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媳妇‘回上海娘家
电话耳机里传出熟悉的声音。哦，何智丽！只是听上去瓮声瓮气。“我感冒
了，在发烧。三十八度五！”她说道。
这是在一丸九一年一月，远嫁日本的她，回上海娘家探亲，给我打来了电话。
据她说，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就感冒了——上海的民居没有暖气，加上连日阴雨，
变得又潮又冷。虽说她在上海土生土长，毕竟已远嫁一年，乍一回来便感到不适
应。我劝她安心休养，过几天，等她退了烧，我再去看她，请她谈谈在日本做
“新娘子”的体会，她格格笑了……她在日本究竟怎样生活？她的心境如何？虽
说她给我来过几封信，未免简略。这一次她回娘家，有了畅谈的机会……她又打
来电话，说是退烧了，我便去看望她。
一身毛衣、毛裤，一件淡黄色茄克衫敞着拉链。短短的头发露出双耳，她依
然还是一副运动员的派头。没有描眉，没有施粉，一对眼睛又大又亮。她还是用
一口流畅的“阿拉”上海话，跟我长聊着。只是感冒尚未痊愈，她不时发出几声
咳嗽声。
她这次回来，全然是为了探亲——看望双亲及弟弟，所以她很少外出，不参
加任何社会活动。她没有惊动一个记者。她希望安安静静地与家人团聚。只要
“走漏”一点消息，她家马上就会门庭若市。正因为这样，她与我的谈话，又成
了“独家新闻”。
由于这次纯属“私访”，离开日本大阪时，去机场送行的是她的公公、婆婆
（丈夫因左腿扭伤，未能亲自送）；飞抵上海机场时，前往迎接的是她的父母和
弟弟。不像往日她作为世界冠军，机场上迎送总是大队人马和一束束鲜花。
我问起她成为“日本媳妇”后的生活，她甜甜地笑了。她说，过去她忙于
“东征西讨”，虽然到过二十多个国家，但每到一地都极度匆忙，心中只想着打
球，只想着夺取冠军。这一回，嫁到日本去，从世界冠军变为“新娘子”，她的
生活发生了莫大的变化。生活在身边的不再是教练、队友，而是异国的丈夫和公
婆，开始尝到“初为人妇”的特殊滋味。
她在夫家，甚为融洽：
公公小山藤兵卫既热爱新中国又喜爱乒乓球运动，为儿子娶了一位中国的乒
乓球世界冠军而欣喜万分，引为小山家族的光荣。
婆婆小山澄美和何智丽有说有笑，一起料理家务。驰骋乒坛时，何智丽几乎
不会做家务。如今，她常常充当婆婆的助手。她发觉，婆婆的手很巧，会做一手
好菜，又会裁制各种和服，甚至会设计出花样繁多、新颖的妇女手提包——婆婆
送人的礼物，常常是自己新近设计的手提包。她说婆婆非常爽朗，从不“婆婆妈
妈”。
丈夫小山英之也酷爱体育运动，乒乓球、游泳、篮球之类，样样能“露一手”。
初嫁异国，何智丽经过了一个适应过程。
最初的三个月，语言成了交流感情的障碍。结婚前，他和她主要靠打手势和
笔谈。结为夫妇之后，不能老打手势或笔谈、小山英之为她请来了日语家庭教师，
何智丽的日语大有长进。其实，小山一家，也都成了她的“日语家庭教师”。她
生活在日语的氛围中，特别是看电视时，是锻炼她日语听力的好机会。后来，那
位日语家庭教师到美国去了，何智丽便到汉语学校学习。尽管每次路上来回要两
小时，她仍坚持上学。在学校里，遇见许多中国同胞，其中有好几位上海老乡。
渐渐地，她闯过了语言关。她能用日语跟丈夫、公公、婆婆说话，表达一些
简单的意思。她能大致看懂日语电视剧的意思。
在大阪，她成了新闻人物，日本记者不断登门采访。最初，由丈夫或婆婆担
任翻译。后来，她自己能听懂记者的提问，用日语作简短的答复，由丈夫作一些
补充。如此这般，她居然能对付日本记者的提问。
日本的《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纸，刊载了何智丽访问记。每一回，她都要向
记者表达：“愿为日中友好竭尽微力。”在日本记者的眼中，她的异国婚姻，是
日中友好的象征。婚后，小山英之处处尊重她，遇事总与她商量。小山英之一下
班就往家里走，朋友们笑他“妻管严”。他笑笑说：“我是个很顾家的人。”日
本男子不大做家务。小山英之在家中，总是帮何智丽做家务。
每逢打扫房间，他抢在前头，扫得非常细致。她认为已经干净了，他还要卖
力地清扫一番。
日本人的时间观念很强。每次去汉语学校上学时，何智丽步入地铁，在车站
等车，总是遇见几张“老面孔”，他们很准时来到车站，每回老是坐同一车厢去
上班。从星期一至星期五，街上缺乏色彩，男人们要么穿黑西装，要么穿灰西装，
行色匆匆，忙于上班。他们干活像干活的样。到了星期六、星期日（日本每周休
息两天），男人们穿上五颜六色的便服，带着妻儿，痛痛快快地玩，大街上一派
