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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期，文艺界的人有很多机会和省、市领导接触。
周六下午，演员们打扮得很漂亮，专用大客车把演员们送到哈尔滨市友谊宫。
友谊宫坐落在美丽的松花江边，那里能看到哈尔滨标志性建筑：防洪纪念塔，甚至
可以看到松花江对岸的太阳岛餐厅，过去的米娘久尔西餐厅，是犹太人加兹在上世
纪20年代末投资建造的。它是全木结构的二层小楼，90年代被一常大火吞没。
瓦莉娅说，市委书记郑依平经常和她一起跳舞。郑书记不会俄语，他知道瓦莉
娅不懂汉语，所以他们只是跳舞，不能交流。省长李范伍也来邀请她跳舞，李范伍
会说几句俄语。副省长欧阳钦也请她跳过舞，但是他个子矮了点，和瓦莉娅在一起
显得不协调。
那时的娱乐就是跳交际舞，听音乐会。每周日人们洗洗漱漱、化妆试衣后便开
始赶舞会、音乐会，忙得不亦乐乎。
那样的日子是快乐的。瓦莉娅已经40岁了，但她还像孩子一样贪玩。她想得不
远，也没那么多目的，可自从白俄纷纷离开中国后，她渐渐发现自己的生活圈子越
来越小，她害怕自己赖以存在的环境暴露在陌生的、另一种文化和习俗的人的面前。
她想离开中国。瓦莉娅的爸爸妈妈也有一种落叶归根的念头，想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海参崴，他们两个儿子都已去了苏联。
瓦莉娅在1954年加入中国籍。那时为了保住工作，无国籍人士必需选择回苏联
或是加入中国藉。已在哈工大工作的瓦莉娅，为了照顾好父母，选择了中国。国籍
对于她来说并不重要，只要生活得好一点就可以了。
爸爸妈妈都是无国籍人士，他们愿意回国，瓦莉娅理所当然应该一起回去。
1961年，她去了苏联领事馆，把自己全家的材料交了上去。
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痕。
瓦莉娅还记得，第一次去苏联领事馆时，领事、副领事，还有秘书，一起和瓦
莉娅谈话。他们看了她递送的材料，对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说：“你会弹钢
琴，能不能留下来教教我们的孩子？会弹钢琴的苏联人都回国了，我们这里很需要
你的帮助。”
瓦莉娅说：“不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不像以前那样友好了……”
“没关系。我们和中国政府商量商量，你每天来上一次课。”领事说。
“我不想这样。我只想和爸爸妈妈快点离开中国。”瓦莉娅急了。
她打算告辞，领事走到她面前强调说：“你回去考虑考虑吧。”
没过多久，瓦莉娅接到了领事馆的通知书。
这次去的时候，领事非常明确地说：“我们跟中国外侨科谈过了，你可以来教
钢琴。我们大人小孩都要学钢琴，工资没问题。”
瓦莉娅说：“我现在为了爸爸妈妈，想尽快去苏联。他们年纪大了，两个儿子
都在苏联，我不能留在这里教你们钢琴。”
接着，领事馆第三次通知瓦莉娅见面。谈话的内容没变，结果也没变。
瓦莉娅感觉事态严重，绕开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去了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在那
里她又递交了一份申请。那是1963年的夏天。
苏联方面究竟怎么想的呢？
中国和苏联断交后，苏联的克格勃想在中国安插他们的情报人员，也许瓦莉娅
就是他们想要利用的对象。因为她有机会和高层领导接触，所以苏联方面一直拒绝
给他们一家签证——当然这都是猜测，尤其在那样的年代，这种推论更容易产生了。
瓦莉娅一家等待着签证的到来。他们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他们。
1963年冬天的时候，聪明的瓦莉娅就感觉到，周围的关系有着微妙的变化。去
