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总书记这一职务的来历。斯大林如何利用总书记一职攫取越来越大的权力
●《四十六人声明》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案件
●斯大林如何能违背列宁《遗嘱》而依然担任总书记一职
●斯大林在夺权斗争中所使用的种种计谋
●伏龙芝之死
总书记这个职务，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是怎样产生的呢9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
生的呢？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是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立即组成的，但它开始积极地开展活动
则是在1917年8月间，当时党的一些公认的领导人有的处于地下状态，有的遭到逮捕。
8月6日，加入中央委员会的这个新的工作机关的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叶·
德·斯塔索娃、费·埃·捷尔任斯基、阿·阿·越飞和米·康·穆拉诺夫。斯维尔
德洛夫实际上是书记处的领导人一他去世后，由斯塔索娃代替。8个月之后，尼·尼
·克列斯廷斯基以中央委员会责任书记的资格又代替了她。1921年3月，维·米·莫
洛托夫担任了这个职务。[注]但是很快就表现出他力不任，于是同志们便谈论起接
替他的人来。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例会上，加米涅夫建议由斯大林来领导书记处，
用“总书记”的职务代替“责任书记”的职务。有人（斯大林清楚地知道他是谁）
立即支持这一建议，于是问题便交付表决……
当时即在20年代初，在列宁身边的人中，任何一个人，就连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本人，都不认为这个情况有什么重大意义。在存在有政治局这样一个集体领导机
关的情况下，总书记并不决定、而且也不能决定党的政治方针。
如果能够查明到底是哪一位政治局委员从1917年开始，提议由斯大林担任各种
职务，那是很有意思的。尤其使人感兴趣的是，是谁建议任命斯大林来负责监督列
宁对治疗制度的遵守情况呢？
斯大林传记的作者们断言，在1922年4月3日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的会议上，是
根据列宁的建议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的。有一本书里这样的猜测多到了极点。
斯大林保持总书记这个职务几乎长达30年之久。西方那些苏联问题专家们至今
还企图了解：为什么斯大林在其一生的最后几年里丧失了总书记这一称号呢？是不
是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的马林科夫把他排挤掉了呢？我敢认为，不
存在这个问题。“总”字这个形容词的消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
当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把打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钥匙交给科巴时，
他们相信，他将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但是不久情况就表明：斯大林有他自己的
指挥棒，而他们则不得个跟着他的指挥棒来转。对于“总书记”这样一个没有什么
恶意的、初看起来不过是属于办公室职员方面的字眼，斯大林却赋予了它以有分量
的内容。他一步一步地扩大了总书。记的职权，加强他在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中的
影响。地方上（各省、各县和各共和国首都）的领导人逐渐地深刻感觉到斯大林同
志个人的权势。发往各省和各边疆区的大量通告、决议、决定和信函都是由他签署
的。中央委员们的出差介绍信而主要的是派干部到地方上去工作的委任状，上面都
有同样的签署：“约·斯大林”。
主管对党的高级干部分配工作的是中央委员会组织局，斯大林立即控制了这个
机关。自1919年3月起他成了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注]后，就开始到处——在中
央机关、人民委员会、各共和国、各边疆区委和各省委———都安插自己的人。
在20年代曾是斯大林的秘书之一的B．r．巴札诺夫说，总书记有一个习惯，就
是一面吱吱地抽烟斗，一面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然后打电话把秘书叫来，简短地
指示：要把这个省委书记撤掉，要派某某去代替他……接着便由总书记所完全支配
的组织局以非办公人员所应有轻率态度来办理对党的活动家的任免手续。
没有一个人为此而同中央组织局进行过争论。这使斯大林感到十分满意。如果
不是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局存在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斯大林所顺利地开始了把戏就
算玩成了。然而党的最高机关的成员们眼下还不愿意从斯大林那大沿帽的帽檐下来
观看世界。而如果试一试把权力由政治局转到另一个机关去呢？而且是在不声不响
地、不做出任何决定和决议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呢？能够成为这另一个机关的就是
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于是斯大林便企图赋予书记处以能够作出指示的职权。
但是，手腕被识破了。在1925年12月举行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
抑制住斯大林的那些争论不休的人的捣乱，他说：“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
们反对书记处……凌驾于政治机关之上……我确信，斯大林同志是起不了布尔什维
克司令部的统一者这个作用的。”[注]
……1923年。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这一职务已经一年多了，可是距离他独揽党的
全权还多么远呵……要掌握中央的全部机关，要在一切关键性的部门都安插上自己
的人才是。这些人既是忠实可靠的，又是善于执行任务的，他们绝不敢冒然地象托
洛茨基那样来蔑视总书记；他们也不敢象斯克雷普尼克或札东斯基那样来正视他斯
大林，而是只能仰视总书记，从总书记那小胡子的下面来接受指示。这样的人已经
有了，他们是莫洛托夫、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雅罗斯拉夫斯基……
但是他们的人数还少。于是斯大林便顽强而有步骤地加强自己的后方——在组织局，
在书记处，在中央机关各部门，在《真理报》编辑部，在人民委员会。“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里中央机关的迅猛发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17年
11月时，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还不到30人，到1919年年底已将近80人，到1920年3月底
时达150人，年之后已经是602个工作人员了，这还不包括担任守卫和执行通信勤服
的武装部队（140名战士）在内[注]。不久，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竟达到了几千人。
党的官僚机构刚刚加快发展时，斯大林就已经感觉到中央机关有一种抑制不住
的力量，斯大林一掌握政权（虽然眼下还只是在党内掌权，还远没有达到个人专权
的程度），很快就掌握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打开梦寐以求的专政之门的钥匙是放在
总书记的办公室里。他还了解到一点：中央机关能够作到的事情是很多的。在中央
机关内部能够埋葬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一项决议，甚至是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谁掌握
了中央机关，谁就能够封锁住政治局的或政治局委员的指示，同时又能够通过中央
机关，冒充中央的指示，而贯彻自己个人的指示。
当列宁由于担心政治上会发生分裂而开始口授自己的遗嘱，在其中建议把中央
委员的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时，他所考虑的是要让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学会做
中央工作。[注]斯大林则别有用心地利用了领袖的这一建议。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
会上，他已经对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了辱骂。斯大林宣称，在中央委员
会里有一个由10—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
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他们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
作”。这个“中央委员会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看，列宁的建议
被改变成了什么样子。斯大林由于对列宁的战友们不信任，便建议把那些“有生气
的……有头脑的工作人员”吸收进中央委员会里来。[注]斯大林的建议被悬挂在了
空中，因为代表们觉得，他的建议为时过早。他这个总书记能稍微再等一等才是，
因为这时列宁还活着，政治局还没有丧失其威信，老近卫军还依然有权有势……
科巴同志有时候头脑过于简单，性子过于急躁。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已经
学会了改变自己的速度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他从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删去了他在
发言中谈到“未来领导人”的那些话。只是到了1968年，那些消失不见了的话才又
