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囹圄

    1967  年元旦，北京的街头听不到鞭炮声，没有一丝节日的气氛。大街小巷到
处是大字报、大标语，到处是乱哄哄的人群和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喧嚣声。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冲击下，“文革”运动进入全面进攻、全面夺权的阶段。党
和国家被拖进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4 月上旬，经聂荣臻元帅提议，毛主席
批准，中央军委重新任命我为政治学院院长。我是在医院里接到这个命令的，当时
我胆囊炎发作，正住院治疗。我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自己的信任，但又不愿再回
政治学院工作，曾向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面谈了自己的想法，未获同意，我只好服从
组织的安排。我胆囊炎手术出院后，身体虚弱，经医院建议、组织批准，让我在家
休养3 个月。

    这时，“文革”夺权的狂潮已开始冲击军队系统，政治学院的“文革”运动也
起来了，两派组织都找上门来，逼我表态支持，我都拒绝了。后来学院的“三军无
革派”掌了权，他们多次来我家里，要我表态支持。遭我婉词拒绝，但他们仍不罢
休，每天都派人来“争取”我，紧缠不放。不久，他们又拿来了以政治学院党委的
名义表态支持“三军无革派”的声明给我看，让我签名，我还是不同意。

    他们纠缠了两个多月，最后终于向我摊牌了，你不答应，“无革派”就不会与
你合作，也不会拥护你，往后有你好戏看！这时，“三军无革派”得到林彪的公开
支持，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都站在这
一边，该组织在军内外红得发紫，叫得很响，威风一时。

    大潮之下，压力很大：若支持他们，会得到这一派的拥护，日子会好过一点，
林彪、吴法宪、黄永胜、邱会作过去都是四野的熟人，站过去，自己也会“红”起
来，说不定还会有一番“发迹”；若不支持，目前的处境都很危险。可我还是没有
同意，并非是先见之明，而是有我自己的看法：不是口口声声说：

    “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吗，你指挥的军队怎么还
分成两派？

    领导干部支一派，打一派这怎么得了呢？这样搞下去，今后10  年军队也不会
平静。我更记得延安时期康生搞“抢救”运动的历史教训，打了那么多“特务”，
运动时头脑发热，到头来还是要甄别平反。造反派对我先拉后打，于是，灾难降临
了。9 月18  日黄昏，当我休养时间快到，准备上班时，政治学院造反派的一群彪
形大汉，突然闯进我家，不容分说，就把我揪走了。杨枫怕我凶多吉少，也陪我上
了车。

    本来，从我家的西松胡同出长安街，可直接到政治学院，但他们故意转弯抹角，
经西单转西直门，兜了一大圈，不知他们要把我拉到哪里去？到了政治学院，他们
把我关进原来住的一间房子里，当晚便审问我到深夜。他们说我和肖华、吴克华相
勾结，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林彪，是“三华反三军”；说我根据《红七军简
史》写的公开发表的《回忆红七军》小册子里有多处吹捧邓小平，为中国第二号赫
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是刘、邓的黑干将。这样，一夜之间，“刘（少奇）、
邓（小平）黑干将”、“三华反三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可怕的罪名栽
到了我的头上。从此，先是关押批斗，后是农场劳改，开始了长达8 年的迫害。我
被关押后，领章、帽徽都被剥夺，每月只发给22  元生活费。随着全国动乱的升级，
造反派对我的管制也越来越严，不准我回家，也不准家人来探望。批判斗争的次数
与规模也不断升级，除在学院被审讯、批斗挨打外，还曾被拉到东郊体育场和50多
名将军一起被批斗。当时，我已年届花甲，胆囊手术后的身体尚未恢复，每天承受
着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无休止的大会小会轮番批斗，扭臂弯腰，刑讯逼供，
使我周身浮肿，血压升高，脉搏曾每分钟达130 次；写不完的检举揭发、交代认
“罪”材料，使我的手臂抖颤，头晕目眩。



    仅1968  年12  月份，我就被迫写出了12  份材料，计70  页3 万余字。“抄
材料真累，写材料更累，我成了作家了”，我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话。在恐怖的
日子里，在威逼面前，我据实讲话，据理申辩，实事求是，绝不害人。

    我的日记里多次写着：“我讲的情况，他们说都是流水帐，他们要的是反革命
活动的材料，我说，我编不出”，“写的揭发材料，自己也觉得不够味，勉强交卷，
准备挨斗”，“按事实来说，交代清楚了，按你们的要求是交代不清的”，“会上
顶起来了，他们骂我顽固”，为此，我的“问题”升级了，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
派”，“全军两个最顽固分子之一”，带来的是新一轮更严酷的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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