繁华景象。何智丽说，小山英之也是这样，他平日忙于公务。到了休息比他驾车
带她外出，要么到娱乐场所唱“卡拉OK”夫唱妇随，沉浸在欢乐的歌声中；要么
到体育馆，他跟她在墨绿色的球台旁“厮杀”一番。当然他不是她的对手，但打
得非常起劲，把上班的疲惫一扫而光。
说起打乒乓球，我问起她：“小道消息说你要‘东山再起’，要加入日本队！”
她连连摇头道：“我还没有加入日本籍，怎么可能加入日本队？”
何智丽说，作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她永远喜爱这项运动，在日本，她通常
在晚间去乒乓房练球。可惜，大阪没有好的教练，跟中国乒乓球队的条件不好相
比。
她已逐渐习惯夜生活。日本人往往在夜里十二时还未睡。正因为这样，她练
球安排在夜里。她将来可能做乒乓球教练。她说，她绝不会当家庭妇女。她也将
在大阪日中友好协会担任一定工作，愿为加强日中友好出力。眼下，她还不想生
儿育女，丈夫也支持她的主张——她有她的事业，她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你回娘家，小山英之挂念吗？”我问她。
“我来上海以后，他已经打了三次长途电话！”说罢，她又甜甜地笑了……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清晨，我接到何智丽的电话，说她马上要去机场，飞回日本。
她愿在今后一直跟我保持联系，作为“独家采访”，不断写下她的生活新的一页
……何智丽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观战两年一度的世乒赛，是世界乒乓球界的盛
大节日。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第四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千叶市开幕。
千叶市是千叶县的县府。千叶县人口五百来万，坐落在日本关东的东南部。
日本新建的成日国际机场，就在千叶县境内。
跟第四十届世乒赛相比，这一届世乒赛的参赛规模小了一些：第四十届世乒
赛有六十九支男队和五十五支女队参赛，而这一届则只有四十九支男队和四十三
支女队参赛。
正在进行的海湾战争，使世界蒙上了阴影。
另外，就日本来说，乒乓球早已失去当年的地位，所以千叶赛场上，日本观
众寥寥，售票处门庭冷落。
两年前，当第四十届世乒赛举行的时候，何智丽正在准备出嫁，没有机会出
席。
这一回，何智丽在千叶露面。这位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不是来参赛的，
而是来观赛的。
何智丽在千叶一露面，马上引起中国记者们的注意。
中国新闻社记者王平、王健在五月四日从千叶发出电讯《千叶赛场巧遇何智
丽》，他们写道：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何智丽，今天与其夫小山英之先生
双双出现在本届世乒赛赛场上，引起中国记者的注意。
何智丽看起来比以前苗条了许多，人也显得精干，她看起来也十分高兴同国
内记者相遇。
四年前，何智丽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勇夺女单世界冠军。后来，她与日本
人小山英之先生结婚，现已到日本约两年。
何智丽目前住在大阪，她是特地前来观看世乒赛的，现在她在一家银行管理
一个乒乓球俱乐部，同时在该银行的人事部任职。她初来时曾经上学，目前日语
水平大有提高，日常会话、交往等已毫无问题。
问及她是否还打球，何智丽笑答，她已不像以前那样练，打得比较少。
如今的何智丽，从言谈话语之中可以感觉到她已是小老板的身份，但衣着很
是朴素、自然。她上穿一条长袖蓝衫，下着一条普通的牛仔裤，言谈之时，其目
光闪烁，仍不失当年手举盖斯特杯，登上世界女单冠军领奖台之时的英气。中国
新闻社的记者，怎么会把何智丽当成“小老板”呢？
其实，这纯属误会。
何智丽曾于一九九一年一月回沪探亲。她在一月二十八日告诉笔者，她谢绝
了好几家日本俱乐部的邀请，而只是答应加入大阪池田银行俱乐部。她并非这家
银行俱乐部的“小老板”，而是教练兼队员。
何智丽说，她选择池田银行俱乐部有几个原因：第一，池田银行是日本的大
银行，财力雄厚。
第二，池田银行行长清龙一也对她非常看重，愿意花一千五百万美元为她专
门建造一座乒乓球训练馆。