在新版速记报告的注释中出现。
但是，言语是言语，行动是行动。中央委员的人数从27人增加到了40人——代
表大会一下子选举了这么多[注]。现在总书记能够较容易地使用伪装的手法把自己
的人提拔到党的关键性岗位上，也能够较简单地把那些不合心意的人调出中央委员
会。在列宁时期，每一个中央委员既可以在书记处、也可以在组织局、又可以在政
治局提出任何一个使自己感到不安的问题，捍卫自己的观点，必要时还可以诉诸中
央全会。甚至对于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执行的全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也能够向党的
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列宁的这一传统束缚了总书记的行动。他“忍耐”到了1925年。在第十四次党
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最后一次允许少数人发言。民主的传统到此终止。在第十五次
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同总书记进行争论了，因为他所建立起来
的那种精选制度有效地起了作用。
列宁提出一项任务——要使中央机关完全服从党的政策。斯大林对领袖的这项
指示稍作改变后，极其有利地加以利用：他使中央机关绝对服从于自己个人的政策。
他关心备至地把反对派裹入襁褓，并用一只并不颤抖的手把一块东西塞进它的嘴里，
堵住了它的嘴。
斯大林是怎样作到了这一点的呢？他在为独揽党内大权而斗争时，存在着一些
有利情况。
当你企图重现党的领导蜕化变质这一历史时，你就必然想到“鱼从头部烂起”
这句古老的谚语。蜕化变质的过程是从最上层开始的。斯大林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处在最上层的是党的一些领袖。中央机关即各项指示的传播者，就在他们的手
边。处在下层的是不敢发表意见的、被党的纪律紧紧束缚住的普通党员群众。这就
是在1923年时所初步形成的党内相互关系的一幅简图。
生命陷于垂危的列宁已经无力去改变什么局面了。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里，斯
大林借助于听从自己的机关，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列宁这位党的创
立人。当老共产党员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向列宁请求允许他到国外工作时，列宁
念起在侨居国外的年月里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情谊，表示愿意推荐他。但是组织局却
拒绝了这一推荐。应当指出的是，除了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加里宁是较晚
的时候加入斯大林的中央核心而外，当时组织局的成员是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
任斯基和鲁祖塔克。但是斯大林却能够把多数人联合起来而责备列宁……任人唯亲。
1921年6月4日，列宁在答复什克洛夫斯基的便函时写道：“您不得不从头开始。
有人对您抱成见，或者说有人坚决反对您，或者说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很不相信我。
这使我感到极为痛苦，但这是事实……‘新人们’来了，他们不认识老头子们。你
推荐吗，他们不相信你。你再推荐吗，他们就更加不相信你，还顽强地说：‘我们
就是不愿意’。现在的情况与开始时想的完全不同，要把青年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
得经过战斗。”[注]
到1923年时，斯大林已经纠集了一批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强有力的、掌握着最
高权力的追求个人名利的人。
一些有洞察力的老党员们看清了总书记的用意何在。他们之中有几位大胆的人
——斯克雷普尼克、克拉辛、奥辛斯基、卢托维诺夫、扎东斯基……他们毫无畏惧
地揭露了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和总书记进行的派别倾轧。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
弗拉基米尔·柯秀尔直言不讳地指责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集团“在其组织政策方面很
大程度上执行一种集团政策”，这种政策“往往是违背党的利益的”[注]。工人出
身的老布尔什维克尤里·卢托维诺夫指出，在党内已经“没有可能通过正常途径来
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政治局才是绝对正确的爸爸：我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反对不得的，谁也没有权利提出批评。这种状况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实
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注]斯大林怎么样呢？他在结束语中只是顺便提了一下卢
托维诺夫，对卢托维诺夫提出的情况避而不答，却大谈其国际局势来，并在代表大
会之后，继续进行其破坏性的派别活动。
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想从斯大林那握得很紧的手中把中央机关夺过来的企图。
那是1923年8月，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叶夫多基莫夫、伏罗希洛夫、拉舍维奇、伏
龙芝和其他几位一党的担负重要责任的活动家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养。有一次他们在
疗养地附近散步时，聚集在一个岩洞里，讨论了中央机关的情况。[注]原来，组织
局在任免和调动党的干部时没有征求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一切都是悄悄地、暗地
里进行的，某人一个劲地把自己的人提拔到莫斯科和各省的负责岗位上去。
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看到总书记通过中央机关进行的组织准备工作所达到的
真正规模。谁也不知道科巴在那时就已经对领袖[注]及其战友们的每一步行动都进
行着监视，无论是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或者是政治局委员们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每
一次谈话、每一封便函、每一张复写纸，都躲不过约瑟夫·斯大林的眼睛。
列宁逝世一年后，总书记把监视制度搞得更加完善了。很久以来有一个问题一
直使鲍里斯·巴札诺夫很感兴趣，这就是：斯大林在签署文件时，几乎瞧都不瞧一
眼就在上面签了字，甚至是对那些需要认真注意的重要问题，他也不去仔细考虑。
那么，在一连几个小时的长时间中他到底在干什么呢？有一次巴札诺夫顺便走进了
斯大林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坐在桌于旁边，把电话耳机紧贴在耳旁。但这是干什么
呀？所有电话机上的耳机都放在原处。这位秘书看到有一根塞绳通往斯大林办公桌
的抽屉里。这就是说……此刻斯大林抬起头来，一面把耳机仍然紧紧贴在耳旁，一
面看了秘书一眼。巴札诺夫一声不响地退到了门旁，走了出去。他把这个情节告诉
给了总书记的另二个信得过的助手列夫·梅利斯。梅利斯简短地说：这不应当和他
们有关。
窃听器是捷克的一位专家给安装的[注]。主人自然在卢比扬卡街[注]
对他进行
了惩罚，因为在那里人们都知道应当怎样对待多余的见证人。
中央委员会里的关键性位置都被斯大林安插的人占据了。他们积极地支持斯大
林，在中央机关里制造有利于提高新领袖威信的氛围，他们为新领袖松土、施肥、
拔“草”……
谁也没有指望列宁能重返工作岗位，战友们在考虑由谁来代替他的问题。在肯
斯洛沃茨克临时举行的那次会议上，与会者们回想起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于是大
家商议：怎样消除斯大林那独裁统治的野心。
由于书记处开始具有指示性机关的作用和力量，所以譬如说让托洛茨基、斯大
林和季诺维也夫这3位政治局委员进入书记处是合理的。可以组成一个三人领导小组，
由加米涅夫或布哈林代替季诺维也夫参加。布哈林把这样的内容简要地表述成一个
建议，并同季诺维也夫一起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伏罗希洛夫对此表示反对，但是
其余的人都同意布哈林的建议。信由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带往莫斯科交给了总书
记。[注]
斯大林书记处里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呢？这样做对斯大林来说是极不合适的。因
为不管三人领导小组怎样组成，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或布哈林在一
起，他都会显得平庸无才。再说在书记处里和政治局里，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人，表
决机器决不会使他失望。而三人领导小组……难道能够把狼、羊和白菜都放到一个
小船上去吗？那样的话，小船将靠近什么样的岸呢？何人将留在小船上呢？
斯大林火速来到了基斯洛沃茨克，并立即用辞职把自己的战友们吓唬了一下：
“如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也不用进行公开的或秘
密的争论。”[注]战友们惊惶失措了：科巴不了解他们，问题不值得这样……为了
使政治路线同组织工作协调一致，当时斯大林建议让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
夫这3位政治局委员加入组织局。不是加入书记处，而是加入组织局！妥协达成了。
[注]但是这个短暂的改革未能作出任何事情，因为所说的三人领导小组根本就没有
在组织局的会议上出现过。只有季诺维也夫有一次无意之中顺路拐到了会场，但只
是在那里停留了片刻……
虽然如此，基斯洛沃茨克的聚会惊扰了总书记。他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想
起了这一点。为了要嘲笑一下”山洞里的人”，他便以讽刺的意味提到了当时的谈
