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对改良派的争取(1)

　　第三编

　　兴中会后期

　　第十章　对改良派的争取

　　由于清政府内政腐败，外祸日深，多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
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经济日益凋敝。一些爱国仁人志士愤起呼吁改革政
治，以拯救国家的危亡。他们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建立不同的
组织。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知识界都在震荡。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有两
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后改为同盟会），是革命派的代表，其宗旨
为“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内的南方几个省和海外
华侨与留学生中。另一派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保国会（后改保皇会），亦称改良派
或维新派。他们主张走“满汉不分，君民合治”[1] 的政治方向，其活动范围主
要在京都宫廷内外。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亦称维新派），除了力图争取皇帝支持变法外，还
要在社会上造成影响。为此，他们于1895年秋成立了强学会，出版《中外纪闻》，
集会演讲，发表文章，介绍西学，宣传变法自强。他们还把《中外纪闻》赠送给
重要朝臣官僚，并得到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等的捐款支持。各地相继成立了
学会、学堂，出版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上海的《时务报》、长沙的《湘学报》、
天津的《国闻报》，居于南北舆论界首位。维新运动已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年底，康有为第五次向光绪帝上书，说：帝
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形势日趋严重，“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
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国内“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
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2] 人民正在酝酿造反起义，“斩木揭竿”，
“已可忧危”，如再不图强变法，“恐自尔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
舞湖山而不可得矣”。[3]

　　康有为这些言词使光绪帝深为震动，表示绝“不甘作亡国之君”[4] 。1898
年1 月，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户部尚书）、李鸿章（北洋大臣）、荣
禄（兵部尚书）传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4 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
并倡仪在各省、府、县成立分会，呼吁变法救国。6 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
诏》，宣布变法。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1903年改名为仁寿殿）召见康
有为，任康有为为总理衙章京（办理文书的官员）。之后，光绪帝又命各省总督
巡抚推荐人才。康有为的弟子及同志者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
都被举荐上来成为皇帝左右近臣，参与变法工作。从6 月11日至9 月21日，光绪
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法令，主要内容：在经济方面，中央设立矿务铁路局、
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
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在政治方面，官民可上书言事，改定
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在文化方面，设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
；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
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等。这些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参预政权。

　　这些改革内容，触怒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的第四
天，即6 月15日，慈禧太后令光绪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交地方官管
束，后被革职。任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控制京津，并决定10月到
天津阅兵时扣禁光绪，另选幼主。光绪帝获悉后，于9 月14日、17日两次与康有
为、谭嗣同密商，决定把赌注押在荣禄部下、正在天津小站练新军的道员袁世凯
身上。9 月18日夜，谭嗣同到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拿出光绪帝的密谕，要求他
在阅兵那一天，保护光绪帝，杀掉荣禄，然后回京包围颐和园、软禁西太后。袁
世凯当面回答说“阅兵时叫皇帝向我袁某营中跑，杀荣禄如一狗”[5] 。但没想
到，就在9 月20日，袁世凯跑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当即入京到颐和园见慈
禧太后，禀报此事。9 月21日晨，慈禧太后入皇城到光绪寝宫抄走全部奏折，将
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同时将支持尖绪帝实行新政的珍妃囚禁于皇宫景祺阁
后一小院里，即日起再次垂帘听政，下令捕缉维新派，废除变法法令。9 月28日，
将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菜市口杀害。
康有为逃出北京到了香港，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

　　孙中山在日本闻讯后，派宫崎寅藏到香港，派平山周到北京，把康、梁等师
徒接到东京。[6] 孙中山以为彼此都是政治逋客，拟亲往慰问，便派宫崎、平山
周先生转达。但康有为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7] ，拒绝
会见。

　　后来，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出面协调，约孙、陈（少白）、康、梁四人到他
家会谈，康有为也托故不到。孙、陈、梁三人讨论了彼此合作的问题，通宵达旦。
过几天，孙中山又派陈少白去访问康有为，刚进院门，见到徐勤，他说：“今天
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陈少白正转身往回走，这时梁启超从里面出来，
把他接了进去。于是，他们又和康有为谈论起来，在座的还有梁铁君、王照等七
人。大家围着一张圆桌，谈话间，忽然王照向陈少白诉起苦来，他说：“请先生
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也要他们检查过，
这种情形，实在受不惯——”[8] 话还未说完，康有为忿忿地叫梁铁君把王照强
拉了出去。陈少白看出其中必有奥秘，但继续向康有为申述两派联合的必要，他
说：“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
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死
帮他忙呢？”康有为则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指光绪帝）的。”双方辩
论了三个小时，康有为还是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9]

　　几天以后，陈少白以为王照在康有为手下必受压抑，叫平山周趁康有为师徒
外出时，把王照请到犬养毅家里，问他和康有为的情况，王照就把康有为出京的
经过和伪托皇帝衣带诏的诡言揭露出来，洋洋数千言。王照得平山周的帮助，脱
离了康有为的羁禁，以后王又向各界广为宣传康伪托帝诏之事。于是康有为这段
政治骗术，在日本尽人皆知，声名狼藉。康有为难以在日本再呆下去，日本政府
给了他九千元旅费，令他离开日本，他就到加拿大去了。[10]

　　康门师徒在变法失败后，在兴中会首领们的热情争取下，改良派内分化成了
三派：一是顽固派，如康有为、徐勤、麦梦华、陈荫农等人，他们自始至终“低
头腥膻，自甘奴隶”[11]。一是动摇派，即两面派，如梁启超、欧榘甲、梁子刚、
韩文举等人，他们与兴中会一度保持着密切联系，但由于阶级立场所决定，当受
到师主“一番教训”，便和革命党对立起来，死心塌地跟着师主一起办报、演说，
进行反革命活动，由动摇派变为反革命投机派。他们用“双方殊途同归，名为保
皇，实则革命”的诳语，迷惑了不少海外华侨中的兴中会成员，并骗了不少钱财，
起到了顽固派起不到的作用，给革命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还有一派，原属康
梁系统的人，他们抛弃了改良主义思想，投向革命党，加入了兴中会，如秦力山、
郑贯一、毕永年、沈翔云、吴禄贞等。他们在“以革命学说灌输海外保皇会员”
或“奔走革命”方面都实与有力。[12]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动摇派如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梁子刚等，与孙中
山、陈少白、杨衢云等，仍保持联系，每星期都有两三日相聚。在革命派的影响
下，他们也发表了一些排满言论，唱起革命派“自由平等”的新说。梁启超还代
表康门弟子13人拟了《上南海先生书》给康有为，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
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
民心爱戴，亦可奉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13]梁启超并把自
己原来“任厂”的别号（康有为的门徒，多以厂字起号，以标康门之意）改为
“任公”，表示脱离康有为的规约。欧榘甲也发表文章阐述“汤武革命，应天顺
人”[14]的道理。因此，在1899年冬，有两派联合组党计划，举孙中山为会长，
梁启超为副会长。由陈少白、徐勤起草联合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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