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上书李鸿章(2)

　　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二（1894年2 月27日），在广州《中西日报》上刊登了
孙中山行医的广告《东西药局启事》，可更具体了解他的行医思想和每天的施诊
活动。

　　“敬启者：本局敦请大医生孙逸仙来省济世，旧岁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
澳回省，谨择于月之初十开办。所有赠医出轿规定，一律如前。每日10点钟至12
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求医者，须在10点钟以前来局挂号，午后
出外诊症，西关收轿金一元，城内南关、西门、河南等处轿金二元。早轿加倍，
谢步随意致送，凡延诊者，预早到局挂号，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
夫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急，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致，设法施救，幸毋观望，
以免贻误。”[14]

　　后来，孙中山在为革命奔走活动中，也为人治过病。1903年，孙中山由日本
到美洲经檀香山，与家人团聚，亲友中有患者求诊，下药即瘳，众人皆赞叹神奇。
1908年在新加坡时，《中兴报》一个记者因思恋一少女，患了口疾，孙中山开方
下药，七日而愈。[15]又隔了些年，有革命党人问他：“先生如再行医，须补习
多少时间？”他说：“必须用功一年始敢问世。”[16]

　　“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孙中山从学堂到诊室一直是矢志不渝
地准备投入政治改革活动。先后结识的有绅士、清军军官、传教士、会道头目、
店主、教员等社会各阶层人物，以准备成为政治活动的社会力量。他在双门底医
务分所圣教书楼礼拜堂、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今文德南路中山图书馆）等处
经常与陆皓东、尤列、郑士良、陈少白、魏友琴、区凤墀、周昭岳、程耀宸、程
奎光、程璧光（清水师管带，即舰长）聚谈时政。

　　有时，孙中山与陈少白等还到顺德县北水乡尤列家小住。这个乡里又有陆皓
东、尤列、周昭岳合资创办的兴利蚕子公司，雇有二十多名工人，公司中陆皓东
的股份最大，他是将翠亨村田产变卖而筹的资金。孙中山还为该公司书写了一副
对联，贴在公司门口，上联是“兴创自我”，下联是“利归于农”。[17]该公司
以改良蚕种相号召，宣称用科学新法化育蚕子，蚕子过水保温时采用温度计代替
人手探测温度，乡人称“机器蚕春（即蚕子）”，其实并没有其他机器设备，仍
是手工操作。又剔去小蚕子，专发售大蚕子，质量优于其他店号，因此销路颇广，
每月约产蚕子二三百箱。他们的经营思想是倡导先进方法，注重质量。[18]

　　1893年冬，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与孙中山的西所双门底圣教
书楼相距甚近，康有为常到书楼购阅有关西学的翻译书籍。孙中山知他有志西学，
托人向康表示愿访见结交，但康有为回答：“孙某要订交，须先具门生帖拜师才
可。”[19]因此与康结交未成。

　　这期间，郑士良结纳会党，联络防营，端倪略备。孙中山遂在广雅书局抗风
轩约集郑士良、尤列、陆皓东、陈少白、魏友琴、程璧光等酝酿组织革命团体，
定名为兴汉会，政纲是：“驱除鞑虏，恢复华夏”。这时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只
是以汉人来兴政图强，取代清朝的腐朽统治。他说这个时期“实则为革命运动之
开始也”。[20]

　　药房开了一年多，孙中山因忙于革命活动无暇过问店里的事务，委托两个伙
计管理，就糊里糊涂把药房的本钱耗光，以致开销都成了问题。这年的12月，孙
中山决定“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21]。

　　正当孙中山准备北上时，在香港的陈少白，忽然接到广州来信，说：“孙先
生失踪了！”陈少白回到广州找了几天，杳无音息。

　　过了几天，1894年1 月22日（旧历腊月十六），孙中山拿着一大卷文稿从外
边走进来。大家问他：“你跑到哪去了？”他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些事不
要去管它了。”说着把手里的文稿打开，交给了陈少白，请陈修改。陈接过一看，
写的是一篇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书稿。他原来是跑到翠亨村家里，关
起门，做文章去了。[22]

　　上书李鸿章，是他一篇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培养人才、促进商业贸易、兴办
交通运输、开发资源，富强中国的完整系统的著作。文中指出：“富强之本，不
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
能畅其流。”这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
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
也。”

　　关于人尽其才，是通过“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来实现。西方先
进国家“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所以“崛起近世”。人不通过学
习“无以别其才”，“无以成其用”。人才之众多，在于兴办教育。学成之后，
“倘能穷一新理，创一新器，必邀国家之上赏”。这样“岂有不专心致志者”？
要创办学报，成立学会，用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
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促进科学的发达与进步。西方国家“各种学问所以
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就是“有鼓励之方”。在用人方面，“务取所长而久其职”，
使他们“恒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又通过长期工作实践，“久任则阅历深，
习惯则智巧出”，就能发挥各自的能力，做出成绩来。教育办得好，使“天无枉
生之才”；鼓励得法，“则野无郁抑之士”；用人得法，“则朝无倖进之徒”。
人尽其才，国家“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

　　关于地尽其利，是通过“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来实现。中国
“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
日艰”。“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
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者。”

　　西方“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
事，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

　　政府要设农政官员、创办农政学堂、兴农学研究“草木”、“六畜”、“土
壤”、“蠹蚀”、“疫疠”、“日光”、“电力”等与农业有关的格物学科目，
还要治山泽，辟荒地，使“生谷之土尽垦”，“山泽之利尽出”，“能使同等之
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
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

　　农业，“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近世制器日精”，
“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
器能当数百人之刈”。其他凿井、浚河、垦荒、伐木等，也是“非机无以济其事”。
“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西方国家创造机器“日竭灵思”，“我中国宜购
其器而仿制之”，以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加速农业生产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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