判，重复了他情愿“让出位置”的那些话。列宁去世后过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总书
记的地位就巩固了，他感到可以开一开玩笑了。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玩弄了“听
众”，同时又打击了季诺维也夫的威信，把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说成是“取消政治局”
的政纲。玩弄政治倾轧的大师开始给人扣帽子了……
1923年时，最上层的人士已经知道，列宁患了不治之症。夺权的竞争尖锐起来
了。在托洛茨基的身下放上了新的地雷：斯大林安插的人已经打入了托洛茨基的堡
垒———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一向轻视组织工作，不去降低身分搞一
些阴谋诡计，而是寄希望于无法反驳的说服力。斯大林可不是这样。他按照进行政
治阴谋的一切“规定”，对以“托洛茨基”命名的那些堡垒进行围攻，在准备工作
方面哪怕是一种粗活也不放弃，从而从对手那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
‘托洛茨基以其老爷式的傲慢态度不想去认真地对待斯大林，他没有觉察到迫
害的规模，也没有看到处心积虑地反对他的那一运动的最终目的。不然的话，他就
不会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讲出这样的话：“我情愿放弃我的一切岗位而以一个普通士
兵的姿态去为德国革命而战斗，因为德国革命眼看就要爆发啦！我也情愿辞职，季
诺维也夫已经站起来了，所以我要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姿态前去战斗！”斯大林很会
迎合自己的伙伴，他说：“中央委员会不可能一下子拿两个这样宝贵的生命去冒险。”
[注]
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困难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1913年的水平，农业被弃置不
顾，运输徒有其名，道路情况也是如此……最必需的商品、粮食、住房极感缺乏，
货币贬值……不满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由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组成的
三人同盟不知道如何对付困难，而且他们不是承认这种情况并向积极分子征求意见，
而是加强行政管理制度。
托洛茨基在1923年10月8日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责领袖们实行了独裁统治，放
弃了党的民主制，忘记了选举制原则，对批评采取了不能容许的态度。一个星期之
后，一批老党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在这个被叫做《四十六人的声明》的文
件（这个文件充满了对革命运动的担忧）里，对国家的经济状况、财政状况和党的
领导活动进行了分析：
“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特选的官
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
的党内派别专政制度已过时了。”[注]信的作者们指责那些同党失去联系的领导人
实行了一种足以使国家灭亡的政策。他们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
在46个签名的人中有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是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主任。他对信的正文补写了重要的一点：“要求公开地、开诚布公地对待我
们的一切弱点，我的这种要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使我完全支持召开上述会议的建
议，以便拟定一些实际途径，来摆脱现有的各种困难。”[注]
上层人士认为《四十六人的声明》是对党的粗暴的攻击。吓破了胆的安德列·
布勃诺夫急忙勾掉了自己的签名。很清楚，这样一个对进行政治挑拨非常方便的借
口，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季诺维也夫，都是不会放过的。以客观的态度来审查这封
信，坦率地、同志式地谈论问题—一这使斯大林及其帮凶们感到很不愉快的事。中
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0月25—27日联合召开的全体会议宣布写这封信的人
都是派别分子，并指责他们同托洛茨基一起进行分裂活动。[注]
对“领袖们”来说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十月全会的决议没有予以公布。
由党的执政官组成的三人同盟没有把“造反性的声明”[注]原文发表出来。到了30
年代．当斯大林成为统治者之后，他就把所有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全
都杀掉了。但是就是到了这时这封信也没有被刊印出来。而且在很长时间中，人们
从党的所有讲台上都对斯大林捏造的“托洛茨基分子”大肆咒骂……
但是在1923年10月，《四十六人的声明》的内容象托洛茨基的屡次发言一样，
很多党员都知道了。三人同盟不得不有所承认。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
上公开承认，现今的领导作风限制了党内民主。《真理报》号召党员们对季诺维也
夫写的《党的新任务》一文积极地展开辩论。从11月13日起，在3个星期的时间里，
《真理报》不断发表党内辩论的材料。这次辩论很有成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主席团在12月5日已经能够在联席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这份出色的文件重申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决议要求“党
的领导机关要倾听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把任何批评都看成是派性的表现，不
要以此而把那些认真负责的和遵守纪律的党员推到与外界隔绝和进行派别活动的道
路上去”。在讨论党内生活问题时，借口“党的纪律”而加以限制的作法被认为是
错误的作法，因为这样的讨论是“党员”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义务”。中央号召同
“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歪曲党的机关和党的实践”的行为作斗争。[注]
无须把《四十六人的声明》同1923年12月5日中央作出的决议加以对照：就其精
神和内容来讲，两者是孪生兄弟。决议的原文不正是因此而在《真理报》上发表了
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之后竟被保守秘密长达几十年之久吗（这样作是为了便于伪造
历史）？
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当时就违反了上述联席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宣布批评自
由是一回事，容忍批评自由是另一回事。新出现的“领袖们”欺骗了那些忠诚的革
命者对他们的信任。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是第一批牺牲者之一。他既然在革命军事
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工作，他就不能不同托洛茨基一起行动。在革命军事
委员会政治部工作人员的一次会’议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建议通过一项决议来
支持中央委员会。他由于受党的纪律所束缚，回避参加党内辩论。当有人建议他在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党校会议上代表反对派作报告时，他建议去找拉狄克或普列
奥布拉任斯基。但是当他得知季诺维也夫将到会发言时，便决定同手诺维也夫争论
争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带上自己的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校从事党的登记工
作的助手德沃尔热茨一起去出席会议。
会上，季诺维也夫俨然表现出一副大官的姿态，蔑视那些发表反对意见的人，
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路线”。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企图阻拦德沃尔热茨
别讲话，但后者终究还是发了言，给这位政治局委员以回击，而且方式很生硬。休
息时，季诺维也夫坐到德沃尔热茨旁边，对他说：“你的发言象是克伦斯基毕业生
中的一个准尉。”
在这次难忘的会议之后不久，德沃尔热茨被叫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安东诺夫
—奥弗申柯的副官把这个情况告诉给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注]并补充说：
德沃尔热茨担心会被捕。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说，季诺维也夫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
和报复心很强的人，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注]季诺维也夫决定要消灭这个胆大
的爱争论者，因为他竟胆敢“不按规矩”来批评一位政治局委员。于是德沃尔热茨
被捕了，并被流放5年。对他的惩治是在1923年12月，这是即将到来的恐怖时期发出
的最早铃声之一。1937年，不合主子心意的千百万人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12月21日，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校辩论会议的情况向
中央委员会交了一份声明书，但是中央委员会机关已经学会了以巧妙的办法来拒绝
