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同盟军弟兄相残
眼下果敢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战乱过后开始复苏。但同时罂粟仍在广种，鸦片仍
在公开交易，海洛因仍在暗地潜流，又给人一种难以松弛的潜在恐惧，毒品不绝，
危机是难除的。用中国成语比喻，也许就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据新街人讲，麻栗坝子一带并不种罂粟，都要到上六户或东山区种，那里气候
水土适中。如新街八十三户不种罂粟的仅三户，年收烟土多者三十市斤，少者十余
市斤，按现时果敢烟土价计算，多者年烟士收人八千至一万元，少者三千至四千元，
被视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收人。
许多老人说：自十九世纪初期，罂粟随着英殖民者进入果敢后，当地农业生产
逐步步人一条畸形发展的幽径。原始森林被砍光，用于精耕罂粟。因此，水源逐渐
枯竭，加之没有像样的水利开发之举课敢粮食生产受到制约，粮食不能自给，靠外
地输人权就是说要靠烟土换粮。清代迄民国时期，多为初产品的鸦片成交，且多数
输往中国，称“麻栗坝烟”。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之后，新中国严禁鸦片毒品，果
敢鸦片转向泰国缅甸边界出口，开始加工成黄皮半成品，七十年代以来，开始加工
精品海洛因，并开始向四处扩散。目前已实施部分禁毒措施，毒品制作与交易已转
入地下，但种植依然公开，鸦片交易似乎也没人管。同时，禁毒与反禁毒、真禁与
假禁的矛盾也随之突出起来。禁毒能否真的贯彻，政治能否真的稳定，世人关注。
果敢人也难免不有所虑。因为近百年的果敢政治。军事与经济史，几乎无一不与鸦
片毒品有关。大家不愿从事别的劳动，连小菜佐料都不必麻烦自种，反正有人从外
地运来，只要有烟，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一到旱季，就有人来做工，那时，做农
具、修房子都不愁，自有人帮于。因而，种烟之外，他们什么都不学，年深月久成
了百无一能。听起来有些绝对，但从某种意义理解，确实反映了果敢目前社会经济
仍然一切依赖烟土的现状。
这里应该提及一下，果敢人虽然种毒、贩毒，但吸毒人并不普遍，就是抽鸦片
者也不多，且多为上了年纪的老者。联想国内有些吸毒者，为吸毒毁家、毁己，实
在令人感到是一种莫大的时代讽刺。
为果敢民族的生存和发展，1991年彭家声总司令在一次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
率先提出部分地区禁种大烟。
有些人思想不通：我们祖祖辈辈靠种大烟生活，如果禁种烟，靠什么活下去？
有的则认为，大烟可以治病，禁不得。针对这些模糊认识，会议展开了讨论，进行
了回忆对比。彭总司令指出：鸦片大量传人缅甸才是近百年的事，怎么能说果敢民
族祖祖辈辈靠种大烟维生呢？至于说大烟能治病，不错，但只能起辅助作用。而大
烟对一般疾病来说，是能起到麻醉一下的作用，使病人得到暂时的安宁，实际上并
没有使病根除掉。因此，用大烟治病，往往是病没治好就上了烟瘾，害得全家受苦。
……
根据我们第一特别行政区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各县、乡（保）召开大会，进行
传达，反复讨论并在各村寨的群众中广泛宣传。
群众的情绪激发出来了，讨论更为激烈，形成了群众性的控诉烟毒危害的大会。
受害最深的妇女，她们倾诉吸毒给全家人带来的苦难，不少妇女说：“本来和
睦的家庭，男人一抽起大烟来，早上不起床，晚上不睡觉，蓬头垢面，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所有劳动负担都加在妇女身上。一个家庭被抽得什么都没有了，家里没
有东西变卖换大烟，就打老婆孩子，老婆干了农活还得去帮工、打草排，想法挣钱
来给他抽大烟。过重的劳动，把人累得要死不活，要是哪天挣不回钱，还得挨打受
骂，有时帮工换回点米来养活孩子，又被偷去换大烟，一家人害得吵吵闹闹，凄凄
惨惨，天天泡在泪水里，要是没有娃娃，真想死了算了。”有的说：“烟鬼烟瘾发
起来，没有抽的，就偷！就摸！连我家晾在房下的几串鹿子干巴也被偷去，搞得四
邻不安，你怀疑我，我提防你，出工干活心放不下，不晓得家中什么东西又要被偷
去。”妇女都爱佩戴首饰等物，如果没有了，就会被人笑话看不起，而很多抽大烟
的男人都愉卖妻子的首饰、新衣等物，使她们没脸出门，连走路都抬不起头来，这
是最伤妇女心的事。会上，一个个越说越难过，止不住痛哭流涕，会议开成了一个
个声泪俱下的控诉烟毒危害的诉苦会。于是人们纷纷提出，要铲除大烟，禁止制毒。
