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节：与保皇党的论战(1)

　　第十二章　与保皇党的论战

　　康有为、梁启超等在1898年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一次挽救民族危亡的爱
国运动，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由于他们思想深处是维护君主制度，后来竟落
到“不忧外国之并吞，而深惧革命之内乱”的地步。当打击清王朝的革命派力量
发展壮大起来以后，他们竟叫嚣“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
我则无彼”[1] ，倾尽全部力量用来对付革命党。正像孙中山所感受的那样：
“为虎作伥，其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保皇派成了反革命力量中的顽固
派，成为革命派的死敌。

　　保皇党主帅康有为和干将梁启超、欧榘甲、徐勤、陈继俨、伍宪子等，分头
出动，走遍美洲、南洋各地，他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过兴中会领导革命初期所
走过的地方。从1899年到1902年的四年间，他们仅在美洲华侨中募集的款额竟达
1500万元以上，[2] 其手段无所不施，或以“御诏起兵勤王”，或以“清帝钦差”，
或以“振兴实业”等名目，进行诓骗。1902年，梁启超到美国，自称受光绪皇帝
钦差，来招募统领中国维新军的将官。他先在旧金山招聘了一个退职武官福金卜，
并假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封福为中国维新军大元帅。后来，又在洛杉矶招聘
了一个在野的军事评论家堪马利，也封为中国维新军大元帅。福金卜得知此讯，
大发雷霆，把梁启超给他的“委任状”，先后送到旧金山洪门致公堂的《大同日
报》和香港兴中会的《中国日报》刊登出来，[3] 成为保皇党一时的笑柄。

　　保皇党在海外的活动极为猖獗，他们积极创办报刊，进行反革命宣传。在横
滨有《新民丛报》，在檀香山有《新中国报》，在新加坡有《天南新报》，在加
拿大有《日新报》，在旧金山有《文兴报》，在纽约有《维新报》，在澳门有
《东华新报》，在香港有《商报》，其阵势远非兴中会所能比拟。他们针对革命
派的政治主张，发表各种谬论，宣扬保皇立宪，歌颂清帝的“圣明”。

　　从1902年2 月至7 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篇累牍发表了长达10万
多言的《新民说》[4] ，提出所谓“新民即提高人民思想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的主张。他认为：“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
者也”，企图扭转人民对清王朝的斗争矛头。他胡言新法之行不通，是由于“国
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和“无权力思想”。他说：“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
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政府之于人民犹寒暑表之于空气也”，“国民之文明
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犹严冬之际置表于
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如故矣。”他用这种荒谬的逻辑把清政府的昏
聩无能，归咎于人民愚昧，企图淆惑视听，达到保皇的政治目的。

　　9 月，康有为在《新民丛报》上又发表了《辨革命书》一文[5] ，攻击革命
派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二百年一体相安
之政府，无端妄引法美以生内讧，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已乎？”
他居然把人民反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革命说成是“生内讧”、“创大难”，表现
出保皇派对革命运动的畏惧与仇视。梁启超进而为光绪皇帝开脱，说：“今者割
地鬻民赔款剥民诚可痛恨，然此但太后荣禄一二人之罪耳。”称赞光绪皇帝是
“舍身救民之圣主”。实际上，这位“圣主”，不过是在顽固昏庸的太后挟持之
下，连自身的自由都没有的一具木偶而已。10月，梁启超又发表了《敬告当道者》
[6] 一文，为腐朽的清王朝出谋献策。他说“中国改革之动力，非发自内，而发
自外”，“十八、十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举，势必趋而集于亚东”。他看到了
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潮必将在中国迅猛出现，吁请清政府当局不要再执迷不悟，要
善于顺应潮流。他说：“时势者，可顺而不可逆者也，苟其逆之，则越激而越横
决耳，机会者可先而不可后者也，苟其后之，则噬脐而悔无及耳。某尝为诸君思
所以自处矣，某说部尝有狂生夜坐，鬼来瞰之，面漆黑而目眈眈，舌悬唇外，狂
生乃抹砚中余墨自涂其面，伸舌寸许，圆其目，与之相对，鬼惭而退，诸君畏后
乎，则何不以此术对付之？”这些话，把他对必然到来的革命风潮的惶惧心理和
反对革命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其他各地的保皇报纸也随声附和，竭尽全力，进
行反革命蛊惑宣传。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越南、香港等地奔走传播革命思想，发展
兴中会组织，结交外国的朝野人士，争取他们赞助中国革命。1902年12月13日，
孙中山应法国印度支那总督韬美邀请，由日本到了越南河内。但当他到河内时，
韬美已离任返国，新任总督博（P. Beau ）氏改变对中国革命党态度，派秘书接
见。孙中山提出以北圻为输运军械及人员入云南的通道，法总督博氏拒绝这个要
求，并密派警察监视孙中山的活动。

