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必须忍受痛苦

    《马尔多罗之歌》实质上是一部卷帙浩繁的连载小说。可别忘记，伊西多尔·
杜卡斯的笔名洛特雷亚蒙，取自连载小说家欧仁·苏的一部1873  年写于沙特奈的
长篇小说。但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洛特雷亚蒙，比小说中的洛特雷亚蒙走得更远
千百倍。他入地，欲为地狱的恶鬼；他上天，欲为堕落的天使长。马尔多罗在极度
不幸中庆贺“天堂与地狱的婚礼”。愤怒、颂扬和极端痛苦汇成杜卡斯滚滚波涛般
扫荡一切的诗风。马尔多罗的含义就是“巨大的痛苦”。

    洛特雷亚蒙曾打算开始一个新的创作阶段，他抛弃了自己的阴郁面目，还写序
鼓吹一种新的乐观主义诗歌，但最终也没有写出这样的诗。在巴黎，死神带走了这
位乌拉圭青年。但是，他那没有兑现的改变诗风的诺言和那没有完成的向善与健康
的转移，却招来了许多批评。他的痛苦得到赞赏，而他向欢乐的转变却遭到谴责。
诗人必须自我折磨和忍受痛苦，必须在绝望中生活，必须继续写绝望的歌。这已经
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即一个阶级）的见解。

    许多人服从这一金科玉律，这些人一贯屈从那些不成文的但被奉为金科玉律的
规范所强加的痛苦。这些无形的裁决判定诗人命该居陋室，穿破鞋，入医院和陈尸
房。这样人人皆大欢喜，因为不用付出多少眼泪，欢乐就可以继续下去。

    然而事物因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这些诗人突然领头为欢乐而造反。

    时运不济的作家，受磨难的作家，成为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幸福仪式的组成部分。
以往人们的趣味被巧妙地引向赞美不幸，把不幸看作巨大创造力的催化剂。不道德
行为和苦难被认为是有益于诗歌创作的灵方。荷尔德林有精神病而且一生不幸；兰
波的生活漂泊不定而且满腹苦涩；热拉尔·德奈尔瓦自缢在穷巷的一根路灯杆上。
在那个世纪的最后阶段，他们不仅使美激发出来，还开辟了苦难的道路。他们的信
条就是，这条荆棘之路应当成为精神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迪伦·托马斯曾是已开列的殉难者名单上的最后一名牺牲者。

    奇怪的是，暴戾的老式资产阶级的这些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的脑子里起作用。这
些人摸世界脉搏时不理睬它的鼻子，而世界的鼻子能闻到未来，所以必须在这里把
脉。

    有些评论家像葫芦科攀缘植物，伸出茎和卷须寻找最时髦的气息，生怕失去它。
但是，他们的根仍然浸泡在过去的时光里。

    只要我们诗人紧紧地和我们的人民在一起，坚定地投身于争取人民幸福的斗争，
就有权成为幸福的人。

    “巴勃罗是我所认识的少数几位幸福的人之一。”伊利亚·爱伦堡在他的一篇
文章中写道。这个巴勃罗就是我，爱伦堡一点儿也没说错。



    因此，一些在期刊上撰文的著名随笔作家关心我的物质生活，并不使我吃惊，
显然我的私事本不应成为评论题目。我明白，我可能得到的幸福使许多人不舒服。
可事实是，我打心眼里感到幸福。我问心无愧，然而理智上却感到不安。

    那些看来对诗人的小康生活水平忿忿不平的评论家，我倒劝他们要为诗集的出
版、销售并完成给评论界提供关注的材料的使命而感到欣慰。他们应该高兴的是，
著作权使作家得到稿酬，另外至少某些作家可以靠自己的神圣工作度日。评论家对
这种自豪感应该加以宣扬，而不要从中作梗。

    因此，不久前当我看到一个青年评论家——才华横溢的教士——为我写的一篇
短文时，我觉得他的才华并未使他稍许脱出谬误的窠臼。

    据他看来，幸福感削弱了我的诗。他给我开的药方是痛苦。根据这种理论，患
阑尾炎准能产生精彩的散文，得腹膜炎也许会产生绝妙好诗。

    我要继续用我所拥有的素材并以我自己为素材进行写作。我是杂食动物，吞食
感情、活人、书籍、事件和斗争。我真想把整个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全部喝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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