第三，池田银行俱乐部离她家很近，开轿车去五分钟便到，骑自行车去也只
用十分钟。
这样，何智丽便正式担任了池田银行俱乐部的乒乓教练兼队员。
此后，从一九九一年七月开始，池田银行俱乐部动工新建一座现代化的乒乓
球训练馆。这座训练馆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落成。馆内装有冷暖空调、可变灯光。
底层安放了五张乒乓球台，楼上则为健身房。这座乒乓球训练馆，成了何智丽
“东山再起”的基地。
正因为何智丽准备复出乒坛，所以她和小山英之一起前来千叶观赛，以摸清
世界乒坛的“行情”。
在四十一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比在第四十届世乒赛时输得更惨！
在四十届世乒赛上，中国男队在团体赛中败于瑞典队之手，虽说丢了冠军，
也还得了个亚军。这一回，中国男队竟然跌到了第七名！这是中国男队自一九六
一年以来，第一次在世乒赛上被排除在团体前四名之外。
面对惨败，中国队教练郗恩庭只得这么说：“我想象不到回国后将是什么样
的。男队在精神素质、作风斗志方面都比较差，遇到挫折，排除的能力就弱。这
一点，我从一年半前接手男队时就看到了。但当时没有充分估计这些问题的严重
性。实际一干，才知道要改变和扭转这种状况，并不那么容易。一方面人员青黄
不接，对有些队员，虽然一直也摸不到他的思想脉搏，但也没法换掉。另一方面
时间太短，虽然有一些想法，但还不能一下实现。现在看来，精神上的差距比技
术上的还要大。平时训练不严格，意志不坚定，关键时刻想咬想拼也做不到。现
在的工作就是尽快刺激队员摆脱失利的阴影，一切从‘零’开始。”
就在中国男队惨败之际，中国女队也惨遭失利，居然丢失了已经蝉联八届的
女团冠军！
中国女队是在与朝鲜联队进行团体决赛时败北的。
中国队出场的第一主力为邓亚萍，而朝鲜联队出人意料地不用女单亚军、名
将李粉姬，却起用十八岁的新手俞顺福。
俞顺福显然对邓亚萍进行过透彻的研究，而邓亚萍对她则一无所知。俞顺福
不费力地击败了邓亚萍，一下子轰动了全场！
紧接着上场的中国队第二主力高军，又败在朝鲜联队名将玄静和手下……这
样，中国女队痛失了考比伦杯。
记者描述了当时泪流满面的中国女队：
离开新闻中心记者招待会，张燮林感慨地说，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站在人
家（冠军）旁边。而乔红则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不住地用手抹着眼泪，邓亚萍、高
军、陈子荷咬紧嘴唇，想哭，又不愿当着外国记者的面流眼泪。
二楼展览厅旁走廊上，姑娘们一前一后，神态凝重地跟在张燮林后面，默默
地走着，没有一点声音，而一回宿舍就一个个蒙着被子大哭起来。张燮林绕了个
圈又与我走在一起，他寻思着说：“乒乓球这个东西真使人不可捉摸，朝鲜联队
的主力李粉姬第一阶段状态不好，今天他们换上了个替补队员俞顺福，但就是这
个替补队员一人拿了邓亚萍和高军二分…我看着这位中国乒乓界的功臣稀稀的头
发，不由想起一个多月前在上海采访国际乒联器材委员会主席。美国的哈里森的
一句话：”你的头发都给乒乓球拔掉了。“我想，中国女队虽然今天失去了”考
比伦杯“，但是，中国姑娘八连冠的世界纪录却永驻人民心中。面对着男女队的
惨败，中国代表团团长徐寅生承认，”关键还是本事不够“。当时的报道是这样
写的：有记者问徐寅生对男女团体比赛结果有何评价？
徐答：“这次男女队失利，原因各种各样，关键还是本事不够。选手凶狠有
余，稳健不足，逆风时相峙不了，也没有改变的余地，打法也越来越简单。所以
马文革一连丢那么多分。从思想上看，缺乏韧劲，没有一分分拼。个别运动员名
气不小，现在一些大赛往往指定要名气大的参加。有些人参加了比赛，也拿了成
绩，以为自己就是明星了，其实本事并没到这一步。
“昨天女队也没有打好。有人说不该出高军，但换了别人是否就能赢呢？邓
亚萍求胜心切，想一板打狠打死，没有调节余地。”
郗恩庭插话道：“张燮林昨晚也有些后悔上高军。”
徐说：“上别人输了，他也会后悔。昨天我和李富荣给女队开了会，鼓了劲。
我们这些人都打过败仗，能体会队员。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上海人斗蛐蛐，败了，
使劲扔它几下，让它晕头转向，放下就咬。我跟高军说，与其后悔，决心苦练两
年，不如现在咬紧牙关打下去，一切从‘零’开始，别管它那么多。”“爱国主