受理使人厌烦的各种声明。[注]12月27日，当德沃尔热茨已经“受到追究”时，安
东诺夫—奥弗申柯向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强硬的信，为这位共产党员进行辩护，因
为他享有不久前宣布的讨论党内生活问题的“权利和义务”。
这封信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夜里写的，是匆匆忙忙地写成的。他直截了当
地对斯大林的上层人物写道：“我们不是党的官僚等级制度中的廷臣[注]！你们这
些没有能力进行领导的人，用一堵墙把自己同党隔离了开来，而且为了淹没批评者
的声音，甚至动用了布尔什维克的偏见。”
这里有些情况实在需要加评述。党的老近卫军是用党的纪律和钢铁般的统一这
种传统培养出来的。斯大林善于极其巧妙地和经常地利用这些口号。他的“信条”
——“如同保护眼珠一样来保护党的统一”[注]已为几代人（这几代人不只是党员）
所熟知。现在，斯大林究竟赋予“统一”和“反对派”这些概念以什么内容，人们
对此是越来越清楚了。斯大林把每一个企图表明自己观点的人都看作反对派分子，
然后就把他们列人“人民的敌人”营垒。他们的后果如何，人们对此也是十分清楚
的。但是另一方面事情却弄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出现了许多荒唐无比的反常现象。
在镇压时代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些经受过地下工作锻炼的者布尔什维克竟然自己
诽谤起自己来，竟然同意被处以死刑——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党的统一，为了不引起
混乱和分裂。
在所描写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打一生中的这件事上，捷尔任斯基于半个月之后
在全会上表决时所采取的立场是很典型的。他们两人从1905年起就结下了亲密的友
谊，他们曾肩并肩地在劳动人民委员部工作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第一次结婚时
生的大儿子是在捷尔任斯基家里受教育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注]清楚地知
道，他的朋友并不是一个派别分子，但是……党的统一！党的统一高于一切。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于12月27日怀着担忧的心情向党中央委员会写道，在
领导层中内争没有停止，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的路线“在破坏着军队的道义上的团
结”和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威信，这条路线对于党的真正统一是有害的。因此，这条
路线“是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的。现在唯一要作的是……要求那些胆大妄为的
领袖们遵守规矩。”[注]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决定把自己这封信立即发出去。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
属报刊部主任米哈伊尔·波利亚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早晨时曾把信读给了他听）
想阻止他不要走这一步，但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注]还是自行其事了。
他回答说：“我对党从来不口是心非，我不是一个派别分子。”[注]
象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样一些人是斯大林分子从道路上搬掉的第一批。诚然，
暂时还不便于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扭送到集中营去。不得不只限于对他进行季诺
维也夫所策划的诬陷——责备他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变成了反党的派别斗争司
令部。
1924年1月12日，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被叫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会议上，在那
里斯大林指责他进行了派别活动。总书记并不是空手来出席会议的：他的帮手们为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准备了一份“揭露”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企图搞独立的
特殊材料：说他没有把召开军事学校党支部代表会议一事告知中央委员会，说他没
有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出的第200号通告使其与中央委员会的精神一致。只有
揭穿斯大林机关在幕后进行的阴谋诡计，才能驳倒这种荒唐无比的指责。组织局决
议中的第一点所依据的正是这样一种臆测。
请看第二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于1923年12月27日致中央监察委员会
主席团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的信以威胁中央的口气，‘要求那些胆大妄为的领袖们
遵守规矩’，这封信是对中央空前的攻击，这就使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无法
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再工作下去。”[注]
在组织局的决议之前，政治局已作出了一个决议，而在政治局中占主导地位的
也是斯大林分子。他们在采取行政措施方面如此的协调一致……那个时代产生了一
个说法：“机关的制度”。
但是，由什维尔尼克（他是一个还“没有堕落的”人）领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所属专门委员会经过对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犯罪的”
事实。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中央全会提出了申诉。他在1924年1月15日的会上详细
地分析了组织局的决议（该决议认为他犯了写信威胁中央的罪）。他说：“我认为
向中央委员指出党的状况存在某种危险，是一个党员无可争辩的权利；我认为我以
自己的信履行了一个党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义务，我这个政治部主任
是在为军队和军队中党组织的状况担忧。最后，在我于12月27日写的信中没有任何
威胁中央的地方，我只是认为，那些能够按照党的原则进行思考的同志，应按照党
的方式，即通过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对具有派别思想情绪的领袖，进行劝导工作。”
[注]
这与尤·赫·卢托维诺夫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多么一致，卢托维诺
夫认为，“不只是中央委员会，而且每一个积极的党员都有挽救党的专利权。”[注]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全会上诉诸起码的公理，他说：“我坚决要求要彻底弄
清对我提出的问题。我指的是把一个党员解除其政治部主任职务的事，这个党员敢
于按照党的方式反对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的路线，因为这条路线对党的统一和军队
在道义上的团结是有害的。我以鄙视的态度批驳对我的一切指控，说什么革命军事
委员会政治部被我变成了派别司令部——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证明这一点，而且永远
也不可能证明这一点。既然这一点至今得不到证明，那么把我解除职务就只有一个
用意，这就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前，要对一个富有党的坚定性而不会玩弄派别手腕
的同志，进行派别性的报复。”[注]
在1924年1月中央全会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大胆地揭露了中央机关对他开展
的一场诽谤性运动，其目的是要吓倒一切被列入“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的共产
党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中央委员们声明：“对这场正在广泛开展的运动定出
某种调子的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一点我绝没有看错。”[注]
对这一点安东诺夫确实没有看错。但是他显然低估了那些在党内占居关键性职
位的人的力量。站出来支持组织局的决议的有莫洛托夫、什维尔尼克、什基里亚托
夫、雅罗斯拉夫斯基（他们都在为主子忠实地效劳）。主要指挥者要是能躲在他们
的背后作为靠山该多好。但是，对安东诺夫—奥弗申林那论据充分的辩护感到不安
的斯大林却出来突然说出了几句累赘的话：他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拒绝同
中央委员会协同一致地工作这种臆测又说了一遍。[注]
书记处——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局—一中央全会。安东诺夫—
奥弗申柯的案件象沿着传送带似地依次经过了这些环节。而党的官位等级制度胜利
了。为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抱不平的只有一个卡尔·拉狄克，他说：“在关
于党内民主的决议中，需要有一条禁止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参加派别
斗争。如果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利用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这个机关来进行派别
斗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于信中使用的那种不能容许的口气，可按照党的方式