1992年7 月，我们第一特别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召开了最后一次研究禁毒的会议，
会上到会干部一致表示同意彻底禁毒，会议作出决定：全部铲除公路沿线所种大烟，
今后一律不再种大烟。种植贩卖毒品算违法行为，今后违者要按国家法律制裁。要
销毁一切制毒加工厂，积极开展戒烟，对因禁毒而发生困难的农户，政府将在生产
工具、种子、口粮、衣服、医药等方面按具体情况给予救济、扶助，村寨要在劳动
力、换工、房屋修缮等方面给予帮助。
经过调查研究，完全掌握了各区、乡（保）、村寨和各户种植大烟的面积、地
点，吸食大烟的户数，各户的经济情况，并计划对贫困的吸毒户进行必要的救济或
扶助。
动真格的了，整个麻栗坝震动了。我们谨慎地注意各种动向，继续深人地做工
作，一场势不可挡的禁毒的人民战争在第一特别行政区（江西两岸）范围内展开了。
然而，由于在禁烟问题上有些操之过急，引起了同盟军912 师的哗变。
1992年11月28日同盟军912 师哗变，火塘边的战友们的烟筒吸不成了，老酒不
再喝了。火依旧旺，然而一些战友弟兄却永远不见了。
冬月初六早上七点，随着扣塘第一声枪响，双方开始激战。我们投入兵力五千
八百余人，使用步枪、冲锋枪、重机、高机、六①炮。七五炮、一二零炮、火箭筒
等武器，十余次战斗在中缅边境一百六十号界桩至一百三十六号界桩缅方一侧进行，
战线长一百多公里，纵深三十公里。
总部直属部队进行战前动员，召开动员大会，总参谋长作了动员报告，说明我
们今天的战斗任务，是撕开一条口子，掏心脏。
哪里先响枪，哪里枪声密集处，哪里就是主战场。
事前已勘察地形地物，曾组织作战参谋查看。因奔袭中要经过一条小河，侦察
人员跳到河里，对河的宽度、深度和流速进行了认真测量。测量结果是：河宽六米，
河深一米，河水流速很慢。
大家也知道，这时候不拿出全身的拼劲不行了。一声出发令下，又呼呼往前冲。
一名战士说，“我有些怕打仗。”我说，“别怕，你跟着我，要死我死前头。”一
个战士在一阵冲刺后倒下了，抱住两腿直打滚，喊叫：“班长，我不行了，我不行
了！”
我正好赶上来，手枪上了顶膛火，“不起来走，我毙了你。”
他听出是我，又喊：“屈副营长，枪毙我吧，枪毙我吧，我不行。不行了！”
我当时要不是怕枪声暴露我们进攻意图，说不定真把他毙了。那样我这一辈子
也就再也不能心安了。
我只能伸手去拉他，一接触到他，我就像触到一块冰，还感觉他的手脚在抽筋。
我明白他是真病了。
“谁身上有吃的？”
有个副连长身上还真带有巧克力。我接过来就朝他嘴里塞，又灌水。两三块巧
克力下去，他站起来了，又背上枪：“屈副营长，我……跟你走，我能走。”
那位虚脱的战士，他上来了，虽然晚一点，但总算是上来了。
他也参与了向第一个目标的攻击，但还没来得及打出第一枪便牺牲了。
江西部队营连排干部佤族成分居多，由于佤联军的战场投入，我们阵线开始动
摇，腹背受敌。
在六号高地，我决定在守军眼皮下牵制守军，以分散守军的力量。守军也发觉
了这个威胁，拼命用机关枪封锁我们。艾嘎专打守军的机枪手，但是打掉一个，他
们又换上一个，双方一直这样坚持到下午。
阵地上我们独立营只有九十六名干部战士了，其中三十名已经负伤。
我带六名战士向前设伏，守军又打炮了，“要小心。”我提醒身边的战友，艾
嘎满不在乎地笑笑，回答说：“他们打了一百多发炮弹，我一根毛也没擦着。”
我板着脸责备他：“打到你头上，来不及了！”
说完就叫王老四督促他们几个迅速分散隐蔽，自己则寻找守军的炮兵阵地，想
打死炮手。
“轰隆！”守军的炮弹开始落往这边，我刚想回头看，“轰隆！”
说时迟，那时快，头顶已响起炮弹尖厉的嘘声，我忙卧倒。
四名战友都死了，只有王老四还在呻吟，他不想死，紧紧搂着我的脖子……
我弯下腰拿枪，但战士们的尸体已经僵硬，我只好拔出匕首，割断背带，抽出
他们握着的枪。我抱起四支冲锋枪，只觉得眼前一切都变了颜色，无法相信这么好、
这么多的战士，竟会在守军的一发炮弹下，来不及喊一声就都牺牲了。我很难接受
这个事实，可是怀里战士们的枪闪着蓝色的寒光告诉我，他们永远不能与我一起向
守军冲锋了。我背上脚部负伤，倒在稻田里的艾嘎，在苍茫的暮色中，一步一步走
回阵地。
正月初四黄昏，在阵地上坚守的我们独立营接到司令部通知：“893 师已投向
912 师，立刻撤退！”营长身负重伤已抬下阵地，全营连排干部只剩五人。
战士们指着战场的火光，喊着：“不撤！”
“替战友们报仇！”
“屈副营长，你说的话算话不？”
一个个睁着血红的眼睛，握端着枪，望着我。我紧紧咬住嘴唇，没有出声。是
的，战士们都在等着我的一句话，执行命令，撤？或者根本不在乎，继续坚持下去，
准备牺牲！我的感情是违抗命令，理智的声音、指挥员的责任，却又在命令我必须
执行命令。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理智与感情这么激烈的斗争，我的嘴唇咬出了血。鲜
