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五载师生缘一世不了情

　　　　　　　　　　　　毛泽东和袁仲谦（3）　　　　　　　　　　　　　

　　谈到学习态度，袁仲谦认为毛泽东苦读和巧读还结合不够。他提醒说：“从早
到晚读书不休，不过是苦读而已。青年正是长身体的阶段，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
继；脑瓜灵活，会读书，不过是凭天分而已，不刻苦钻研，长期积累，必将贪安逸
而畏劳苦，终使学业荒废。所以，古人有‘椎鲁朴钝，非学者之患；聪明绝异，学
者之深患’一说。只有把聪明和勤奋连在一起，就如同禾苗既得农人辛勤耕耘，又
赖阳光雨露滋润一样，方可茁壮成长，蒸蒸日上。”

　　论及读书内容，袁先生指出，毛泽东读书虽多，但内容庞杂，良莠并蓄，不利
于消化、吸收。他列举“国学”（经、史、子、集）中的“集”为例，说明中国古
代诗文浩繁，难以尽阅。他说：“集”渊远流长，从《文选》算起也有1300多年的
历史。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历代都编纂了不少的“集”，有务求全备的“集”，
有采摘精华的“集”，真是数不胜数。在这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读书人往往无从
入手，不得要领。因此，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读书法”的问题。

　　“书犹如药，善读可以医愚。”但怎样才算“善读”呢？袁仲谦的理解是：从
宏观上讲（亦即总体的书），一要博，二要精。博，就是泛读各类书籍，好比鲸鱼
张开大口，把大鱼小虾、甚至是海藻泥巴都吃下去，只求吃饱肚子；精，就是重点
研读书中精品，好比牛吃草料，吃了以后再吐出来，慢慢地反刍、消化，为的是吸
收养分。从微观上讲（亦即具体的某本书），要求悉心“详玩”。读书之法，在循
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
欲速是读书第一大病。功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度。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
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往来接应不暇，如看场中美景，一眼却过，于学无
益。所以，读书要力求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书上，则眼就看不仔细，
心和眼既然不能做到专一，口中却只知漫不经心地诵读，那么就定然不能记住其内
容，记住的也不能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心既到，眼和口自然会到。
总而言之，既要博览群书，又择选精华，使“博”与“专”结合起来。对于重要的、
有价值的书，要钻深懂透，反复研读，切忌贪多求快、囫囵吞枣，不讲效果的读书
方法。惟其这样，方能日新、月进、岁益。

　　为了指导毛泽东系统地读书，袁仲谦还给学生开列了一份“必读之书”的清单。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昭明文选》。袁先生介绍：《昭明文选》内容博大精
深，一直是读书人深研的一部重要的文学读本，流传极广，影响也极为深远。他一
再嘱咐毛泽东，像《昭明文选》这样的好书，一定要反复诵读、吟咏，仔细琢磨书
中的内容，力求融会贯通。

　　最后，袁仲谦带总结性地讲述了学习的“秘诀”：治学，要坚持“四多”，即
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读书，要做到“好书不厌百遍读”；作文，记住“文章
妙来无过熟”。自此，毛泽东牢牢记住老师这寥寥数十字的“真言”，抱定“才不
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远大志向，坚持勤学苦练，最
终成为一代“文章大家”。

　　这一天，师生作了一次彻夜长谈，一直到旭日东升。

　　自从和袁仲谦先生深谈后，毛泽东遵照老师传授的读书方法，去悉心领悟，身
体力行。古今知识，给了他丰富的精神营养，陶冶了他的性情，增长了他的才干。
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使之终身获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袁仲谦先生教毛泽东“四多”（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和“文章妙来无过
熟”的学习诀窍，他躬行实践，硕果累累。