予以处分，但是不能把3个问题混为一谈。眼下对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侦查还没
有结束，那就不能够撤销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职务！”[注]
会上拉舍维奇以愤恨的态度几次发言，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进行了揭露。布
哈林、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彼得罗夫斯基保持沉默。在33个与会者中，只有10
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包括当事人）熬过了30年代的恐怖时期。
今天《真理报》在分析20—30年代“困难问题的时期”时确认：“在日益残酷
的思想斗争和夺权斗争中，多数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人——本书作者
注）……采取了（更确切些说应是：允许斯大林采取——本书作者注）……一种不
准论敌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的作法。”[注]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为了党的统一冒失地投入了战斗。斯大林也是为了党的统
一而停止他进行积极的工作。不过斯大林这样做是让“众人”看的。实际上是斯大
林不能够宽恕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写的那封粗鲁的信，因为他在那封信中竟“要求
那些胆大妄为的领袖们遵守规矩”。
遭到诽谤的、受到屈辱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不久就带着外交方面的委托，被
派往中国。“安东要到广州去啦”——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对往日在地下工作年代了
解自己的老同志们（他们知道他的是这个名字）这么说。后来他担任过驻布拉格、
考纳斯和华沙的全权代表。当时，惩罚那些固执而任性的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人时，
其措施只是采取外交流放的方式。在流放地，在国外，闲暇的时候，可以有时间来
思考和决定：自己所经受过的是不是一种派别专政制度。
……关于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传记情况，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象通
常一样，只是介绍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
在1934年5月9日填写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调查表时是这样写的／1927年以前我
在组织问题上曾支持过反对派；没有进行过反党的秘密派别活动。”[注]我们要注
意这里的表达方式：是“曾支持过反对派”，而不是“属于”或“参加过”反对派。
后来，这些实质上的差别被斯大林一手抹去了。但是，要知道在当时，即在1924年，
斯大林并没有指责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进行了派别活动，也没有指责他信奉了托洛
茨基主义。总书记在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中虽然对他提出了许多责难，
但其性质看来并没有超出对官僚主义进行挑剔的范围。既然组织结论是革命军事委
员会政治部主任“经常拒绝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事务上的联系”，那么从这一
情况中还有什么结论得不出来的呢？斯大林经常根据个别的例子而作出总的结论……
他以态度端正和举止良好的榜样自居，这样来表述安东诺夫—奥夫申柯的过错：
“不能容许负责工作人员藐视起码的礼节。”[注]“没有礼节的”行为（在另一个
地方，斯大林无意中说出了“堕落”这个词）——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他
用宗教学校那种博学的水平来评价事物[注]，甚至表现出一种故作宽容的口吻：你
想想看，谁都会出现这样的事。但是3年之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却不得不表示
“在组织问题上”不再支持反对派。
然而即使这样，也已经无法挽回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党内的声望了。列宁在
《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谈到了托洛茨基反对党中央的斗争[注]，但是他并没有把这
叫做派别活动。斯大林给那些对中央领导的缺点提出批评的人扣的帽子是永久性的。
早在20年代末，对那些已经悔悟的人就开始使用残酷的手段了，于是从前的这个反
对派分子[注]便真诚地或不真诚地“放弃了斗争”。在这个问题上，仲裁人[注]是
一个。早在1927年时，他说讲了一句带威胁性的话：“斯大林也许比我们某些同志
更清楚地知道反对派的一切诈骗勾当，要欺蒙他恐怕并不那么容易。”[注]没有经
过很长时间，这种并不固执的、看来好象谦让的、关于自己绝对正确的声明就触动
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内部领域和外部领域，更不用说触动党了。对于领袖的
绝对正确没有一个人敢去怀疑——无论是在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年代，还是在缔结苏
德条约之后和希特勒的军队进逼伏尔加河流域之后……
……再说，根本没有个人野心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为什么在十月攻打冬宫之
后的第十七个年头要加入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呢？谁知道。既然一个老革命家的地位
需要由什么证件来加固，那么想必是在国内生活中，在关于对党员要谦虚这一点的
认识上，发生了什么明显的变化。绝非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所固有的那种声明的口
气是不是由此引起的呢？他声明说：“虽然在形式上我由于过分严肃而自认为、而
且在党内也被认为是从1917年起才入党的党员，但是在实质上，根据我的工作来看，
我在获得老布尔什维克称号方面所拥有的权利并不亚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前
进派、布尔什维克调和派或”区联派中的其他很多人。”[注]
结果究竟怎样呢？在1933年时，37岁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5年入
党的党员米高扬被接纳入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并领到了编号第4的会员证。[注]
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却被拒绝接纳入会。到了1935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协会
被解散了。
但是为什么在中央一月全会的会议上，许多著名的党的活动家和具有英雄历史
的革命家却保持沉默呢？他们是为自身的安危而担心吗？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有
很多人是还不能够领悟到当前发生事件的实质，而那些闻出主要厨房气味的人却决
定不要把这一点说出来。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斯大林的三人同盟才能把党引到正确
的道路上去，而托洛茨基则要把党引到“不该去的地方”去。
在政治上进行激战的日子里，弗拉基米尔·扎戈尔斯基（他是在1919年9月25日
莫斯科委员会办公大楼里炸弹爆炸时被炸死的）的遗孀奥莉加·皮拉茨卡娅问总书
记：“喂，科巴，请向我说明，现在发生着什么事？”——“你想知道吗？你自己
没有看到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在为争夺席位而战斗——这就是现时正在发生着的
事！”[注]象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样的人是不想参加这场战斗的。他们当年同沙
皇制度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殊死搏斗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干革命并不是为了
要建立一个新的帝制。但是，当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看清了斯大林及其能说会道的
同事们原是一些危险的纂权者时，他不能够依然采取一种消极旁观的态度。
不过作为一个独裁者的托洛茨基也没有许给任何人以什么好处……
1918年时，把人质制度运用到沙皇军官的亲属身上的，难道不是托洛茨基吗？
对于那些处身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从前的战俘来说，武器就是他们返回祖国的唯
一保证。1918年5月25日，托洛茨基下令：缴出武器，不服从者送进集中营。对军团
的这项命令是23时下的，而到26日黎明时，捷克斯洛伐克人开始举行了暴动。[注]
1919年5月。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命令把涅斯托尔·马赫诺
的那个旅扩充为一个师，并供给它以必需的武器和装备。在马赫诺同白卫军浴血苦
战的关键时刻，托洛茨基撤销了上述命令。这就成了马赫诺分子举行暴动反对苏维
埃的借口。[注]
1921年。”喀琅施塔得。在这里托洛茨基也表现出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独裁者。
在独裁作风、自我欣赏和相信自己绝对正确方面，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是可以比试比
试的。今天可以肯定地说：在我国，没有任何东西比斯大林时代更可怕的了。斯大
林无论如何是应当被解除其领导职务的。
1934年5月，当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回顾10年前的往事时，他写道：“在1923—
