二话不说，洗了洗手，就上前帮起忙来。
刘教授边包饺子边对我说：“你的书稿，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看完。写得不
错，人物很生动。通过这本书，我对文化大革命有了一定的了解。我已经给格罗斯
曼先生挂了电话，把你先赞了一番。”
刘教授关切地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我告诉他想读大学。
刘教授一个劲地点头表示赞成，又思索片刻问道：“你和大学联系了吗？想读
什么系？”
“联系了，我想学欧洲史。”我于是把外国留学生办公室需要教授出证明的事
说了。
“出证明，绝没问题！我已看过你的书稿，我相信你绝对有大学学历。明天一
上班，我就给你写证明，我还可以请系里另一位教授傅吾康先生一起签字。”
第二天下午，我去拜访了拉斯博士，告诉他我已找到了出证明的教授。他点点
头满意地说：“我都知道了。穆勒教授对您很满意，刘教授也非常关心您。他们都
愿意为您出证明。”
“刘教授真是一个好人，我真幸运能认识他。”
“您的运气不错，那么多人愿意帮助您。您等着听我的消息吧！”
没几天，我收到了一封发自慕尼黑的信：
尊敬的关先生：
我们向您确认，我们的同事已经向您发出到我们机关访问的邀请，时间是1969
年11月15日到11月22日。您在慕尼黑的一切费用当然像已经说过的那样，由我们支
付。
落款处盖的是美国陆军的印章。看完信，血立刻冲到了我的头顶。我人在德国，
美国军方竟然公开出面邀请我去慕尼黑，他们不是情报机构还会是什么？拉斯先生
的推测一点也不错。
对方主动“邀请”，甚至都不隐瞒自己的真面目，看样子还真有德国特工部门
的配合。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自己呢？就在我拿着那封信、急得不知所措
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
是拉斯博士打来的。他通知我说，汉堡大学已经批准我为正式大学生了。
“拉斯博士，我刚刚接到慕尼黑的来信，落款是美国陆军，您看怎么办？”我
把信的内容告诉了他。
“关先生，您呆在宿舍里，不要出去。我处理完手头几件事，立即到您宿舍来。”
一个小时后，拉斯先生来了，他看完信，严肃地说：“关先生，这里肯定有文
章。绝对不能上他们的贼船。如果你上去了，一辈子就下不来了。等到你的价值被
利用完以后，他们就会抛弃你。到那时，社会也不会再接受你了。”
我心里感动极了，拉斯先生真是一位正直善良的人！
“谢谢您！请您放心，我决不会为了金钱而出卖灵魂。如果那个人再来找我，
我用什么办法能永远甩开他呢？”我焦急地问。
“您告诉他，您已是在汉堡大学注册的正式大学生了，有什么事必须通过大学
外国留学生办公室，让他来找我。我会打发他们的。”拉斯先生又叮嘱我，“您星
期二请到我办公室，来办理正式入学手续。”
“好！我一定来！”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第二天清晨，那个陌生人果然又来了。他缩头缩脑地在宿舍门口外面站着，我
一出门碰见他，着实吓了一跳。
“关先生，我们已经为您买好了去慕尼黑的头等车厢的火车票，这里还有二十
马克的零花钱，请您在火车上用。”他拿着一个信封说，“除火车票外，您到慕尼
黑后怎么下车，怎么坐出租车，到什么地方，找谁，这里面写得一清二楚。”
我态度坚决地说，“我并没有答应去慕尼黑！”“什么？你不去慕尼黑？”
“刷”的一下，他的脸变了颜色。“先生，很遗憾，我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我正
准备给慕尼黑那边写一封回信，告诉他们，我已是汉堡大学的学生了，我不能去那
边。”“什么！您是汉堡大学的学生了？我们怎么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注的册？”
那人吃惊地问道。
我想起了拉斯博士的话，又说：“外国留学生办公室主任拉斯博士对我说，我
刚刚进入大学，不能接受任何其他工作。您以后要通过他才能和我联系。”“这是
什么话！这是您私人的事，与大学有什么关系？您拒绝去慕尼黑，是会后悔的！”
说完，他气急败坏地走了。
次日下午，我去见拉斯博士，把这个陌生人来找我的事告诉他。拉斯博士听后，
立刻拿起了电话。
挂上电话，他笑着对我说：“我刚才和波恩政府内务部通了电话，那里有一个
官员是我的朋友。我向他说，您现在受到汉堡大学的保护，不准任何人再来打扰您。
对方表示，立即查问一下，让他们停止行动。关先生，您马上写封信回复慕尼黑，
了断此事。”
果然，从此以后，那个陌生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再也没有受到情报机关的纠
缠。
汉堡大学助教
进入汉堡大学之后，我决定首先攻下德文。我定下了专业课以语言学为主，以
历史和俄文为辅的学习计划，以争取尽快获得学位。
