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宁拙毋巧
——与杨振宁教授一席谈
潘国驹韩川元
为什么儒家把伦常看成是基本思想？我想这与社会的结构有关系。人与人的
关系变成比较绝对化，这个社会就会比较稳定，不容易动乱，而儒家的基本思想
是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它的结果，其一就是你所说的孝道，它把人与人的关系，
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定义上变成绝对化，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统是不
一样的。
杨振宁教授本月（1987年１月——编者注）初应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邀请，
以该系校外考试委员身份抵达新加坡逗留三日，并于1 月8 日在国大做专题演讲。
杨教授之后接受访问，于访谈中畅言文学艺术与儒家思想，包括他对所谓
“中文污染”的不同看法、中文与外文的结构和特质、中国诗与西洋诗的比较、
东西方传统的走向，以及刚过世的母亲对他人格塑造的影响。
这位极力推崇大文豪鲁迅的作品、特别欣赏名诗人余光中的“简练优美的诗”
的物理学家，在访谈中自然流露为人为学的谦和、热忱风范。
谈余光中的“中文受污染”
问：记得杨教授曾谈起余光中（名诗人，现任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在《明报月刊》1987年10月号262 期中谈有关中文受污染的问题。这是很值得探
讨的问题，请杨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杨：我看了余光中的文章。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他所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字的
结构与语法被现代很多作家，由于引进了西方的语法而给打乱了，他称此为污染。
我对余光中这种说法不太同意。我觉得文字是活的东西，是一个有机体，是随时
要改变的。今天中国的白话文，不论是讲出来或写出来的，里头都引进了许多西
方的语法，这是有它历史的背景，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而且从整体来说也是
好的。我觉得大家不妨加以讨论，怎样使新的词与结构，用合适及美妙的方法，
引进中文里去，而不是说这些就是污染。余光中觉得有一些话，用现在的方法讲，
显得太口罗嗦，而用以前的方法讲则比较优美些。他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我
认为美不是绝对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应该百花齐放，一方面承认从前的文字语
法结构写得好而简洁，是有它美的地方，如果有人要向这个方向发展，我觉得大
家应该欣赏和支持。可是，假如有人要向比较复杂的表达方向发展，我们也不应
该反对，这不应该被认为是受污染。
对中国诗特别爱好
问：您对中国的诗歌有特别的爱好，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它发生很大的兴趣？
杨：中国的诗，由于它的语言文字在音律上的结构有许多西方的诗所不能达
到的地方。因为英文诗太直接，这与上面所谈的中文西化的问题也有密切的关系。
西方语言文法的结构比较准确，这有很多好处。譬如你要写法律上的文件，你当
然希望越准确越好，而中国的古哲学中，有许多话到现在人们还辩论不清，这有
好也有坏。如果把它当作诗或宏观的哲理，有时不准确反而好。可是，在某些情
况下，准确比不准确好。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这一点，
假如在写法律是一个缺点的话，写诗却是一个优点。
当我们看一首中文诗与一首英文诗时，最大的感觉是西洋诗太明显，东西都
给它讲尽了，讲尽了诗意也没有了。这我想是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西方的文化传统很早就特别注重准确，像希腊的几何学是非常准确的，例如希腊
人发现正多面体只有五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
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得所以写了欧几里得几何，就是因为要
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相反的，中国的文化是比较向诗意及
宏观的哲理方面去发展，如中国的古文，你可以辩论几千年还是没有完全弄懂。
中国的医学也是从宏观的方向发展。西方的医学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而中国
的医学则讲气，气存在于全身。总的来说，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
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向准确与具体的方向走。
中国的文化特点是否不科学？
问：中国这种文化的特点是不是比较不科学化？
杨：我觉得这并不完全对。因为科学虽然包括了具体准确的考虑，可是它也
包括了宏观的现象，如西方到19世纪时突然发现了中国的画原来是印象派，他们
觉得这是了不起的。其实，中国的画从来就是印象派，因为中国的画不是从具体
写生着手的。中国的哲学认为写生写来写去跟照相没有两样，这没什么意思，必
须把它的意境给画出来才有意思。而这在19世纪的西方却是一个大发现，他们把
它发展成印象派。当然他们受到日本画的影响，可是日本画其实也是从中国画那
儿学来的。所以，这就代表两种不同文化的传统，表现在绘画的方向上也不同。
总体来说，西方的文化是具体的文化，比较倾向于准确、细致的研究；而中国的
文化则倾向宏观、整体的研究。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分别。这个分别，与中国虽