1927年的反对派中，我是一个调和分子，而不是一个积极的派别分子。”他曾竭力
使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和解（他曾“劝说过”他们）。他捍卫托洛茨基是因为担心党
会分裂（他的根据就是所谓的《列宁遗嘱》）[注]。为什么列宁的战友们没有执行
已故领袖的遗嘱呢？
1924年5月22日，即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在克里姆林宫弗拉基米尔大厅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要解决的是一系列组织问题：预
先确定代表大会主席团、各委员会及其他一些机构的人员组成。会上，克鲁普斯卡
娅首先发言。她带来了列宁的信（这封信作为领袖的遗嘱而载入史册）。列宁曾请
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宣读这封信。应当在明天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来实现已故
领袖的愿望。尼古拉·克雷连柯提出了另一项建议——立即把遗嘱公布出来。季诺
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反对这项建议。全会通过了克鲁普斯卡娅的建议，但是
中央委员们希望能预先了解到信的内容。[注]
克鲁普斯卡娅开始读信。她的声音很低，读得使人听不清楚，因为她很激动。
于是有人建议：“让叶夫多基莫夫来读。”叶夫多基莫夫是列宁格勒委员会的代表，
中央委员，生来有一副好嗓子，发音吐字非常清楚。他把遗嘱一气读完。列宁对几
位可能的继承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都作了简短的评述。他特
别预先警告党要提防斯大林。现在这些人都坐在主席团桌子的旁边。
当前的问题不得不立即暂停下来。这个文件的意义是如此重大，使所有的人都
感到必需亲自读一读。全体会议委托主席团把文件为中央委员们复制若干份，而眼
下暂时休会。几个小时后复会了。列宁的信的复印件发给了所有的与会者。有人建
议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在中央委员会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把遗嘱先在各代表团中宣
读。于是立即就确定了一份负责的中央委员的名单。
中央委员会违背领袖的愿望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代表大会前举行的全体会议
上所发生的事好象是一种政治上的即兴之作。全体会议很快就解决完了代表大会议
事日程上的所有问题，接着与会者们便纷纷返回家中，外地的代表们则回到了自己
住的旅馆。时候已经很晚了，所有的人都需要休息。可是有的人却不能入睡。汽车
发动机的轰隆声打破了莫斯科深夜的寂静。这时格伯乌[注]的特务们走遍了中央委
员们的住宅和中央委员们住的旅馆。他们自称是中央的信使，收回了印有危险的遗
嘱的文件，并建议对方在特别的登记薄上签上自己的名子。[注]
在5月份的那个夜里，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总书记本人是否急于对付其他一些
政治局委员呢？或者他是否要使自己的行动得到他们的同意呢？这些现在已无法查
明。要知道这是只有按照“工作程序”一个一个地询问了各政治局委员之后才能作
到的。不管怎样，在那天夜里的行动中已经感觉到了某个人[注]的一只强硬之手。
列宁的遗嘱几乎使斯大林一蹶不振。但是靠诅咒是无济于事的。早在信的作者
在世时，斯大林就已开始挖这个文件的墙脚了。1923年4月，斯大林在第十二次党代
表大会的幕后曾散布流言说，列宁在对遗嘱作的那个补充里，考虑到总书记和托洛
茨基的相互关系，谈到了党的分裂危险；这个补充是在总书记同克鲁普斯卡娅发生
了那一不愉快的事件[注]之后作的。实际上，列宁在1922年12月25日口授这几行文
字时还不知道妻子受侮辱的事。也不了解关于“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据著名外
交家越飞的遗孀玛丽亚·越飞作证说，列宁不止一次向同志们埋怨斯大林的粗暴和
不忠诚（他在遗嘱中说：“斯大林太粗暴”）。
但是遗嘱中谈到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注]因此列宁“建议同志们想个
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注]——这两个地方，可真使总书记感到害怕。
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这是在没有了列宁的情况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闭
幕了。接着将要召开中央全会。总书记准备下了什么花招呢？斯大林在全会的会议
上，事先在各个位置可以使我丧失任何政治上的信任的文件，我就离开总书记的职
位。”科巴已经站在墓穴的边缘了。是季诺维也夫救了他。季诺维也夫要大家确信，
斯大林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完全接受了列宁的批评，他在实际上已经证明
愿意和同志们保持同志式的关系，愿意维护真正党的关系。于是同志们便来纷纷劝
阻科巴。他们是一些党的思想家，他们不想去挑行政工作这副担子。他们认为，斯
大林作为一个组织者和指挥者，已经获得了忠实可靠的经验，而他却永远成不了领
袖一专制者，因为他不具备那些条件……若干年之后，科巴慷慨地报酬[注]了那些
救了自已的人——既报酬了当年那些不怜惜自己语言的人，也报酬了当年那些保持
沉默的人。
这样一来，遗嘱就违背了列宁的意愿，既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也没有予以
公布。斯大林依然是总书记。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都对他表示了信任。
那些被党赋予以很高权力的人，那些经受过地下工作、监狱、流放的锻炼的革
命者—一这些人在列宁逝世的那一年惊慌失措了。他们认为斯大林是一位坚定的和
果断的新领袖。他们不是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只是到了卢比扬卡街
的刑讯室里才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那里，他们之中某些人有机会见到了保存有
列宁遗嘱复制品的“人民的敌人”。在30年代，只要提到列宁的遗嘱，就要根据第
58条第10项和第11项的规定，被看作是进行反苏宣传而受到审判。有的被送进了集
中营，为期10年，有的被判决枪毙。
列宁的信只是在列宁去世后过了32年才将其公布出来。
斯大林是怎样作到了这一点的呢？曾经有多少卷书写了这个题目，还将有多少
卷书要写这个题目……我的简单的记载决不奢望要作到全面。我只是对斯大林在夺
权斗争中所使用的计谋作出一些初步的总结。
在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中，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或者在讨论中央委员会的组织结
构时，他经常使用吓唬手段（政治上扣帽子，开除出党，逮捕），采取“诱捕手腕”，
利用报私仇动机，玩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用冒充列宁主义的词句来散布蛊惑人心
的胡言乱语……同时他一分钟也没有失去自信。
斯大林本是一个顽固的沙文主义者，但他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却指责穆季
瓦尼—一马哈拉泽集团似乎反对亚美巴亚人、阿塞拜疆人、阿扎尔人。他还恶狠狠
地愤怒指责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地方民族主义者以及党的纪律的破坏者。[注]
人们指责斯大林派发生了热月政变[注]性的蜕化吗？不，这种指责是一种愚蠢
的臆测，是一种诽谤！蜕化的危险来自何处呢？来自反对派，完全是来自反对派—
—斯大林在1927年就是这么声称的。斯大林在其政治生涯的所有阶段上都成功地使
用了反诉手段。斯克雷普尼克以敏锐的目光看出了总书记所喜欢使用的这种手段。
他预见到反诉策略这种杀人（并不只是转义上的杀人）的手段注定要在他身上加以
试用。
在挑起争论和煽动辩论方面，斯大林具有独一无二的才能。在列宁及其周围的
人看来，争论是了解真理的一种手段。而斯大林最不感兴趣的就是真理。在辩论中
他所感兴趣的东西是对方发言中的“破绽”，是能够记下来以便日后给对方扣帽子
或有机会时给对方打棍子的东西。
除了狡猾和固执而外，除了挑选可靠的干部作为帮手来执行其意志和熟练地利
用思想领袖们之间经常发生的内争外，斯大林还极其巧妙地歪曲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他在强调集中制时却把集中制变成了一种反民主的、专制的原则。总书记对中小类
型的反对派分子的惩罚办法是：批评他们，解除他们的职务，赶走他们的拥护者。
他以这种方式来孤立“头目们”，使他们失去“基层”的支持。但是对于领袖们本
人，斯大林暂时还不去触动他们。特别是如果他们正在为他效劳的时候，他就更是
不会马上去触动他们了。请看，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竟说出了这样
一个使斯大林感到舒适的指示：“任何来自‘左翼’的批评现在都正在变成孟什维
主义的批评。这在客观上是对孟什维主义的支持……孟什维主义并不可怕，危险的
是围着我们打转转的‘左的’批评。”[注]真是一位极其可贵的领袖！对这样一些
领袖，斯大林便向他们献媚讨好，并同他们建立临时的联盟，但他最关心的是挑起
他们的纠纷。
科巴由于对列宁的威信感到苦恼，所以早在1918年时他就企图使托洛茨基与列
宁对立起来。科巴在节日即11月6日出版的一期《真理报》上写道：党能够获得191
7年武装起义的胜利，这首先应归功于列夫·托洛茨基。分而治之！
1921年3月。托洛茨基平息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后刚刚回到莫斯科。季诺维也夫和
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几乎是以敌视的态度对待他。而斯大林对他则是表现出
一种做作出来的亲热——那紧紧的握手，那眼神里露出的喜悦，那嘴角上浮现出的
微笑，全是假装的。[注]分而治之！
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斯大林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一起组成了
三人同盟来反对托洛茨基。代表大会上作主要报告的是季诺维也夫。落在托洛茨基