我没有经济收入，必须靠课余时间打工来养活自己。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
到宿舍，躺在床上的时候，强烈的思乡之情就会油然而生。但我必须咬牙挺下去。
我曾给家人写过几封信，寄给“和大”的秘书长，请他转交给我的母亲。可是，
这些信都石沉大海，杳无声息。
汉堡雨水较多，天空常常阴云密布，令人心情烦闷。汉堡大学就在美丽的阿尔
斯特湖边，湖边杨柳婆娑，绿草茵茵，风景如画。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来到阿
尔斯特湖畔，独自一个人站在雨中，让泪水和着雨水，从我的两颊不断地往下流淌。
只有全身被雨淋得湿透了，才觉得心情舒畅一些。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一天，我在校园里碰见刘教授的儿子刘仁凯。他对我说：
“我父亲让你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我马上来到刘茂才教授的办公室。“关先生，真高兴，又见到了您！”刘教授
见到我高光地说，“我们中国语言文化系现在正好需要一个教员，教二年级的中文
课。由于您还没有任何文凭，我们只能为您申请到一个临时助教的职位，每周教六
小时课。当然，薪水不高，每月只有四百多马克。不过，请相信，这个位子是很有
前途的。您尽量设法在两年内把硕士论文写出来，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您就可以申
请正式讲师的职位。到那时，您的未来就有保障了。怎么样？您接受吗？”
这回真是天下掉下了馅饼，我乐得手舞足蹈起来。在中国，我就梦想过在高等
学府里教书，没有如愿。而现在，我刚刚入大学，就能同时登上大学讲台，哪怕不
给报酬我也愿意干啊！
我再一算，一月教二十四个小时课，如果四百八十马克一个月，也就说，每小
时课我可以拿到二三十马克，这样的“打工”报酬到哪里去找呢！
“刘教授，太谢谢您了！我当然接受，我一定好好地教。我省吃俭用，这点钱
也足够花了。我一定集中精力上课、念书，争取早日学业有成。”我发自内心地对
刘教授说。
“好！您只要一只脚踏进大学的门坎，那么第二只脚迈进来就容易多了。”
“那我什么时候开始给学生上课呢？”我急切地问。
“越早越好，您和利普尔特博士联系一下，他目前负责教第三四学期的课，但
他正在写论文，忙不过来，您帮他接过几个钟点的课来。您现在选什么专业为主科？”
“语言学。我已经开始上课了，但觉得枯燥无味。”
“副科呢？”
“历史和俄文。”
“我想，也许您应该调换一下，把汉学当主科，重点仍放在语言上，驾轻就熟，
对您以后在大学工作也有好处。我来做您的导师，怎么样？”刘教授热心地建议道。
我真是喜出望外。这样实在是太好了！
为了第一炮打响，我开始一点点地回忆自己当年是如何学外文的。我把我过去
的英文老师和俄文老师的教学特点都一一列在纸上，然后进行分类，哪些教学方法
是我喜欢的，哪些我觉得枯燥乏味。然后，再根据教材里学生学过的词汇，用简单
的中文改编了格林童话里的《小红帽》故事，准备先给学生讲这一篇。
没想到，两堂课下来，听课的十几个学生就都能够用汉语讲《小红帽》的故事
了。下课时，学生们又鼓掌，又击桌板。利普尔特博士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关
先生，看来您天生就是教书的材料！”
学生们学习中文的热情很高，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从那以后，我每次上课前，
都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有时，我还教他们唱些中国民歌。周
末，则和学生们在一起喝啤酒、跳舞，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练汉语，我练德语，
一举两得。
1977年夏，关愚谦与德国姑娘特拉在香港注册结婚，这也是关愚谦自“出逃”
以来第一次来到离中国大陆最近，离故乡最近的地方。
1981年春，关愚谦夫妇终于获准回国探亲。
1996年，关愚谦开始动笔抒写他30年来的坎坷经历，打算同时推出《浪》的中
文版和德文版。
（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本报选刊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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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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