然具有5000年的高水准文化而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来是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诗和西洋诗的不同
问：中国京剧的表现手法是不是另一个例子？
杨：是的。京剧的动作都是象征性的，象征性的动作在很高的艺术境界上是
非常重要的，所以西方人看了中国的京剧觉得非常了不起。这是西方人从前没有
了解到的，可以用象征性的动作，把许多实际的情形一笔给勾画出来，把它抽象
化，这是中国整个文化所走的方向。我觉得应该两个合起来，这与前面谈起我对
余光中的意见的看法一样。我觉得中国的诗是非常美妙的，它美妙的地方，我们
应该赞扬及加以保持，因为太明显的诗是乏味的。不过，非常明显的东西也有它
的好处，这好处也应该发展。西方的诗就比中国的诗具体，比中国的诗长。西方
的诗多数讲理；中国的诗主要是讲情。有人认为宋朝的诗比唐朝的诗多讲理，这
话是对的，可是拿来与西方的诗比较，西方的诗则更进一步。中国这类的文学形
式基本上还是以抒情为主，中国诗以抒情为主确是好的。“情”这东西，我想不
能太准确，太准确则讲不出来。中国字还有一个好处，这与中文文字的结构有关。
中文字是一个字一个音，节奏可以很清楚而准确，英文一个字有的有两个音
节、三个音节，因此不够准确。中国字有平上去入，这是西方文字里所没有的。
平上去入使诗对仗、音节铿锵，这是西方的诗里所没有的。近来，有些人发展新
诗，中文新诗的发展也要比英文诗的发展容易收效，因为新诗虽然从旧诗的规律
中解放出来，可是，它可以制造新的规律，而且比较容易制造新的规律，因为它
是一个字一个音，而同时又有平上去入，如果配合得好，可以形成美妙的结构。
诺贝尔文学奖
问：为什么中国还没有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评选标准也许是以西方文学之技巧作为标准；而
且，由于翻译技巧的问题，而使中国文学的精髓无法准确生动地表达出来，这也
许是两个重要的原因。我相信巴金曾经被提名，而且一定被提名不止一次，巴金
的《家》、《春》、《秋》是一组伟大的著作，对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很
大。巴金的全集已被翻译成法文，我猜想评选会没颁给他的原因是觉得他的小说
的结构、所用的技巧还不够现代化。
科学美与文学美
问：科学的美与文学的美，有什么差别与共同点？
杨：这问题问得很好。它是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为什么说它们有共同点
呢？因为科学家用美来形容对于自然界之结构的感受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不是
牵强的。科学家对于自然现象觉得美，大家都点头，这就代表美这个字是一个好
的形容词，用来形容这个现象。这个美的意义包含了合适、妙、中看。科学当然
着重于严谨与逻辑性。但是，科学不只是这些，因为科学最后需要一些规律，这
些规律如果是非常合适、非常妙、使人看了非常舒服，这与文学的美或一般人所
讲的美是一样的。一篇文章的美与科学上发现了一个新的规律的美，其中有共同
点，当然也有不同点。
物理学者最近常常想一个问题，就是对称。这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发生的
事，因为自然界的现象，人类觉得它有对称，一方面是很自然的，一方面又要去
追求它的准确性。希腊人对于对称很注意，所以，他们后来有一个学问，就是觉
得世界一切的规律都是从对称来的，他们觉得最对称的东西是圆形。所以，他们
把天文学的轨道画成圆的，后来圆上加圆，这一来就发展成为希腊后来的天文学，
一直到中世纪的天文学。到了开普勒（Kepler），他也要用对称，可是他后来不
画圆形，因为圆上加圆是不行的，变成椭圆形就行了。他是受了希腊人想要把东
西变成极端对称的影响。
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原来对称重要极了，最近20世纪的物理学家发现，对称
的重要性是与日俱增，这代表了希腊人的想法方向是对的，只是他们还不够准确，
没有把定义弄清楚。中国这类思想中，几何的成分非常少，中国的几何的结构没
有像希腊人所创造出来的许多优点，所以希腊人能够写出《几何原本》来，中国
是到了1605年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出来，才有《几何原本》。后来，康熙皇帝也
对这本书发生兴趣，可是，并没有广为流传。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了六卷，后几
卷是200 多年后，由李善兰翻译完的。所以，我想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比较起
来，对几何的不够重视是一个重要的分别。这个分别与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展
起来是有很大的关系。
东方传统文化的孝道
问：东方传统与西方传统对孝道的不同看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杨：我想，这是因为中国受儒家哲学的影响。儒家哲学最重要的一个基本观
念是伦常，而这伦常的观念里头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绝对而永久的。这个观念如
果你要骂它也可以，例如“五四运动”时有人骂它，共产党也有人要骂它，说这
个是剥削者要利用它来维持他们的权益。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不过伦常的
影响却远超过了剥削人这件事。例如孝道，即超过了君臣关系，可是孝道的关系
还是存在的，所以，它的影响不止是剥削人。
为什么儒家把伦常看成是基本思想？我想这与社会的结构有关系。人与人的
关系变成比较绝对化，这个社会就会比较稳定，不容易动乱，而儒家的基本思想
是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它的结果，其一就是你所说的孝道，它把人与人的关系，