身上的是经济问题。分而治之！
在1923—1924年这一夺权斗争的决定性阶段，斯大林已经是一个在进行政治挑
拨方面成熟的行家了。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自己的竞争者们彼此迎头相撞，而他则
总是坐山观虎斗——最后控制他们。有时候，如果争论具有重大意义的话，总书记
就袒护某个人，装出一副同情的样子，这样他就又……争得了一个拥护者。虚情假
意的参加为对原则性的玩弄所代替，俄罗斯爱国主义的不时进发为清理党的队伍的
大张旗鼓的运动所代替，粗暴的威胁为挖空心思的语言中伤所代替。斯大林具有丰
富的玩弄计谋的手法，并能够巧妙地加以运用，有效地把各种手法混合在一起来使
用。他学会了把思想上的诋毁同组织上的诋毁结合起来，表明他在进行政治上的阴
谋行为方面具有极高的水平。
斯大林为了要开展一场反对昨日的伙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运动，便决定
要预先获得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支持。当时产生了一个由谁来继承列宁的人民委员会
主席这一职位的问题。总书记能够使政治局委员们相信，俄国的男子汉是决不能容
忍让一个犹太人[注]来领导政府的。于是李可夫成了人民委员会的主席。
转变的时机选得恰当，所以花招便能够继续玩弄下去——不过现在的对手已经
是新的伙伴了。于是在这里斯大林犯了个大错误。斯大林为了要破坏加米涅夫这位
理论家的威信，便指责他在引用列宁的话时进行了歪曲：说加米涅夫没有使用“耐
普的”俄国，而是使用了“耐普曼的”俄国这一说法。斯大林把速记员的一个明显
的笔误变成了发言人[注]的一个政治性错误，他漫不经心地、似乎是无意地说，他
是在“一位同志（大概是加米涅夫）关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里读到这一点
的。在这个“暗示”之后，接着便是一个修辞性的问语[注]：为什么加米涅夫“脱
口说出了这个奇怪的口号呢”？总书记自己回答说：是因为“平常不关心理论问题”。
[注]斯大林竟敢把这个制作得很粗糙的挑拨手段于1924年6月17日奉献给俄共（布）
中央县委书记训练班的学员们，随后又奉献给《真理报》的读者们。
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算帐用的则是另一种手法。他在顺便提到党专政这一错误
的提纲时，用拟人的方式表述了这个提纲，并与季诺维也夫联系了起来。但他这样
作时并没有提到“有罪过的人”的名字，他“忘记了”这个提纲已写进了第十二次
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他斯大林曾经同全体代表一起投票赞成这项决议。[注]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决定要给总书记以回击。但是当紧急召开的有政治局委
员和中央委员参加的党的负责干部会议谴责了斯大林的这种攻击时，他声明（这是
第几次了！）他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瞧，就是这样的论据。总书记的辞职这一次
也没有被通过。
在这件事上斯大林的性急表现对他来说是危险的。此时党的上层人物们还没有
失去独立自主的力量。斯大林显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和研究理论问题的
能力。为了暗里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身下放上一枚炸弹，起码得有一个干练
的智囊团为他出主意才行。总书记的那些帮手们只是一些善于执行他的命令的人，
而具有高度智慧的人则远离于他，斯大林代表群众来治理国家，但他本人却远离了
群众。
在1924年10月，斯大林突然间来了个180度的转变。他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提议暂时停止争论。原因是在与托洛茨基日益尖锐的斗争中，他还需要他们。
1925年。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加米涅夫无法给他以有效的支持。斯大林便
利用莫斯科党委会的领导人尼·亚·乌格拉诺夫来反对季诺维也夫。总书记企图削
弱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的地位，便对他的拥护者们或进行劝诱工作，或将他们调
离开来，然后就挑拨季诺维也夫同他们发生冲突。他准备破坏三人同盟，并准备召
开可以使自己获得胜利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
在代表大会上谈到了改组书记处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当年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养
的那批同志提出的。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知道，计划的倡议人是布哈林。但是这
个时候总书记下定的决心是要坚决打倒季诺维也夫。这就是说，要使布哈林同他对
立起来。斯大林对那些提出反党“政纲”的领袖们不管是谁都提到了——季诺维也
夫、加米涅夫、拉舍维奇、索柯里尼柯夫等都提到了，就是不提布哈林。他大力保
护布哈林，使之免受……季诺维也夫的攻击……
挑拨离间——退居幕后——诿过于人——以坚定的列宁主义者自居——这就是
斯大林参加十月革命后第一个10年间的各种政治事件的一个典型的图式。这个图式
（其中只有微小的变化，譬如说，把“罪人”枪毙）斯大林要坚持到底。
1928年斯大林在造谣诽谤和挑拨离间方面大概是收获最大的一年了。有一次总
书记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叫了去，对他说：“让我们二人成为两个埃
阿斯[注]吧，我们二人将进行领导。”[注]
预定在7月份召开中央全会来讨论对内政策问题。此外，全会还要为共产国际第
六次代表大会制定出一个宣言文本，以证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统一。但是正
是在这个时候，政治局里的意见分歧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于是斯大林便大力招
募拥护者。他对布哈林寄以特别的希望。他对布哈林说：“尼古拉，我们两个是喜
马拉雅山脉，其余的人都是些小人物。”在政治局的一次例行会议上，被斯大林搞
得发了火的布哈林决定把他的伪善面目拿出来示众，便将这些话转述了出来。愤怒
的总书记连声喊叫：一你撒谎！你撒谎！你撒谎！你想挑拨政治局委员们来反对我。”
[注]
斯大林于同年8月31日写给了弗拉基米尔·古比雪夫一封信，其中写道：“你的
情况怎样？听说托姆斯基有意和你为难。他是个恶毒的人，不是一向都很老实的。
我觉得他是不对的。你的关于合理化的报告我已经读过。报告是恰当的。托姆斯基
对你还有什么要求？”[注]
在列宁去世后的最初几年里，在竞争的决定性时期，斯大林是以玩弄政治阴谋
的大师水平来领导党的。他把深刻的战略意图同狠毒的、出其不意的策略打击结合
了起来。这里既有对难以对付的人使用的各种伪装手法，又有使容易相处的人遭受
的种种牺牲；既有对不得罪人的和俯首听命的人的那种徐缓行动，又有一连串手段
的巧妙结构和夹叉射击的安排。斯大林在不停顿地进攻的同时，也不畏避退却，在
需要时，他还调整后备队伍，改变进攻方向。一个具有如此粗俗本性的人竟有如此
惊人的精心考虑。
如果扫视一下争夺党内最高权力的斗争史，就不能不发觉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
战略家具有一个宝贵的品质，这就是甚至在最危急的形势下，他都能够来得及比竞
争者们更远几步地估计出形势的几种可能变化，他不仅比竞争者们估计得更远些，
而且还比他们估计得更准确些。他还有一个本领就是不知疲倦。斯大林总是一直不
停地设法使竞争者灰心丧气，使竞争者无能为力，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一小时也
不让竞争者安宁。斯大林在各级机关——在地方上和在中央，在政府和在各个部门
（军事部门和外交部门）——都进行着这种紧张的斗争和紧张的工作，当然也在政
权的保卫机关进行着这种斗争和这种工作。此外，他也没有忘记工会和共产国际。
斯大林在所有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关里都撒下了网，都在那里分别安插了自己的
人，并在那里发现忠诚的仆从、潜在的同盟者和敌人，以及不服从的人和异端分子。
他还看准了那些“为了事业”即为了他自己的私人权力日后“必须”将其加以杀害
的人……这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等待着已经站到了新领袖
一边的乌格拉诺夫。
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声明：“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
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注]斯大林以这样的声明打掉了托
洛茨基手中的一张主要王牌（这种手法是蛊惑人心的，但却是及时的，因而是有效
的）。季诺维也夫是斯大林最担心的人中之一，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
但是打开政权之门的钥匙却放在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一次例行的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被指责在政治上犯了一系列的罪过。原来他
把共产国际变成了类似……“温室”一类的东西。一片埋怨声被巧妙地鼓动起来了，
于是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了政治局。这是迈出的第一步。眼下对托洛茨基还需要笑
脸相迎。主要的是要分裂反对派。分而治之！
在迈向绝对权力的最初一些阶段上，斯大林尽心竭力地、不慌不忙地在巩固自
己的阵地。到后来他就抛弃了各种手腕，忘记了妥协策略。在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
年里，他曲折绕行，迂回前进，在强者之中寻找同盟者。当时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
劳动者。那时他认为，花费力气去关心挑选干部有什么用！准备中央全会、政治局
和书记处的每次会议有什么用！……而党的代表大会呢？现时则需要认真地准备这
种会议了。因为不然就会失败。而在别人垮台时自己挣得胜利，发些不义之财，则