参加舞会的时候，领导们开始回避她。他们不再邀请她跳舞，也不和她打招呼，很
明显地冷淡她。之后，当她再去跳舞时，在舞厅的门口被门卫拦住。
这些莫明的变化极大地伤害了她，周围的人们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自己，单
位的人也躲着她。这让她受不了。她生活在中国，却成了一个局外人，这块土地似
乎没有自己立足的地方。她在很长的时间里迷失了自己，没有了归属感，不知道自
己究竟属于哪儿。
那时候，她只能一心一意地等待苏联领事馆批准她们全家去苏联的申请，尽快
离开中国。也许她一旦去了苏联，她同样会觉得那里是不属于她的，她那亚洲式的
脸仍然会受到排斥。她也不能回到朝鲜，那里离她的文化、离她的内心似乎更遥远。
中苏关系的紧张越来越明显了。
生活在中国的苏联人、俄侨受到了冷落。同样，在苏联，许多移居到那里的中
国人，也受到了很大的排挤。同样的遭遇使他们纷纷回国，回中国后的境况也不容
乐观。
相隔了近半个世纪以后，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位来自哈尔滨的企业家王先生。闲
聊时，知道了他与中苏命运紧密相关的往事。
1920年，大批白俄涌进中国境内的黑河镇（现黑河市），镇上扣压了许多白俄。
后来，镇长派了几个中国人，其中也有王先生的父亲，让他们负责把那些白俄送回
到苏联。结果到了苏联，他们却和那些白俄一起被发配到矿区。后来，他父亲加入
了第二国际，被派回中国。回到中国，遭到日本人追杀，带着父母和老婆又逃到苏
联。他们流落到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在集中营里呆了三年。集中营关的都是中国
人，二战的时候，因为铁路缺人，他们才被放了出来，全部安排到铁路上工作。
王先生出生在苏联。中苏关系发生变化后，中国人在苏联的日子开始艰难了。
他们全家在1957年被迫离开苏联回到中国。回国后的王先生在一所外国人学校里读
了一年书。他还记得那所学校是在奋斗路上（现果戈里大街）。校舍是米黄色的欧
式小洋楼，解放后那里成为黑龙江省外事办。一年以后，王先生转到了马家沟小学
读书。在学校里，他常常被同学们围观，因为母亲按照苏联习俗，给他穿得西服革
履。当他和那些生活困难的中国孩子在一起时，尤其显得格格不入。他汉语不好，
只能说几句中国话，因此，他也常受中国学生欺负。
那个时候，像王先生这样回国的中国孩子们，大概也这样迷失了自己。他们在
苏联被排斥、被冷落，回国后也受到排斥和冷落。他们的乡土究竟属于哪儿？
1969年，王先生的父亲被打成苏修特务关押了九个月。父亲出狱后也不能出去
做事，日子过得越来越窘迫。他记得母亲经常到别人家去借粮。全家都很后悔，后
悔不该从苏联回来，他们的灵魂和留在哈尔滨的白俄一样，像“摆钟”在不同国境、
不同文化、不同的生活状态中摆来摆去。历史使中国和苏联都产生了一批这样的人
群。
1964年8 月28日，北方的夏天已经过去。
瓦莉娅和以往一样去上班，给学生们伴奏。她已经调到舞蹈队有一段时间了，
在她的琴声中，身材纤细的学生们翩翩起舞。这使瓦莉娅陶醉，让她想起童年，想
起舞蹈老师安德列娃、别莉，还有她的水兵舞。
她还不知道这是最后一天坐在钢琴前为学生们伴奏。她即将被旋风刮走，突然
间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人事科一位女科长把瓦莉娅叫到了办公室。她对瓦莉娅说：“明天团里派你去
吉林省图书馆。那里缺个打字员，你到那里帮助他们做事，一个月就回来。给你发
一个月的工资，56元。”
这是单位领导的决定，简单的瓦莉娅想都没想，点头说“行”。
她拿了工资，回家交给了妈妈。想着要到外地一个月，她准备了漂亮衣服、口
红和粉盒，还带了一双高跟皮鞋。
8 月29日，瓦莉娅在家把所有洗熨的衣服收拾一遍。傍晚，王维嘉来了。瓦莉
娅告诉他要去吉林出差，晚上7 点20分的火车，她5 点半就要从家里出发了。她说
：“我很快就回来。外面下大雨，你就不要到火车站送了。”
