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开始，成立红军干部团；突破四道封锁线

    1934  年10  月，我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出发前夕，为了适
应当时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红
军干部团。这四所学校是：红军大学（又名赫西斯大学，以在广州起义时牺牲的苏
联赫西斯烈士的名字命名）；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为纪念彭湃、
杨殷二烈士而命名）；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为纪念黄公略烈士
而命名）；特科学校。中央军委任命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同志为红军干部
团团长，我为政治委员。参谋长是钟伟剑同志，遵义会议以后为毕士梯同志，又名
杨林，朝鲜人。干部团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

    按照原来四所学校的性质，彭杨、公略两所步兵学校编成三个步兵营，一营、
二营培养连排长干部；三营培养连政治指导员；四营是特科学校编成的特科营，培
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红军大学编成上级干部队，培养营团军政干部。四个
营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李荣，政治委员丁秋生；二营营长黄彦斌，政治委员苏启胜
；三营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四营营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黄金山。上干队
长肖劲光，政治委员余泽鸿。四个营和上于队都设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文化教
员若干人。全团共一千多人。

    干部团随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行动，归叶剑英同志直接指挥。我们这个团的学
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我们的
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
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因此，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
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修整的间隙，对干部进行训练。如进行过遭遇战、伏击战、
强渡江河、穿插迂回、袭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由于连续行军疲劳和战斗频繁、紧
张，这种训练时断时续。可以说，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所培训红军党政
干部的学校，长征途中陆续为部队输送了一批干部。遵义会议以后，部队进行了整
编，中央把一些老同志送到干部团，由我们保护和照顾。如董必武、徐特立两位老
同志，还有成仿吾、冯雪峰、李一氓等同志都到了干部团。毛泽东同志对陈赓同志
和我讲：对董老、徐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

    董老和徐老年纪比我们大得多，长征途中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他们很少骑马，
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徐老还常常照顾他的警卫员。大家对这几位老同志都十分
尊敬、关心和爱戴。每次行军、宿营，我们都要认真检查，看看董、徐二老和其他
几位同志到了没有，伺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如何等。



    长征开始时，中央后勤队伍非常庞大，携带了大批行李、辎重，包括修械所、
印刷所、X 光机医疗器械，还有不能用的大炮等，“坛坛罐罐”很多，活像大搬家。
这些都由干部团等部队负责警卫、掩护。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即调集粤、湘、桂、
黔各省地方军和一部分中央军对我进行围追堵截，在湘粤边界、湘南、湘江附近连
设四道封锁线，企图全歼我军。在数十万敌人穷追不舍下，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军，
不仅使干部团，而且几乎使所有战斗部队都变成了掩护队。部队庞大、累赘，行军
速度缓慢，一天走不了多少路。为了隐蔽，经常夜行军，走山路。山间小道婉蜒崎
岖，部队拥挤不堪，我们沿途处处被动挨打。疲惫、饥饿以及接连不断地与敌人战
斗周旋，对我军是严峻的考验。就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红军英勇奋战，
边走边打，从福建、江西出发，经广东、湖南，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934  
年12  月初渡过湘江，到达广西境内。过湘江时，我军同敌人打了一个大仗，八军
团被切断了，没有渡过湘江，伤亡很大，几乎全部损失了。在王明错误路线影响下，
我军离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才短短三个月，已折损过半。

    这时，毛泽东同志极力主张断然放弃长征出发时的原定计划，即一方面军到湘
西与贺龙、任弼时、肖克同志率领的二、六军团会合。因为蒋介石已经觉察到我们
的意图，调集了十几万大军等候在湘西。毛泽东同志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
方向前进。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
确主张，决定向川黔边境挺进。这样，可把十几万敌人甩在湘西，红军才能摆脱险
境。这时，我军紧缩编制，丢掉了不必要的辎重，对主力部队进行了充实。这样做，
我军有了转机，接连攻占了贵州东部的许多县城，于一九三四年底抵达乌江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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