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半个多世纪的师友之交

　                    　———毛泽东和黎锦熙（4 ）

　　之五：抒发志向。

　　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青年就要有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而要实现这一志向，
就应当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样的大本大源问题，从
根本上改造现实社会。

　　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天下纷纷，时人虽有一些变革主张，但对
救图之道，未找到一根本解决办法。即说维新派康有为，也是“徒为华言炫听，并
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
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而所谓本源就是“宇宙之真理”。

　　“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
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
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他在信中批评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立志之说：“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
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明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
也。”“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
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立志，
只有把立志和探求宇宙的真谛联系起来，把认识真理和实现真理联系起来，才能算
得是真正的立志。

　　毛泽东向黎锦熙先生进一步直抒己见：“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
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
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为之有志也！如此之志，始为真志。”

　　他进而得出这样的推论。立志是件不容易的事，“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
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将探索真理作为自己的奋斗理想，
勉励自己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只有对哲学深下功夫，日新月进，
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而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或主张。

　　1917年8 月31日，黎锦熙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
有见地，非庸碌者。”他尤其赞赏毛泽东关于“立志”一说，深感毛泽东“不愧为
是大器量之人”。他想：虎豹之子未成纹，而有食牛之气；鸿鹄之雏羽翼未全，而
有四海之心。只有干大事业的人才胸有大志。毛泽东已立下凌云之志，似这等英才、
伟器，焉有不成功之理！

　　之六：商筹人生大计。

　　在是否出国留学这样关系到人生道路抉择的大事上，毛泽东也曾写信征询过黎
锦熙的看法。

　　早年的毛泽东是主张出洋的。新民学会成立之初，他就提出学会要向外发展。

　　赴法勤工俭学的事传到湖南时，同当时许多湖南青年一样，他也是很欣喜的，
认为“留学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命”，并设想到日本等国去留学。

　　那么，后来毛泽东又为什么没有出国领略外面的世界呢？据史料分析，主要有
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现实的考察，深思熟虑后决定暂留国内研究
中国国情。1918年秋到1919年春的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开阔了视野，也使他认识到
自己的不足之处。他深感自己对中国社会了解不够，对于种种学说、种种主义，还
没有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因而需要在国内作进一步的探讨。二是，当时出国留学
的新民学会会友希望他能留在国内“殿后”，为学会在国内的发展打好基础。三是
毛泽东特地征询黎锦熙等先生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才最后下决心留在国内的。

　　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毛泽东常到黎锦熙家中作客，1919年的春节，就是同
黎锦熙及家人一起度过的。他们之间无话不谈，黎锦熙将他的《国语研究调查之进
行计划书》改订本送给毛泽东提意见，同时对毛泽东是否出洋的事也商量讨论过。
黎锦熙日后在《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一文中回忆：当时，他问毛泽东有什
么想法和打算，毛泽东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
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
题。

　　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如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
本国更为有利。“研究本国问题”，这一观点与黎锦熙的一贯思想十分吻合，所以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黎先生的赞同。

　　自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任教始，到1976年止，黎锦熙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保
持了半个多世纪。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虽然人世苍茫，时事变迁，但他们师生加挚友的那份情谊，
并未见因此而淡薄。六十多年间，他们的交情历尽了生与死、贫与富、贵与贱的种
种考验，却愈发显得深厚。“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
贱，交情乃见。”这句毛泽东极欣赏的太史公对于友情的精辟之论，用在他俩人的
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1915年，黎锦熙到北京任职后，他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少了，可他们之间书信
不断，或互报平安，或交流思想，相互之间的了解更进一步的加深。毛泽东在一师
毕业后，第一次来到北京，一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边到北大旁听学习。这
期间，据萧三回忆说，毛泽东“常到黎先生家拜访，同黎先生谈论时事及世界问题，
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中的中国地位问题”。阴历年时，黎锦熙
把毛泽东请到烟筒胡同4 号的家里，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过年，师生感情之深，
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

　　1919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这时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迅速席卷
了全国。毛泽东即以全部爱国热情投入这场反帝爱国的革命洪流之中，主编了进步
刊物《湘江评论》，宣传五四运动。《湘江评论》创刊后，毛泽东每一期都要寄一
份给北京的黎锦熙，在监印第四期时，毛泽东又和往常一样，将刚印出的第一份刊
物装入信封，亲自写好地址去邮局寄往北京。没料到，他刚刚离去，湖南军阀就派
人查抄了已印好的这期《湘江评论》，并全部焚毁。所以直到今天全国只有黎锦熙
保存的这独一份第四期《湘江评论》。毛泽东在1919年9 月5 日给黎锦熙的信中，
曾谈及当时的情况：“《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加上增刊，第四期便是
第五期，故有‘第五号被禁停刊’之语——引者注）。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收
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延续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
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

　　1919年末，为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来到北
京。黎锦熙闻讯，即刻赶到毛泽东的住地———北长街99号福佑寺看望。在这里，
黎锦熙发现毛泽东在异常艰苦的工作环境下，正在阅读《共产党宣言》，言谈中毛
泽东还要黎锦熙也看一看这本书。不久，毛泽东又去上海，从此天各一方，甚至音
讯也渺茫了。然而，黎锦熙始终关注着自己的这位“高足”。后来，他听说毛泽东
组织了“反对党”———共产党；再后来，又传闻毛泽东上山当了“土匪”；有一
阵子，报上还宣传“朱毛赤匪被剿灭了”。听了这些消息，黎锦熙格外为老友的安
全担忧，也更增添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打这以后，他保存的毛泽东“六札”墨
宝，便成了他思念友人的感情寄托。每当思友心切时，读一读那字迹遒劲、学问渊
博的书信，一师那时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便清晰地出现在面前。他感觉到与毛泽
东近了，心胸便得到了慰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下，他把毛泽东的信和新
民学会会员通讯集及五期《湘江评论》装在一个精制的盒子里珍藏起来。他想等到
那一天，一定把这些东西亲手交给毛泽东。这一天终于盼到了。解放后的1953年，
黎锦熙把“六札”送给了毛泽东，作为他60岁的寿礼。收到这份异常珍贵的礼物，
毛泽东特别高兴，对黎锦熙连声道谢。，对黎锦熙连声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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