　　多写苦练，使毛泽东成为一代杰出诗人和理论家。毛泽东一生中到底写过多少
诗文，已无法统计出它的数目。人们只知道：日后已成为国家首脑的他，坚决反对
“秘书干政”，提倡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写文件。他带头以身作责，身体力行，大到
治党、治国、治军的方针大计，小到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工作的指示电文，他都
要亲自起草。他善于运用浅显明了的语言文字和完美的文字形式表达深刻严谨的思
想内容，并能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风格———或通俗，
或典雅，或幽默，或辛辣，或轻松活泼，或庄重严肃，写出大量说理透辟、气势磅
礴，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之中，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来。毛泽东一生著述甚丰，公开出版的代表作就有“毛选”等数卷。他还填写了几
十首诗词，其诗作不仅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而且艺术形式丰富多彩，先后译成英、
俄、德、法、日、印度、希腊等数十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作为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在诗坛文坛上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毛泽东可以当之无愧地
被称为“古今独步”。

　　谨记袁仲谦先生“多想、多问”的教导，毛泽东在学习中学会运用独立思考、
分析批判的方法，不盲从，不迷信，追求真知灼见。

　　他常对同学们讲，读书、看报、上课、或听讲课，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
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必须反
复思考，批判分析，真是对的才能接受，如果是错的就应该抛弃。我们不应该一味
盲目迷信古人，崇拜洋人，当然也不应该把他们全盘否定。所以，他无论读古书，
读洋书，听讲课，听讲演，总是认真思考，精心领会，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
绝不人云亦云。

　　常常提出疑难问题，虚心向别人请教，吸取他人之长，这是毛泽东从袁仲谦那
里学习到的又一重要读书方法。

　　袁仲谦先生教他“多读”，他嗜书如命，读书不休，直至终年，乐此不疲。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初期，甚至在更早一些的学习生活中，读书的范围很广，古
今中外的许多书籍，他都想方设法找来阅读。后来，按照袁先生提出的“博和专并
举”、“博览群书与重点攻读相济”的主张，“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
而后专门”，阅读了大量古今书籍中的精品，使知识出现了升华。

　　袁先生要求毛泽东读书要有一个严格的计划，在一个时期内，应紧紧围绕一个
中心去读书，围绕一个中心去深入研究一个专门问题。重要的书、有价值的书，认
真地读，反复地读，这是毛泽东从袁仲谦先生那里学到的一条重要读书方法，它从
此亦成为他全部读书生涯中的“习惯定型”。正因如此，他以一个通晓古今、博学
多才的人民领袖形象矗立在全国人民面前，从而给他的整个政治生命增添了绚丽夺
目的光彩！

　　1918年暑期，毛泽东结束了五年半的师范学习生活，毕业离开了一师，也告别
了袁仲谦先生。

　　两年后，他又回到母校，任附小主事。这时，袁仲谦已于1919年辞却一师的教
职，到别的学校教书谋生去了，而毛泽东则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去为早
已立下的救国救民的誓愿而奋斗。从此，师生之间天各一方，再也没见过面。

　　1952年，袁仲谦家乡的有关部门及袁的亲朋好友，计划给他修葺坟墓，委托罗
元鲲给毛泽东写信，请他给袁仲谦题写碑文。于是，罗先生遂于同年10月中旬给毛
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上述请求。很快，毛泽东就作了回答，告知罗先生“袁先生
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致”。

　　罗元鲲先生接到毛泽东随信邮来的碑文，激动万分。毛泽东日理万机，专门为
一位已故的普通老师题写墓碑文，可见他忘不了老师授业解惑之情，也有一颗滚烫
的赤子之心！

　　他当即将碑文转呈新化县政府，并告知袁仲谦的亲属。后来，有关部门举行了
隆重的墓碑安放仪式由毛泽东亲书的“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大字，镌刻在白玉般
的大理石上，矗立在袁仲谦先生的坟前。

　　袁先生如若有知，当含笑九泉———共和国主席给自己的老师亲书碑文，这在
众多的先生中，也仅有他袁仲谦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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