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论战“无可奈何花落去。”
中国乒乓球队在男女团体赛中双双失利，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乒坛上的“王冠”
落地，中国乒乓球界在严重失败面前，不能不进行反思。
在这次反思中，中国乒乓球队除了反省自身的错误之外，深切感受到了所谓
“海外兵团”的严重威胁。
其实，这是随着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给中国乒乓球队带来的新问题。
在中国没有实行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乒乓球队不存在着人才外流问题。那时，
人们开玩笑地说，“中国乒乓球队的世界冠军太多，就像北京夏天的西红柿那样
又红又大又多，多了也就不值钱了！”
自从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打开了闭关已久的国门。于是，
“出国潮”在中国掀起，那些“又红又大又多”的“西红柿”也随着出国。
这些“西红柿”到了国外，一下子身价百倍：因为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
中国乒乓球队退役的教练们、世界冠军们，成了世界各国争相聘请的“奇货”、
“珍宝”！
于是，“出国潮”在中国乒乓球界变得汹涌澎湃，几乎在世界各个角落，都
能见到中国乒乓球队的“前教练”，“前冠军”们。
于是，每一届的世乒赛，成了原本散居在世界各国的中国“前教练”、“前
冠军”们的“大团圆”的盛大节日。
许多中国乒乓球队的“前冠军”们，要求代表移居国参加世乒赛团体赛。
在一九八九年的第四十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已经开始感受到来自“海
外兵团”的威胁。
为此，在一九八九年，国际乒联在中国代表团的促成下，作出了这样的规定
：在移居国外满六年后，才能有资格代表所在国（或地区）参加团体赛。特殊情
况，如经两国（或地区）协商，缩短到两年也可参赛。
耿丽娟原本作为中国队主力，夺取了第三十六届、三十八届团体赛冠军。她
移居加拿大以后，要求代表加拿大参加世乒赛的团体赛，遭到拒绝。她为此上诉
到加拿大最高法院。由于加拿大最高法院承认国际乒联的决定，因此耿丽娟未能
胜诉。
不过，中国乒乓球队出国的运动员，只要加入了某国国籍，则参加单打不受
限制。
至于在国外出任教练，就更不受限制。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体育导报》的记者东叶在日本千叶第四十
一届世乒赛现场扫描，记述了这样的镜头：“只见江嘉良坐在马来西亚训练桌前，
李赫男坐在美国队训练桌前，胡玉兰坐在法国队训练桌前，王大勇坐在比利时队
训练桌前……而王燕生则穿着挪威队球衣，王晓明身着法国队球衣，丁毅穿着奥
地利队球衣，陈新华身着英国队球衣，耿丽娟与她的罗马尼亚丈夫都穿着加拿大
队球衣，还有倪夏莲、马金豹、周兰芬……数都数不过来。从亚洲到欧洲，从疆
土广阔的美国到幅员窄小的卢森堡，几乎都有中国球星惨透其间。”内中提到的
：江嘉良，蝉联第三十八届、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男单冠军，中国乒乓球队男队队
长；李赫男，第二十八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主力；胡玉兰，第三十二届世乒赛
女单冠军；马金豹，曾在中国乒乓球队任何智丽的教练。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
通知何智丽“让球”的，就是他；他们原先都是北京的“西红柿”！
此外，还有：
第三十四届、三十五届、三十六届世乒赛团体冠军、中国队主力张德英，任
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乒协；第三十六届、三十八届世乒赛女单冠军曹燕华和丈
夫施之皓——第三十六届世乒赛团体冠军的中国队主力，在德国任教。
曹燕华在德国发起成立乒乓联谊会，参加者有第三十六届世乒赛女单冠军童
玲等；原河北队的齐宝华、北京队的陈丹蕾，移居香港，成了香港队的主力；
中国乒乓球队原队员刁文元，成了圣马利诺队队员。
