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命运有如过眼烟云，是微不足道的”

    “当家的”没有满足已投降的敌人所提出的任何请求，只是允许他在开庭前给
妻子写封信。

    “亲爱的，我最最心爱的安娜：在开庭审判前夕，我给你写这封信。我写信有
一个明确目的，并且用三条黑线把它强调出来：不管情况会有多么可怕，不管人们
说了我些什么，不管我说了些什么，你都不要看，也不要听，要勇敢和平静地经受
住一切。请你让家人做好准备，帮帮他们。我既为你，也为其他人担心，但首先是
为你担心。不要怨恨什么，记住，有苏联的伟大事业，这是主要的。与之相比，个
人的命运有如过眼烟云，是微不足道的。

    你面临着重大考验。亲爱的，我求你采取一切措施，把头脑里的弦都绷紧，但
是别把它们绷断，跟任何人也不要闲聊任何事情。你是我最亲最近的人，所以我用
我们之间有过的一切美好东西求你作出最大努力，以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帮助自己
和家人经受住这个可怕的阶段。我觉得，不应该让父亲和娜佳在审判期间看报纸，
让他们在此期间进入类似睡眠的状态，……既然我这样求你，那你就要相信，这是
我饱经痛苦之后得出来的结论。这既包括这个请求，也包括将为重大利益所要求发
生的一切。我对你十分不放心。如果允许你给我写信和就我信中的内容说几句安慰
的话，我心头的重负就会有所减轻。我亲爱的朋友，这事求你了。现在畅谈自己的
感情不合时宜，但是你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我对你的爱有多么深。”

    没人打算把这封信交给他的妻子，因为布哈林深深爱着的安娜已经被捕了。

    过了54  年之后，丈夫当年写给年轻漂亮的妻子的信，才转交到风烛残年的安
娜·拉林娜手中。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她丈夫创建的国家中，她丈夫的名字一直是个骂
人的字眼，这是“重大利益”所要求的。

    后来进行了审判——对著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最后一次审判。消灭伊里奇的
战友的工作接近尾声。这次审判成了“当家的”编排的惊险剧的结局。

    像故事通常的结尾一样，一切情况都昭然若揭了，全部线索集中到了一点：原
来，布哈林和李可夫竟然同时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德国间谍图哈切
夫斯基等军事首领、民族主义地下活动分子、内务人民委员部中以亚戈达及其手下
的人为代表的坏分子狼狈为奸。因此，过去历次审判的主要组织者亚戈达，这次成
了审判布哈林过程中的明星之一。“杀手医生”

    被说成是他的人，执行了“他的阴险意图”。出任“杀手”角色的，是不幸为
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普列特尼奥夫、莱温、卡扎科夫等）治病的非常著名的医生们。

    “当家的”尽可能回答人民提出的各种问题。例如，集体化时期在农村因采取
恐怖手段而出名的农业人民委员切尔诺夫受到指控。此时，面露讥讽神情的惊险剧
作者建议布哈林思想的反对者与布哈林一起参加审判。集体化的惨祸根源何在？切
尔诺夫悔过了，介绍了他如何按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示故意错误地执行正确的集体
化政策。

    为什么在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缺少黄油，面包供应也经常中断？

    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领导人泽连斯基悔过说，这一切都是他从“右派”

    那里接受的破坏任务造成的。

    有个众所周知的说法：“当家的”观看了审判过程。

    一位见证人写道：“审判台的上方有几个用薄薄的黑纱遮挡住的小窗口。

    躲在黑纱后面可以俯视法庭，从法庭里则可以看到黑纱后面烟雾综绕——他那
烟斗冒的烟。”