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斯大林把举行代表大会的权术看做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
在这方面，他是不吝惜力量的。在改善程序方面他可以指望象列夫·加米涅夫、维
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这样一些有经验的干部。
一些有经验的“权术专家”帮助斯大林从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1923年4月举行）
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好处，这次代表大会成了夺取党权斗争中具有转折性的一次大
会。新经济政策眼下还没有带来任何所希望的成就，工业还没有摆脱破坏状态，农
业和商业被弃置不顾，国家机关担负不起领导国家的任务，党遭到了“倾向分子”
的瓦解。这一切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谈到了。而总书记在一面听代表们的发言时，
一面却在为主要的竞争者们准备着需要有高度技能才能编成的圈套。
托洛茨基不是在为建立“工业专政”而斗争吗？好吧，那就把他作为破坏工农
联盟的敌人予以揭露（后来斯大林正是遵循这个——“托洛茨基的”——计划，靠
使农村破产的办法来实行工业化的）。
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不是主张削弱对外贸易垄断制吗？好吧，那就对投降分
子予以谴责。而对于在这个问题上领导者本人[注]参加了反对列宁路线的斗争，可
要只字不提。
穆季瓦尼、奥库贾瓦、马哈拉泽不是在发展外高加索联邦方面反对行政压力吗？
不是反对在总书记和奥尔忠尼启则的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沙文主义吗？好吧，
那我们就要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写上：这些尊敬的同志同时害着两种病——地方民
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注]
斯大林依靠玩弄蛊惑性的诡计和组织方面的诡计而使代表大会上消极无为的多
数站到了自己方面来，他掌握了在党的各个领袖之间随机应变这门不大容易掌握的
学问。极其急功近利的科巴同志在他们不知不觉之间竟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玩弄权
术的人。当老布尔什维克B．B．奥新斯基敢于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批评党的领
导时，总书记就讲了下面一番话：“他（奥新斯基——本书作者注）称赞斯大林同
志，称赞加米涅夫同志，但他侮辱季诺维也夫同志，他认为目前只要除掉一个人就
够了，以后再挨次除掉其他的人。他采取的方针是先瓦解那个经过多年工作而在中
央内部形成的核心，然后再一步一步地逐渐瓦解一切。……我必须警告他，他一定
会碰壁的，而且我怕他会碰得头破血流。让奥新斯基同志自己怜惜自己吧。”（20
年后，斯大林在准备出版他的《全集》第5卷时，把“让奥新斯基同志自己怜惜自己
吧”这句话省略了。）[注]
总之，总书记“袒护了”季诺维也夫。而奥新斯基则成了个阴谋家，他企图破
坏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一致。而墙壁就是他斯大林及其志同道合者。等待着奥新斯基
同志的是什么呢？处以死刑的时期还没有到来，于是斯大林暂时只是对这位党的活
动家、列宁的战友进行威胁，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地进行威胁。接着，不到两
年，他就以高超的手法在政治上杀害了奥新斯基。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打算解除托洛茨基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和陆
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于是他对候选人、在党内享有威信的和战胜了弗兰格尔的米
哈伊尔，伏龙芝便采取了容忍态度。1920年秋，伏龙芝同意指挥南部方面军，但有
一个条件，就是要把斯大林从革命军事委员会中赶出去。列宁接受了这个条件。当
时斯大林在不久（即在9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请求解除他的一切军事职务。
1925年1月，伏龙芝担任了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虽然
伏龙芝在威望方面赶不上托洛茨基，但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
公认的统帅。最近一个时期他是托洛茨基的副手，并且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总书记
同伏龙芝合不来。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注]无论是在军队中，或者是在中央发
生的许多争论中，都不接受斯大林的操纵，常常站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边。
现在开关军队大门的钥匙掌握在伏龙芝手里。但是斯大林想让这把钥匙放到自
己的口袋里。当然，伏龙芝是一位有战功的同志、克里木的英雄、列宁的战友，而
且是亲近的战友。好吧，我们将来就把他埋葬在亲爱的伊里奇的陵墓旁边吧。而人
民委员我们则要让伏罗希洛夫来担任。克利姆[注]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也是最肯忍让
的人之一。而且也受到人民的爱戴。——总书记这么琢磨着。
伏龙芝着手坚决果断地改组军队。这位拥有很大权力的新的人民委员用一些负
责政工工作的副指挥员来代替政治委员。他更换了那些没有战斗力的普通人员，把
那些有才能的统帅提拔起来担任高级指挥职务，同时对于象党龄这样的条件不予考
虑。总书记一点也不流露出自己对这一切的不满，相反，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总是接
受这位新的人民委员的每一项建议。
伏龙芝曾经积极地参加过革命的地下工作，两次被判处死刑，在监狱里度过了
7年多的时光。这位40岁人民委员的健康受到了损害。虽然他的肠胃时常出血，心脏
跳动减退，但他却从事着大量的工作，他的休息日是在森林里和打猎中度过的。给
他治病的是一位有经验的军医曼德雷卡。突然之间情况复杂起来了。1925年7月，这
位人民委员发生了两次汽车事故。而且两次事故是连着发生的……是巧合吗？……
伏罗希洛夫说，在发生第二次事故时，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的一只胳膊和一条
腿受了重伤，需要动外科手术。[注]
……9月初，伏龙芝同伏罗希洛夫一起去了穆哈拉特卡的克里木半岛。跟随伏龙
芝的有曼德雷卡大夫。伏龙芝自我感觉不好，但他打起了精神。在穆哈拉特卡休养
的有斯大林、什基里亚托夫及总书记的几个亲信。斯大林突然干预了。他把曼德雷
卡打发去了莫斯科，又从首都叫来了两位教授——罗扎诺夫和卡萨特金。伏罗希洛
夫回忆说：“莫斯科这两位大夫的到来对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起了很坏的作用。”
9月29日，伏龙芝动身赴莫斯科，他被送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这个医院设在从前的游
戏宫里。来看望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的有他的亲人和朋友们。所有的人都准许
看望他，就是不准许他的私人医生曼德雷卡去看望他。
罗扎诺夫教授坚持要动手术。伏龙芝便进了波特金医院的外科。10月10日，由
17位专家进行了会诊，在罗扎诺夫明显施加的压力下，大多数专家都同意对病人动
手术。医生们知道，罗扎诺夫教授（1918年时他曾为受伤的列宁治病）代表着总书
记的意志。1925年10月31日，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由于心脏麻痹而死
在手术台上。对尸体的解剖表明，他的胃溃疡结疤了。
11月4日，伏龙芝被埋葬在红场上。约瑟夫·斯大林谈到了自己的“无限悲痛”，
他说：“老的同志这样容易这样简单地走进坟墓，也许这正是必然的。”[注]伏龙
芝的遗孀在得知伏龙芝是被杀害的之后，便自杀了。
……过了5年。外科医生谢·彼·费多罗夫即尼古拉二世从前的御医同红军医疗
卫生总局副局长Ｅ．И．伊万诺夫斯基进行交谈时。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注]打开
了一个装着稀有雪茄烟的盒于对客人说：“这个盒子是谢尔戈[注]赠送给我的。要
知道是我给他动的手术，我把他的肾脏切除了。他将活上一百岁。可是他们不应该
给伏龙芝动手术。我当时曾坚决反对，因为对这位人民委员是不宜动手术的。可是
罗扎诺夫却干了起来，他们就这样……把他杀死了。”[注]
类似的证明是不少的。无论如何，可以得出一个十分确定的结论：一些接近党
的上层人士的人都不怀疑：伏龙芝的死是一次政治上的消灭行为。有一位大胆的
（冒失的？）作家描写了伏龙芝之死的经过。在一部小说里，伏龙芝被称为集团军
司令员，而斯大林则以“三个党的领袖中最重要的领袖”的身份出现。集团军司令
员根据“最重要的领袖”的指示，被送去动手术，并因服用过量的三氯甲烷而死去。
是谁把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永远明亮的月亮的故事》的情节偷偷地告诉给了作
者呢？这是从第一次俄国革命时起就同伏龙芝成为朋友的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
奇·沃龙斯基作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部务委员会委员E．C．阿格拉诺夫对这件事
的详情细节都能够讲得出来。[注]
到后来医疗谋杀就成了斯大林最爱使用的战术武器，不过在20年代时他所使用
的还不是多么有效的手段。对于亚·德·瞿鲁巴之死的情况很值得考虑考虑。这位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是在海边散步时死去的。跟随他的只有一个保卫委员，而那个平
日一天也不离开这位心脏病重患者的医生，不知为什么他们这一次却没有关照他。
这事发生在1928年5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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