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四大寇(3)

　　开展这三项工作，“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
者，将见一倡百和，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
幸，而吾国之大幸也”。

　　1892年，此文曾在澳门一家报纸上发表。这是孙中山最早的一篇发展农业、
禁绝鸦片、普及注重教育的文著。

　　孙中山改造中国，并非集中在政治上的革命，在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状况上少
年时代上学期间已是尽心思考和研究。

　　在香港西医书院上学时大约在1891年前后，又撰写了一篇发展农业的专题论
著《农功》。倡导仿效西方先进国家、恢复中国古代重农措施，中央“设农部，
总揽大纲”，各省“设农艺博览会一所，集各方之物产，考农时与化学诸家，详
察地利，各随土性，分种所宜。每岁收成，自百谷而外，花木果蔬，以至牛羊畜
牧，胥入会，考察优劣，择优异者奖以银币，用旌其能”。研究土壤、水利、化
肥、防病、地势、温寒、机械、除虫、运输，促进农业发展的诸项，政府任户部
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派人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树艺
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优瘠为腴一切善法”。写成通俗易懂的专著，推广
农业科学技术。“每省派藩、臬、道、府之精练者一员为水利农田使”，“责成
各牧令于到任数月后，务将本管土田肥瘠若何，农功勤惰如何，何利应兴，何弊
应革，招徕垦辟，董劝经营，定何章程，作何布置”，提出规划，根据成效“重
赏严罚”。

　　1890年前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上学期间与学友陈少白、杨鹤龄、尤列、
关心焉的合影。

　　在开发边疆地区方面，孙中山指出：英国“招人开垦于般岛”、俄国“移民
开垦西北”，我国应亟宜在与彼属毗连之地“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
法”。在沙漠地区，要经营“开河种树，山谷间地，遍牧牛羊，取其毳以织呢绒、
毡毯”。东南边界要推广“树棉种桑，缫丝制茶之法”。

　　政府如果“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必能达到“强兵
富国”的目的。

　　当时孙中山是一个20多岁的学生，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朝廷百官应是
为百姓办事的，他们在百姓之上，不为百姓办事，不管百姓死活，难怪到处都有
流亡的难民和贼盗。他说：“盖天生民而立之君，朝廷之设官，以为民也。今之
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
盗贼载途。”

　　少年的中山胆够大的，他竟敢斥责皇帝、朝廷百官不管百姓死活，不为百姓
办事，造成百姓流离失所，贼盗载途。对封建专制君主统治的不满，溢于言表。

　　此文，1893年载入孙中山的同乡、近代著名的洋务企业家郑观应所编《盛世
危言》一书。

　　1891年7 月，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第四学年考试，名列全级第一名。三个月后，
10月20日，夫人卢慕贞在香山县翠亨村分娩，生一男孩，即孙科。

　　1892年春，孙眉由檀香山汇来一笔钱，要在村中建造新房，孙中山亲自设计
图样。

　　据说翠亨村的人们盖房子，一般都是坐西朝东，否则就有祸害临门之虞。但
孙中山不信这类邪说，也不管乡民的非议，他偏要盖坐东朝西的。它是一幢中西
式综合的两层楼房，样子十分别致。外面筑有七个穹形门楼，里面却是中国式的，
当中一间正房，左右两个耳房。

　　将竣工时，请了几个客籍人砌筑庭院泥围墙，有一个工人脚上生了疮，很久
不愈。有一天，一个走江湖的假医生咚咚佬，手持竹筒咚咚敲着走过来。这工人
请他治疮，要价甚高。中山访友归来，问知情由后，对这个工人说：“我是一个
医生，我可以给你医治”，这江湖佬见有人破坏他的生意，大怒，立即从袋中取
出一个飞铊，大如酒杯，上有铁链，是练武用器，恶狠狠地冲中山说：“我一飞
铊打断你的腿，也能医好。”中山立即把穿着长袍的长袖放下，从容地走入屋中，
又转身出来，伸出几个手指，用长袖遮着，对江湖佬说：“我一枪打死你，也能
医活。”在场的人为这紧张的场面担心，江湖佬也霎然色变。家人出来见状十分
惊慌，恐怕帝象闯出祸来，立即制止围观的人一同把江湖佬打发走了。姐姐问帝
象：“哪里来的手枪？”中山微微一笑，露出他的手指，说：“这不是手枪吗”
众人哄然大笑。事后中山给这个工人医脚疮，开了药方，叫他买药，来给他敷治，
疮就好了。[26]

　　新居建成后，孙中山还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悬挂在门口两侧，上联是“一椽得
所”，下联是“五桂安居”。他还在二楼的书房里，配制过一小缸白色炸药。一
天傍晚，他取出一包炸药到房后的两闸门前挥手叫小孩们后退，说：“看看我们
的炸药威力大不大。”一会儿，“轰隆”一声，闸门顶一面刻有“瑞接长庚”四
个字的大石匾被炸出一道裂缝来，至今闸门上还存留炸裂遗迹。[27]院内，有一
口井，一棵玉兰花树，还有一棵酸子树，它是1886年孙中山20岁时亲手栽种的，
树的种子是他从檀香山带回来的。[28]

　　香港的学校、社会，在言论上是比较自由的。孙中山经过了广泛的比较与观
察，从个人思索到结友谈论，开始了革命的酝酿。“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
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
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
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疯狂相视也。吾与陆、尤、
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
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
日。故港、澳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29]

　　今澳门的水坑尾巷14号的“四寇堂”，即他们当年聚会的地址。

　　这期间，孙中山又结识了回居澳门郑家大屋的洋行买办、曾被李鸿章任为上
海织布总局总办的郑观应，两人交往甚密。孙中山在1891年前后写的《农功》、
《商战》等文章，1894年，由郑观应以“孙翠溪”的笔名编录在《盛世危言》内。

　　有人认为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源地，是辛亥革命的摇篮，是不无根据
的。孙中山自己也曾说：“我之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30]并说因为将香港的
政治、社会情形和国内比较，深感非改革政治，无以求进步。“因此于大学毕业
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
全得之于香港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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