临走前，王维嘉到商店里给瓦莉娅买了牙膏和牙刷。这成了他送给瓦莉娅最后
的一份礼物。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正在分别。十年的感情，在平静中，在不知不觉
中悄悄地告别的。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瓦莉娅说：“那天怎么下了那么大的雨呵？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雨。我和王
维嘉打着伞，刚一出门，就被雨水打透了。”
王维嘉在大雨中把瓦莉娅送到了有轨电车站。这时，相反方向的电车开了过来，
瓦莉娅催促着王维嘉赶快上车。在滂沱的大雨中，瓦莉娅目送着王维嘉的背景，还
有那辆远去的电车。
她送走了她的恋人，也送走了她的过去。
这时，一辆黑色轿车悄悄地靠近瓦莉娅。有辆电车开了过来，瓦莉娅准备上车。
黑色轿车的门突然打开，有人说：“韩明禧，请到车上来。”
瓦莉娅回过头，莫明地看了看。她不认识他们。她说：“我要去火车站。”
“那好，我们送你去火车站。”
他们看到瓦莉娅犹豫着不肯上车，又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有几个问题想问
问你。”
瓦莉娅感到奇怪，但还是上了轿车。然后，他们把她让到中间，一边坐着一个
人。
黑色轿车在大雨中飞快地向前冲去，雨刷不停地在车窗上舞动。
“带我去哪儿？”
没有人回答她。
路旁的建筑让瓦莉娅觉得离市区越来越远了。
轿车在市郊的一座平房前停了下来，瓦莉娅跟着那些人走了进去。她看见屋里
已经坐着六七个人，有人介绍说，这是哈尔滨公安局局长，这是省公安厅厅长。还
有车上一起来的人和一个翻译。那个翻译俄语很好。
他们很客气地开始问话了：“你到苏联领事馆去了几次？”
“3 次。”
“他们给你什么任务了？”
瓦莉娅瞪起了眼睛说：“任务？没什么任务啊。他们就讲了苏联的情况，他们
想让我做他们的钢琴教师。我说，我是要尽快去苏联的。他们还劝我不要着急。这
是什么任务？奇怪了。”
“你为什么要出国？苏联方面已经了解了你家庭的情况，他们就是要利用你们
这样的人当情报员。”
瓦莉娅突然想起来了，她“哎呀”了一声说：“火车要开了，为什么还不让我
走？”
四周的人被她的神情激动了。他们不懂俄语，以为她招供了。
他们一起向翻译望去。
在翻译的帮助下，他们弄明白了，她还在做梦，以为自己能去外地出差。
他们说：“没关系，明天也可以走的。”
瓦莉娅天真地以为，他们问过几个问题之后就会让她走了。
她没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也没想到自己一踏进这个门槛就是十年。在那样一
个大雨的天气里，她带着美丽带着浪漫带着将要踏上旅途的幻想，告别了父母，走
出了家。
几个公安局人员和她谈完了话，要检查她的手袋。她把漂亮的衣服、高跟皮鞋、
口红和粉盒通通拿了出来。瓦莉娅不喜欢被别人搜查，她的动作有些不愉快。她不
小心将粉盒碰到了地上，盒盖摔飞了，白白的粉末溅在了石灰地和自己的鞋子上。
一位公安同志黑色的鞋上也溅上了粉末。瓦莉娅不好意思地冲着身边的公安人员笑
笑，想：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别忘了再买一盒粉。
她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得体。直到我见到她的时候，已经80岁的她着装仍然那
样讲究。她喜欢穿一些图案繁复、奢华又夹杂着一种质朴和天真的毛衣外套，喜欢
披着披巾，披巾的四周有很长的流苏。还有，她和所有俄罗斯女人一样喜欢化浓妆，
但那些粉脂在她的脸上很和谐。透过她的装束，她超凡脱俗的气质，显示她独特的
女人态度。
她依然是傲慢的，在陌生人的面前，她的脸是沉默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神秘
和潜在的力量。
