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败芦溪，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莲花县，遇到敌人拂晓袭击，在芦溪打了一仗。由于我们开
始打仗不多，缺乏作战经验，伤亡失散人员较多。总指挥卢德铭同志在这次战斗中
英勇牺牲。毛委员对战斗中伤亡的同志，特别是对卢德铭同志的英勇牺牲深表惋惜。
1927  年9 月，部队从芦溪经莲花县到达永新的三湾，部队就在这里进行了改编。

    三湾改编时，前敌委员会决定对保留下来不及千人的部队进行改编，由原来的
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
有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
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三湾改编，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重
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它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三湾改编后的团长是陈浩。苏先骏没有当上团长，不大满意，到了宁冈，便要
求到白区去工作。毛委员批准他走了。苏先骏后来叛变了革命，郭亮同志的被捕和
牺牲，就是他告的密。1930  年彭德怀、滕代远同志领导的部队第一次打进长沙，
抓住了这个叛徒，把他枪毙了。

    改编后的团下设一、三营，团部还有一个特务连，没有第二营。三营营长是张
子清，营党代表似为李运启。秋收起义中浏阳的那个团，主要编在三营第七连。七
连连长叫程紫峰，党代表欧阳健。我在三营七连当文书。七连有两文个书。除了我
以外，还有高自立。八连党代表是相岳斌。九连连长是王良，党代表是罗荣桓。

    三湾改编后，各级士兵委员会陆续建立起来了。它是由选举产生的，首先在党
内酝酿（当时党员还是秘密的），然后在全体军人大会上选举产生。

    营士兵委员会则先由各连产生若干代表，然后再由三个连的代表选举产生。

    团士兵委员会的建立，也是这个程序。士兵委员会不设什么机构，也没有专职
人员，只是遇事在一起开会研究。它的工作，一是搞政治民主，那时来自旧军队的
军官不少，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还存在，有的相当严重。士兵委员会同这种旧习气
作斗争。二是搞经济民主，参与管理经济，管理伙食，把伙食搞好，按时结帐，分
伙食尾子。营、团士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放在连里，因为连是基础。党的支部和党
代表，都把抓士兵委员会，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参加了打遂川的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拿下遂川后，部队在遂川过了一
个愉快的春节。原三营营长张子清调出当团长了，由伍中豪接任三营营长，营没有
设党代表。伍中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是一位儒将，很能打仗，还喜欢作诗。平
日爱喝酒，酒兴浓时，便诗兴大发。他拿到分的伙食尾子，便喊警卫员上街打酒。
打来的酒，他三口两口就喝完了，又喊警卫员去打酒。警卫员说，你的伙食尾子全
打了酒了，哪里还有钱去打酒？

    我的名字宋任穷就是在打遂川后的那个春节，伍中豪喝酒时为我改的。

    他一边喝酒一边念着我的名字：“宋韵琴，宋韵琴。这个名字不好，像个女人
的名字，改了吧！”接着他念念有词地在嗓子眼里转着：“宋韵琴，宋韵琴，宋任
穷”，突然停住了，说：“就叫宋任穷吧！”于是，我的名字就由宋韵琴改成宋任
穷了，一直沿用至今。那时，改名字很简单，不用批准，只要在花名册上把名字改
过来就行了，后来，有人传说，我的名字是毛泽东改的，这是误传。



    我从七连调到营部当文书，主要任务是抄写营部起草的文件。当时营部只有十
几、二十个人，没有支部，只有党小组。我任营部的党小组长。有一个副营长姓陈，
平江人，是在遂川城发展入党的。营部还有个副官姓徐，一个书记官，还有传令兵、
炊事员、司号长（管三个连的三名号兵，团部称司号官）。团部设在遂川城的天主
教堂里，营部在城内的一间民房里。毛泽东同志也住在遂川城里。

    不久，部队又从遂川返回来打宁冈新城。这次战斗很干脆，全歼敌人一个营，
国民党的县长都被我们抓到了。这次我在后面搞伤兵工作。在战斗中，营长伍中豪
身先士卒，带头爬城，负了伤。

    打茶陵以后，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作报告说，陈独秀犯了右
倾错误。当时，对我们震动很大，因为陈独秀当过中央总书记，这时才知道他是一
个犯了大错误的人。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好几百人，时间大约是在1927  年底或1928 
年初，即在我调到袁文才、王佐部队工作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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