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前夕

    萨拉曼卡来的西班牙人文塞斯劳·罗塞斯，毛拉公爵的亲戚共和派、美国畅销
书《在光辉的地方》的作者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诗人莱昂·费利佩、胡安·
雷哈诺、莫雷诺·比利亚、埃雷拉·彼得雷，画家米格尔·普列托、罗德里格斯·
卢纳等人常到我家来。他们全是西班牙人。以第五团卡洛斯少校闻名的维托里奥·
维达莱和意大利流亡者马里奥·蒙塔尼亚纳这两位意大利人，满脑子都是往事的回
忆和惊人的故事，而且掌握一种不断变化的文化。雅克·苏斯戴尔和吉尔贝·梅迪
奥尼也常来；他们是戴高乐派的领导人，是自由法兰西的代表人物。中美洲的危地
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国家来的自愿或被迫的流亡者，也都云集墨西哥，使
之充满一种多国的情趣，有时我的家（在圣安赫尔区的一幢旧别墅里）仿佛跳动着
世界的心脏。

    那位苏斯戴尔当时是个左翼社会主义者，许多年后成为搞政变者的政治首领，
给戴高乐总统惹了不少麻烦。我跟他打过一次交道，这件事应该说说。

    早在1941  年，当时纳粹已经围困了列宁格勒，并长驱直入苏联领土。参加柏
林—罗马—东京轴心的狡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们，预感到德国一旦打胜这场战争，
他们就可能有丢失参战应得的那份利益的危险。世界上流传着各种谣言。到了发起
进攻的时刻，强大的日本军事力量就将在远东动手。与此同时，日本的一个和平使
节团正在华盛顿向美国政府大献殷勤。不容置疑，日本人想必要发动一场快速的突
然进攻，因为“闪电战”已成为当时血淋淋的时尚。

    为了让读者听明白我所说的事，我必须提到，早就有连接日本和智利的一条日
本轮船航线。我曾经多次乘坐这条航线的轮船旅行，因而非常了解它们。这些轮船
停靠在我们的港口，它们的船长花时间购买旧铁器并进行摄影。

    这些轮般沿智利、秘鲁、厄瓜多尔的海岸航行并中途停靠，甚至远达墨西哥的
曼萨尼略港，从该港掉转船头越过太平洋，开往横滨。

    于是有一天（当时我还是智利驻墨西哥总领事））我接待了7 个来访的日本人，
他们急于得到前往智利的签证。他们来自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洛杉矶和其他港口。
他们流露出忐忑不安的神色。他们衣着考究，证件齐备，个个都像工程师或企业管
理人员。

    我当然问他们，他们刚刚到达墨西哥，为什么就要乘坐最近的一次班机去智利。
他们答道，他们想乘坐停泊在智利北部装卸硝石的托科皮利亚港的一艘日本轮船。
我反驳说，为此没有必要到本大陆另一端的智利去，因为那些日本轮船也要在墨西
哥的曼萨尼略港停靠，他们如果愿意，可以步行前去，还准能及时到达那里。

    他们彼此对看一眼，并且尴尬地笑了笑。他们用日语交谈一阵。他们同陪伴他
们的日本大使秘书商量。

    这个秘书决定对我打开天窗说亮话，说道：“您看，同行，这艘船凑巧改变了
航线，不再在曼萨尼略港停靠。所以，这些优秀的专家们必须在智利港口乘船。”
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模糊不清的想法：我遇上什么非常重要的事了。我要来了他们
的护照、相片、在美国的工作资料等等，随即告诉他们，第二天再归还他们。

    他们不同意。他们必须立刻得到签证，为此要付多少钱，他们都愿意。

    我竭力要争取时间，便对他们郑重表明，我无权立即签发签证，我们第二天再
商谈。

    我独自留下。

    我脑子里琢磨开了这个难题。他们为什么仓皇逃出美国，又如此急切地要得到
签证？日本轮船为什么30  年来第一次改变航线？这意味着什么？

    我霍然开朗了。不用说，这是一群消息灵通的要人。为了使日本的谍报工作万
无一失，他们急忙在某种严重事件发生之前从美国溜走。这种严重事件只能是日本
即将参战。我说到的这几个日本人一定知道内情。



    我所得出的结论，使我的心情十分紧张。我能有什么作为？

    同盟国驻墨西哥的英国代表和美国代表，我都不认识。我仅仅和正式委派的戴
高乐将军的代表们有直接联系，他们能与墨西哥政府进行接触。

    我很快就和他们联系上了。我对他们说明局势。我们手里有这些日本人的名字
和有关资料。如果法国决定干预，日本人准会落入我们手中。我在戴高乐的代表们
面前热心地争辩，后来也就不耐烦了。

    我对他们说：“年轻的外交官们，揭露那几个日本间谍的秘密，你们是会获得
荣誉的。至于我，我将不给他们签证。但你们得立刻作出决定。”这种软硬兼施的
交涉，持续了两天多。苏斯特尔对此事毫无兴趣。他们不想采取任何步骤。而我，
仅仅是个智利领事，不可能有更多作为。在我拒绝给予签证之前，日本人迅速办好
外交护照赶到智利大使馆，而且及时抵达托科皮利亚港登船。

    一周以后，轰炸珍珠港的消息把全世界惊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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