后来，她洗了个澡，由两个姑娘陪伴着，去另一个房间休息了。睡觉的时候，
一个姑娘和她一起睡在房间的里屋，另一个姑娘睡在房间的外屋。
在以后许多的日子里，两个姑娘总是跟在她的身边。
“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那些日子瓦莉娅不断地问自己。一向乐观的她
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但是，她还是觉得自己遇上了倒霉的事。
她不知道，公安厅已经把她作为特大案件对象进行侦查和审理了。
哈尔滨作为东北的交通枢纽地带，解放前一直是多个国家、多种势力活动的场
所。在这样一个城市，曾发生过许多震惊中外的大事。国际和国内的“特务”混杂
其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特务”一词在这个城市里变得更为触目惊心。
暗杀绑架带来的恐怖，像暗夜里的鬼，使人毛骨悚然。
日伪时期，哈尔滨南岗区颐园街3 号，有一座欧式的小二楼一直是日本人屠杀
抗日进步人士的场所。许多苏联人和中国人提起它，立刻警觉起来，小二楼张着黑
洞一样的大嘴，带着神秘的磁力，进去的人，十有八九回不来。那时人们诅咒时就
狠狠地说：“把你送到二楼去。”
解放初，特务活动仍然猖獗。1948年11月7 日清晨，一位渔民在松花江边的
“江上俱乐部”西侧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是哈尔滨市文教局秘书赵洁珊，由此引
发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潜伏特务组织案”——哈尔滨市邵玉魁壹号案件。按死者
笔记本里的线索，找到了市参议会秘书室女职员邵玉魁。又发现，邵玉魁的父亲在
赵洁珊死后两个月（实为一年以后）上交一把崭新的三号橹子手枪和14发子弹。经
法医鉴定，死者也是被三号橹子手枪杀害的。邵玉魁的弟弟邵莲魁和邵亚魁当过国
民党兵，妹夫李子和是国民党特务发展的情报员，后投诚我军。连赵洁珊在内，一
个特务团伙就“组成”了。根据预审得知，赵洁珊被杀，是因为她的思想有了进步，
拒绝合作。这些人被一并收监。
当时，邵玉魁正待分娩。一个月里，她被询问了45次，预审员紧紧地盯住，想
要出口供，邵玉魁回答干脆：“不知道！”
“你不是不知道，你是不认罪！”
她想，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就“全部交待”了。
壹号文件登上报纸，市政府对办案人员进行表彰。1956年该案被拍成故事片《
徐秋影案件》，在全国播放。1955年2 月开始，狱中的的邵玉魁向法院提出申诉，
“制造假案中有我一方责任——伪供。”
市委政法部门决定由市检察院审判监督处重新审理此案。1956年6 月15日，黑
龙江省高级法院以不合法律程序驳回“壹号案件”。但是，这个案件在全国已经造
成影响，一些人仍然坚持不予翻案。1957年“反右”开始了，重新审理案件的两位
同志因此被打成“右派”。“壹号案件”也被彻底认定为“反革命杀人案”。1959
年4 月16日开庭审理，判处邵玉魁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邵莲魁、李子和死刑，
立即执行；判处邵亚魁有期徒刑七年。
狱中的邵玉魁仍然不断申诉，1981年12月，坐了二十八年监狱的邵玉魁减刑出
狱。她继续上诉，为自己鸣不平，她要求彻底平反。哈尔滨市政法委、公、检、法
联合进行复查。直到1987年7 月6 日，最高人民法院同意黑龙江高级法院的意见，
宣告邵玉魁无罪，撤销邵莲魁、李子和的死刑判决。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电影《徐秋影案件》一直被很多人记得，就像记住
主人公原型赵洁珊一样。
记得那是一部黑白电影，是在松花江实地拍摄的。那时我还不大，那部电影使