    可以说，这是完全可能的。总导演应该观看演出。

    显然，由于考虑到前几次演出的弱点——被告同意承认全部指控令人生疑，在
这次审判中加入了“意外情况”。



    列宁时期的中央委员克列斯京斯基突然说：“我不认为自己有罪。我没有犯下
强加在我身上的任何罪行。”整个法庭内一片哗然。

    不过，导演不允许这种效果保持太长时间。克列斯京斯基第二天就改了口：
“我请求法庭记录下我的如下声明：我完全承认自己有罪……昨天由于受被告席气
氛所引起的一瞬间虚伪的羞愧感的影响，我没能讲实话……”

    布哈林在审判中也出了力，尽其所能地改变了历史。列宁的这个宠儿说：

    因为想阻挠布列斯特和约的签定，他曾打算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逮捕敬爱
的列宁。布哈林不仅称自己是可鄙的法西斯分子，而且做了在信中许诺的事情——
竭尽全力维护审判的真实性，以防西方批评。不过，他没能把自己的角色演到底。
审判进行得越深入，“当家的”就越发意识到，布哈林想耍两面把戏。在承认一切
的同时，他企图不承认任何具体罪行。斯大林也看出了他“最有才干的一位将才”
所走的巧妙的一步棋。布哈林突然谈到了他与尼古拉耶夫斯基的如下约定：一旦审
判布哈林，尼古拉耶夫斯基就组织抗议活动。狡猾的布哈林用这种方法提醒欧洲的
社会党人：他曾经组织过保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并请他们还债——帮助搞保
护他的运动。“当家的”

    再次明白了，除了坟墓，用什么办法也教训不好这些人。

    至于说保护运动，当然是组织过的，然而时代变了。一些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
收买了，另一些人相信了斯大林是与希特勒威胁相抗衡的最后支柱，没敢帮“法西
斯分子”的忙。

    正如尼古拉耶夫斯基所写的那样，“一些最有影响的西方舆论工具，出人意料
地成了斯大林恐怖政策的辩护士。”但罗曼·罗兰还是给斯大林写了封信。他写道
：“布哈林这种类型的才智是他的国家的财富……我们大家对天才的化学家拉瓦节
之死都负有责任，因为我们是永远怀念罗伯斯比尔的最勇敢的革命者……我们深深
地哀悼和惋惜。我请求您慈悲为怀……”

    然而，“当家的”没有赐予答复。

    在作出死刑判决后，犯人们写了特赦请求书。

    我在档案馆看了他们的绝笔。李可夫一本正经地写了几行字。布哈林写得当然
详细多了。

    布哈林最后写道：“我跪在祖国、党、人民和人民政府面前请求特赦。”

    可能是侦查员说呈文写得不够充分，还得再加工。于是第二天——3 月14  日，
布哈林又写了一篇特别长的呈文，其中有些话令人惊讶：

    “我在思想上已解除武装，但同时用社会主义新方式重新武装起来了……请给
第二个、新的布哈林一个成长的机会，哪怕让他成为一个普通人也行。这个新人将
与死去的布哈林完全不同。他已经诞生了，请给他一个随便什么样的工作机会。”

    他在这里又重复了自己喜欢的浪漫念头：“为了重大利益请枪毙那个该杀的布
哈林吧！不过请给我这个普通人留条活路。”

    亚戈达也写了呈文：“我跪在全体人民和党的面前请求赦免，留我一条命。”

    有意思的是，当警察的亚戈达和唯美主义者布哈林用了同样的字眼——“下跪”。

    后来有人来带他们……直到这时布哈林才明白，写呈文这件事只是最后一个惩
治手段——用让你抱有希望的手段折磨你。

    所有被判刑的人都遭到枪决，朋友科巴未满足布哈林要一杯吗啡的请求。布哈
林没有死于吗啡，而是死于“自己人”之手。布哈林是最后一个被枪决的。“当家
的”让他尝尽了等待死亡的全部痛苦。

    总统档案馆中有一份令人吃惊的修改过的材料。“当家的”曾亲自做了发表审
判速记报告的准备工作，审校了报告中的言词，把死者的话删去一些，增补了一些。
要求严格的作者把自己的惊险剧一直搞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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