据中国乒乓球队不完全统计，以各种途径出国而到国外乒乓球界任职的中国
教练、运动员已近三百人。
当然，这只是“不完全统计”。因为据一九八五年前往日本打球的原中国乒
乓球队女选手陈丽丽说，在日本打球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达一百多人。而张德
英说，在美国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也有百把人。
尽管中国乒乓球队很多教练、运动员在“出国潮”中出国已多年，但是使中
国乒乓球队有了威胁感，则是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
在这次比赛中：
由王大勇执教的比利时男队从上届的第十名跃至本届的第四名，以致把堂堂
的中国乒乓球队挤到了第七名！
加拿大男队，上届排名第二十七。这一回，由原广东队教练苏国熙执教，而
三名主力队员中有两名是中国人——原广东队的黄文冠和伍国和，至于另一名队
员虽是金发碧眼小伙子，却是耿丽娟的异国丈夫皮特。这样，加拿大队居然闯进
了八强！
由丁毅任第一主力的奥地利男队，夺得了第九名。
法国女队在上届世乒赛排名第十七。这一回由中国的原世界冠军胡玉兰任教
练，由原四川队的王晓明任第一主力，居然夺得团体赛铜牌！
在混合双打比赛时，耿丽娟和她的丈夫皮特打败了吕林／李隽，却又败在韩
国的刘南奎／玄静和手下，实际上为韩国选手夺魁扫清了道路。
在女子单打中，耿丽娟击败了中国队的高军。
就在这些海外的中国教练、运动员大显身手之际，又传来新的消息：汉城奥
运会女单冠军陈静已办好赴台打球的手续，她成为继徐竞之后，第二个赴台打球
的大陆女乒乓球运动员。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何智丽出现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常虽说她是来观赛，无
疑又给中国乒乓球队增多了一分忧虑。
这时，张燮林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走的走了，嫁出去的嫁出去了，没出去的现在也在想出去，叫我们当教练
的怎么办？”
面对着如此尴尬局面，在中国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人惊呼“人才
外流”，造成了中国的“乒乓危机”，使中国的“乒乓强国”的地位受到严重威
胁；另一种人则盛赞中国支援了“乒乓世界革命”，因为中国乒乓的人才的外流
也就导致了中国乒乓技术的外流，推动了中国乒乓技术在全世界的大普及、大提
高，为此，中国人立了大功。
于是乎，有人笑称第一种人为“爱国主义者”，第二种人为“国际主义者”！
于是乎，“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尽
管乒乓人才的外流，被很多人视为中国“乒乓危机”的原因。但是也有人不以为
然。他们举出这样的例子：在一九七九年举行的第三十五届世乒赛上，当时还不
存在所谓的“海外兵团”，可是中国乒乓男队把三项男子冠军全丢光。由此可见，
不能把责任推到“海外兵团”身上。关键还是应该在中国乒乓球队自身找失利的
原因。
笔者注意到，近年来，每当中国乒乓球队失利，徐寅生总是强调要从“自身
找原因”。
笔者还注意到，李富荣一九九二年十月三日在香港南洋酒店接受当地记者金
钟采访，说话时显得颇为豁达：“在开放的大形势下，人才外流是正常现象，挡
不住的。体育界水平较高的项目如乒乓、体操、羽毛球、女排运动员退役后去国
外当教练或打球，我看这是正常现象，也可以说是交流。外国水准提高了，也是
我们的光荣。我们也请外国教练嘛，八六年请了东德游泳教练，对游泳队今天的
成就是有利的。六十年代我们就请过日本教练大松博文，现在又请了古巴的拳击
教练，德国足球教练，独联体的田径教练，美国的……”“去日本打球和当教练
（乒乓）的中国人有一百多人，但日本乒乓球技术仍未提高，进不了世界八强，
德国集中了欧洲乒乓人才，成绩平平，美国篮球人才输出最多，照样是篮球王国。”
既然美国那么多篮球人才出去了，依然是“篮球王国”，中国也完全可以做到大
批乒乓人才外出，依然是“乒乓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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