我对松花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那时大人们总会神秘兮兮地传播：“松花江又
出命案了。”
女特务徐秋影的美丽让人不能忘记，她两条又黑又长的辫子自然地垂在胸前。
曾经相传，瓦莉娅和赵洁珊、邵玉魁一样，是当时哈尔滨四大美女之一。在传说中，
现实和子虚乌有被交织得惟妙惟肖。
瓦莉娅曾在狱中见过邵玉魁。那时，她还有半年就刑满了。她被送到另一个监
狱。犯人们正在建一所医院，听说有一座平房是邵玉魁设计的。瓦莉娅说：“她很
漂亮，非常漂亮；会打毛衣，什么样的花样都会；1 米60多的个子，干净利索；一
看就是知识分子，很文静，从不吵架，也不随便和人来往，很独立。”瓦莉娅刑满
出狱前，邵玉魁对她说：“祝你幸福，我非常羡慕你。”
70年代以后，电影《黑三角》也和瓦莉娅联系起来了。据说电影里的女特务就
是以瓦莉娅为原型创作的。人们总是把女特务和美女联系在一起，就像古希腊传说
中总是把美女和魔鬼联系——所谓哈尔滨“四大美女”有三个就这样被传成特务…
…
瓦莉娅回忆起不久前，她的领导和同事们，总是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她。那
是一种冷漠、憎恨的目光。想起那样的目光，她不寒而栗。“大概他们真的把我当
成特务了。”瓦莉娅无奈地说。
一晃五个月过去了。
进看守所后的每一天都重复着一件事，接受审讯。每一次审讯都在问一个问题
：“他们给你什么任务了？”
“让我去做钢琴老师。”
“你们家的社会关系复杂，他们在利用你！”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就是跳舞，玩！”
“你为什么要出国？”
“为了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老了，想回苏联，他们还有两个儿子在苏联。”
“这就对了。你们家的社会关系复杂，你已经被苏方利用了。”
“利用我干什么？”
“搞情报。”
“什么叫情报？他们让我教钢琴，我不同意，这就是情报吗？”
“你老实一点！认真交待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公安人员给她一本俄文版、北京新华社编发的小册子，上面是有关国家对政治
犯的政策。
瓦莉娅每次回到自己被看守的房间里，都仔细地看着那本小册子。她实在无法
把自己的过去和上面写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她有一千个理由说明自己是清白的。但
是，在那个年代，她无法表明自己的清白。
时间一天天过去，公安人员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好。“他们用非常严厉的口气质
问我，甚至叫喊起来。我也非常生气，也喊。我不能忍受他们对我的指责。可他们
不相信我，我能怎么办？”瓦莉娅很无奈。
“我能怎么办？”瓦莉娅一次次问自己。已经被认定了，她就是特务，她没有
权力澄清自己，她感到绝望。她想起王维嘉，想起那次他在她家的院子里，割颈自
杀的事情，想起了溅在自己身上那带着体温的鲜血。那惨烈的情景，勾起了她自杀
的念头，那是唯一能洗清自己的方式。可是看守所里没有能致死的机会和工具，两
个女青年还时时刻刻盯着她。
审讯又开始了，还是那些问题。审讯者已经没有了耐性，变得很暴躁。
“你要彻底的坦白，他们究竟给了你什么任务？说！”
“没有人给我什么任务，我根本没罪！”瓦莉娅也愤怒了。
“你在和政府对抗！”
“不！我不是特务！”
声音一个高过一个。
在一轮一轮的审讯中，一个个对立的怒目和叫喊中，瓦莉娅已经变得很冷静了。
她在想着自己，想着怎样解脱这种说不清的纠缠。
瓦莉娅看见了桌子上的水杯，它是易碎的。
生命也是易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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