　　孙中山在河内居留期间，成立了当地的兴中分会。

　　清边防督办苏元春知孙中山在河内，派两个密探暗中侦伺孙中山的行动。孙
中山发现后，设宴邀请他们二人。入席时，两个密探不敢下箸，孙中山知其疑意，
就和他们对换了一下杯箸，说：“吾人行事，光明磊落，断无置毒鸩毒之意。”
又向他们讲述革命宗旨，并请他们转告清边防督办：“苏也汉人，宜早决心独立。”
两个密探见革命党首领孙文言词正大，讷讷无语，不知所答。走后，潜回龙州，
不再跟踪。[7] 不久，孙中山返回日本。

　　1900年，沙俄强占东北后一直拒不撤兵。1903年4 月，又向清政府提出九项
要求，妄图长期占领东北。在东京留日学生500 多人，集会声讨，并成立了拒俄
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5 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
的要求，强令解散拒俄义勇队。

　　在上海，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等创设中国教育会之后，又成立爱国学社，
收容海外归国的拒俄义勇队员。还在机关刊物《苏报》上发表了大量的反清文章。
6 月9 日、10日，又连续发表了一批介绍邹容的《革命军》一书的文章。30日，
刊登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的关系》一文，批判保皇党散发的《南海先生
最近政见书》，文笔锐利，戳穿了康有为的保皇嘴脸。6 月30日，清政府勾结上
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派中外警探包围了《苏报》，抓走了章太炎、程吉甫、龙积
之等五人。邹容于次日（7 月1 日）挺身而出，到巡捕房投案。他在敌人的法庭
上慷慨陈词，使敌人狼狈不堪，英租界当局竟对他判刑两年。1905年4 月3 日，
年仅20岁的邹容死在狱中。1912年2 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追
赠他为“大将军”。在清政府的迫害之下，《苏报》的一些编撰人员，纷纷出奔
日本。孙中山计划把这些人和原在日本的革命党人组织起来，为起义培养军事人
才。8 月，他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创设了革命军事学校，聘请日本军事学家日
野熊藏任校长，退役军人小室健次郎等任教练，教授军事知识和枪炮火药的制造
方法。9 月26日，孙中山离开日本，赴美国筹款，于10月5 日抵檀香山。孙中山
在檀香山看到了保皇党竟然用欺世盗名的卑劣伎俩发展保皇势力，把革命党兴中
会的发源地搞得面目全非。他在致朋友信中说：“彼党狡诈非常，见今日革命风
潮大盛，彼在此地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竟自称保皇党为革命党，欺
人实甚矣。”檀香山变成了保皇党的一大据点，兴中会的干事和会员多数跨入保
皇党。孙中山深悔“向来专心致志于兴师一事，未暇谋及海外运动，遂使保皇纵
横如此，亦咎有不能辞也。”面对这样的局面，孙中山顾不得去茂宜岛看一下自
己的家人，决定立即开展一场肃清保皇党流毒的战役，整顿兴中会，澄清思想，
恢复檀香山革命阵地的本来面目。他在荷梯里街戏院和利利霞街华人戏院等处，
多次宣讲革命主张，揭露保皇党的诡骗术。然后，又风尘仆仆赶到檀香山第二大
城市奥华湖岛的希炉埠进行宣传。当他在一个耶稣教堂里演说时，听众多达2000
人。他在那里重建了革命组织，把兴中会改名为中华革命军，以此纪念“为力甚
大”的《革命军》一书的作者邹容，而将向时党字改为“军”字。[8] 誓词与东
京军校宗旨相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就是后来
同盟会的四大纲领，体现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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