血沿着我的下巴流着，有的战士又喊了：“屈副营长，就这一次，让我们冲过去，
杀！”
我下定决心：“撤！”
“不撤！”
我大声喝道：“服从命令！”
大家惊异地望着我，又见我的脸上，流满了眼泪。
好多战友们都哭了，我们在兄弟部队的掩护下，撤出了战斗。
回到设在一二七界桩缅方境内的司令部，我迟迟迈不进那门槛，彭总警卫排的
战士一眼瞥见我，大声对房里喊：“屈副营长回来了！”
“春辉。”彭家声总司令叫道。我低着头，走到房里坐下。
我沉重地站起身：“我们这次仗没打好，请求处分。”
我低着头，等待着彭总司令的批评，甚至一场雷霆大怒。降职处分，或者撤职，
这些我都准备好了，我将毫无怨言地接受。
彭总司令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了我好久，转过身，用我极熟悉的语气，轻声说了
一句话：“我担心你在穿插部队里头，还没撤出来呀！”
我浑身一颤，泪水忽地涌满了双眼。对败兵，总司令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
这让找更加羞愧难当。我承受不住总司令对我的牵挂，承受不起这份灼热的感情。
突袭，我们独立营发起第一次攻击时，敌军一发炮弹落在我营一个新战士贺岩
身边，他四处负伤，一头栽倒，当即被送下阵地。
第二天早晨，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我下山给炮排部署新的任务，顺便去看了看
贺岩。他已经不行了。我叫他，用我的水壶给他喂水。他认出了我，立即把我的手
抓住，声音很小很小：“屈副营长，屈副……”他喘得很厉害，每一声喊都像用了
全身的力，胸部发出呼隆隆的喊声，我微微抱起他的头，对他说：“你说，你说，
我听着哩。”
我以为他有什么事托付我，说不出心里很着急。却听他清清楚楚地问：“屈副
营长，高地拿下了吗？”
高地就是我们独立营负责攻击的敌主阵地。
我含着泪说：“拿下了，拿下了！”
其实，那时高地并没有拿下。
他抓住我的手摇了两下，望着我微笑，嘴张合着，看得出他想喊两声好，但没
能喊出来。
他在我怀里闭上眼，一直是那个微笑的模样。
他这模样刻在我心里了。我一直很怀念他倒死也不会忘记。
他有父母，当兵还不到半年。照理，此刻他最想念最记挂的应是他父母，他才
十六岁，还是个刚离开母亲怀抱的孩子。可是他没说他父母，没叫我给他父母捎去
他的问候与思念。他身上四处弹片，有一块弹片深深插入他的肋胸骨，防炮洞内草
堆里糊满了他的血，他身上的痛楚是可以想象的，他大概也不会想到他的生命已到
了最后时刻，但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应当在这时放声痛哭喊叫，可他，仅仅问了句：
“高地拿下了没有？”
我是平安了，回到了总司令身边，可是我们营六个建制连和直属队只带出五十
一人。
副营长的担架抬来了，我揭开军毯，副营长的身上盖着一件血迹斑斑的军衣。
头上的伤口已包扎起来，血从绷带上渗出来，从耳边向下流。他的眼半睁着，呼吸
十分微弱，嘴在微动可是听不出声音。
军医对我轻轻说：“副营长很难救了。”说话时，他的声音在颤抖。“要用一
切办法来挽救他。我们怎么忍心让他离开我们呢？”我说。军医是一个好同志，他
说：“屈副营长，我一定尽力。不过伤势这么重，医疗条件又这么差，逼得我向你
说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愿受批评，愿受处分。如果输血能救他，我愿将自己的血
输给他，我愿代替他受任何痛苦。”
“你是一个好同志。”我打断他的话，“今天不准你说但是，要说一定，救活
他！”
副营长还是走了。
我把那件血迹斑斑的军衣取下，脱下自己的军衣给他穿上。
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与自来水管里流出的水。终究是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历
史。
那血衣在我心中永不会褪色。那是鲜花，开在我的心头。
彭总司令说：“在我的人生中。没有失败。”
这不仅仅是历史，首先是信心，是气势。
顺便交待一句，同盟军内讧还有一个原因：由于佤联军考虑彭家声总司令与坤
沙（张奇夫）及女婿林明贤的密切关系对佤邦安全不利，借钱给杨茂良和出动佤联
军精锐417 师支援，并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我们追随彭家声总司令退出了果敢地区；912 师师长杨茂良成为同盟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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