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定义上变成绝对化，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统是不
一样的。美国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不重要，
但是它最根本的原则是从个人出发的。这点与东方的文化传统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个不一样影响很大，一个在中国传统家庭长大的小孩，与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小
孩，其整个思维形式是很不一样的。最近五六年，有许多移民到美国去的中国人，
他们的孩子，有的是在中国长大的，有的是到了美国才出生的，他们自己也说，
这两个不同地方出生的孩子，他们的基本观念是不一样的。
母亲的影响
问：杨先生的母亲最近不幸在香港逝世，您觉得您母亲对您的为人有哪些方
面的影响？
杨：我母亲与我的关系很深，因为我生下来不到九个月的时候，我父亲就到
美国去留学。他在美国呆了五年，在我六岁的时候才回来。所以，我出生以后头
六年基本上是与母亲单独在一起，因为我是老大。我母亲是一个旧式的妇女，她
不但没有受过新式的教育，也没有受过很多旧式的教育，她念过很短时间的私塾，
她的看与写中文的能力都是自学的。当我年纪渐渐长大了以后来观察与了解她，
我觉得她与许许多多旧式的妇女一样，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一个共同点。这个共
同点使我感受很深。
我想，她们的做人态度与美国人的做人态度是不一样的。她做任何事情都不
是从个人出发，她的一生是从她的父母、丈夫、孩子来出发的，而这个观念是绝
对的，她从来不怀疑应把丈夫与孩子的福利放在第一位。对她来说，这是绝对的
一件事。我想，人的思想如果把一件事情变成绝对化以后，就变成一种力量，我
从我母亲身上看出了一些礼教的优点。这个优点是一件复杂的事，用在一个家庭
或一个人身上是好的；但是，用在整个社会就不一定是好的。不过，它是有优点
的，它的优点就是因为它有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是因为它有个信念，这个信念
是绝对的，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你说这是愚忠，我想也不是错误的。不过，愚忠
是一种力量，这个力量用在合适的地方，就可以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你问我
母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想就是这个。我与母亲的关系是单纯的，没有复
杂的成分，因为我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也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在美国住了40
多年，比我在中国住得久些。美国长大的孩子，选择很多，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
的。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便是不知道如何选择，反而使事情变得复杂化。复
杂化后可以变成悲剧，这样的例子很多。
《红楼梦》是了不起的著作
在访谈的话题中，杨先生也谈起他对中国的经典著作《红楼梦》及鲁迅的文
学作品的看法。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它细致而巧妙地把那么
多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家庭纠纷安排得无懈可击，让人物的性格在字里行间及
人与人互相交往中表露无遗、栩栩如生。西方一般的读者，因为对中国的文化传
统、历史背景及封建式家庭的伦理关系不甚了解，所以没有办法从中体会小说中
所要表达的意思。可是，有一位英国的红学专家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名字的由
来，考究得非常深入、细致。现在研究《红楼梦》已发展成为一科专门的学问。
鲁迅、余光中、中国画
杨先生也非常推崇鲁迅。他认为鲁迅的散文是尖锐的、一针见血的，鲁迅的
小说也是一样，都是很短的，对旧社会的解剖很透彻。杨先生对中国画如何吸收
西洋画之表现技巧也有他个人的看法。他觉得中国画长期以来比较局限于传统的
绘画技巧与风格，如果要朝向世界画坛发展，也许要吸收西方的绘画技巧与风格，
融会在中国画中，才能闯出一条新的路来。现在中国有许多画家，尤其是年轻的
画家，正开始朝向这个方向发展，也许有一天会成功。对于现代的诗人，杨教授
特别欣赏余光中，他觉得余光中的诗既简练又优美。对于中国的伤痕文学与台湾
的乡土文学，他觉得都不错，因为他们热爱土地、说真话、反映现实。
杨振宁是性情中人
杨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不但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而且还是位性情
中人，与杨教授谈话令人如沐春风、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杨教授常常用“我想”、
“我觉得”、“也许”、“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特别的研
究”等等词语，其实这是他的谦逊之词，由此也可以看出杨教授的为人，从杨教
授身上，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被人们尊敬的人所应具有的品格。杨教授是一位很
好的榜样。
（文刊新加坡《联合早报》1988年1 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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