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节：同盟会的成立(8)

　　胡汉民未见孙中山之前，“几疑先生为汉高、明太一流”，“及亲闻先生之
议论，与其处事接物之态度，不涉矜持，而自然崇高博大，乃叹其素养为不可及。”
先生与人，从不作一寒暄敷衍语，而涉于革命各种问题，则教人不倦，辄忘寝食。
先生对群众演说，博辨详明。解答同志之质疑，至其人澈悟为止。与人无事晤对，
似不能言者。有一日，一位日本名士持犬养毅介绍信来访，表述崇拜之意，语涉
谀颂至数十分钟。孙中山仅付之微颔，其人无言，孙中山也默默相对，其人逡巡
辞去。在旁的胡汉民不解其意，问孙中山，孙中山答：“余不解其以何目的而来，
余又不能伪与无谓之周旋。”使人感到“先生于蔼然可亲之中，有凛然难犯之节”。

　　孙中山平易近人，也好幽默。每天都有革命党人到他的寓所畅谈革命理论。
一天，能言善辩的章太炎、张继、田桐、胡汉民四人聚在一起，又高谈起来，使
得在坐的孙中山的文牍助手、人称师爷的邓慕韩无从置喙，只好跑到厨房与厨师
陈和、日本女雇工讲起时政来。陈和是同盟会员，性好赌，常将买菜钱一掷而空。
一次，他把钱输光，假言在冷巷失鞋（冷巷，广东土话，即走廊。日本式建筑走
廊在室内，日俗席地而坐，鞋履均置室外，走廊绝无失鞋之理），又向中山先生
要钱买菜。孙中山当时觉得厨房演说与冷巷失鞋都很新鲜，便戏拟一联赠邓慕韩
和陈和二人：“邓师爷厨房演说，陈和叔冷巷失鞋”[35]，为厨房里的争论增添
了乐趣。

　　孙中山一生很少读小说，但通俗联句，却写得如此妙趣横生。

　　这一时期，革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正如孙中山所概括的：“自革命同盟会
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之主义，
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
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当时外国政府之对中
国革命党亦多刮目相看。”[36]

　　从湖南巡抚端方1906年8 月给清政府的奏折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国内革命形势
迅速发展的情况：“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者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
逾数万。……近访闻逆党方结一秘密会（指同盟会），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
说运动，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或用歌谣，或用白话，沿门赠送，不计其数。
入会之人，日以百计。”[37]

　　同盟会遍布东南亚地区和欧美等国的许多城市。主要城市有布鲁塞尔（1905
年春，孙中山由伦敦到布鲁塞尔，已和留学生组织革命团体，先后在布鲁塞尔、
巴黎、柏林、伦敦组织了60多个留学生加入，东京总部成立后，布鲁塞尔是欧洲
分会的总部）、香港（1905年秋）、新加坡（1906年2 月）、吉隆坡（1906年8
月）、英属南洋怡保、庇??、芙蓉等埠（1907年）、河内、海防（1907年3 月）、
仰光（1908年4 月）、曼谷（1908年11月）、新西兰首都惠灵顿（1908年）、纽
约（1909年12月）、旧金山（1910年2 月）、檀香山（1910年4 月）、柬埔寨
（1910年）、加拿大的温哥华、域多利（1911年5 月）、马尼拉（1911年）等。
除了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等少数分会是委派党人建立的，其余几乎都是孙
中山为发动武装起义组织人力或财力经过这些地方时，亲自组织起来的。

　　1906年暑期，同盟会员、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回到湖南，与长沙明德学
堂的学生、同盟会员魏宗铨发动萍乡、浏阳、醴陵一带的洪江会（与哥老会类似
的灭满兴汉的反清组织）首领龚春台共同联络湘赣哥老会策划起义，原定阴历年
底举事。10月19日，醴陵的洪江会仓促先期发动。21日占领了萍乡县城以北90里
的上栗市，成立了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龚春台为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
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
内容完全是按照同盟会政纲来发挥的，宣布革命宗旨是“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
“建立共和民国”，“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并
以孙中山的名义向各地会党的武装组织发布《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统照会》，
照会称：“本总统具大期望于贵军，……赞成中华民国之成功。”秋季，长江上
游沿岸、湖北西部、湖南北部、江西南部遇上灾荒，人民陷于饥寒交迫之中。12
月4 日，江西的萍乡矿工、湖南的醴陵防营兵勇、浏阳的会党举行起义。不过10
天，发动群众三万多人，震动了长江中下游各地。

　　东京同盟会本部从报纸上获悉这次起义的消息，由于“萍乡一举为会员之自
动，本部事前一无所知，故临时无所备”[38]。孙中山与黄兴派党人胡瑛、朱子
龙、宁调元、孙毓筠、梁钟汉、杨卓林、段书云等赴江苏、安徽、湖南、湖北运
动军界以图响应，但萍、浏、醴起义军在江西巡抚吴重熹、湖南巡抚岑春蓂、湖
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直隶总督袁世凯出兵共同围剿下，12月下旬即告
失败。在长沙的刘道一发给东京同盟会总部的电报被扣发，本人也被官方捕获杀
害。蔡绍南在战斗中被捕，魏宗铨躲在萍乡亲戚家，也被捕获，他们先后被杀。
龚春台侥幸逃出，流浪江湖。

　　清朝当局认为这次起义不单纯是“会匪”举事，而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有关。两江总督端方、江西巡抚吴重熹在向清政府报告的奏折中说：“此次匪乱
……虽尚无深固巢穴，快利枪械，惟军以革命为名，意图煽惑响应”，“系由逆
匪孙文暗中勾结，倘或日久未平，潜济精械，后患何堪设想”![39]

　　萍醴之战发生后，日本一些报纸刊文诽谤孙中山是“叛徒”，党人闻后非常
气愤，并把情况告诉孙中山。孙中山微笑说：“常人毁誉无足轻重，吾党行事，
一本义理，义理所在，虽毁何伤。我们革命目标既定，务使达到而后已，天下后
世，自有定评。”[40]

　　次年2 月3 日，东京革命党人举行追悼刘道一大会。孙中山作七律诗挽刘道
一烈士：“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
同！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榄江流一奠公。”

　　1906年冬，东京同盟会本部急需款项，一时束手无策。一天，孙中山对黄克
强说：“我过去在法国轮船上遇到一位姓张的友人，他在巴黎清使馆任商务随员
兼营古董业，曾向我说至急需款时，可发电告知，今天试发一电看怎样。”黄兴
听说是清使馆的，有所疑虑。孙中山按地址拍出一封电报，上写个“C ”字，数
日之后，果然从巴黎汇到东京三万法郎，[41]东京同盟会本部接款后都十分惊喜。
汇款人即张静江。

　　“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军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
亟思飞度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
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纷纷回国从军者已相望于道矣。”[42]

　　革命风潮鼓荡全国，清政府大为惶恐，屡电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政府交涉，
将孙中山驱逐出境。

　　孙中山与黄兴认为革命形势已成熟，决定离开日本，发动国内武装起义。

　　临行，议定革命军旗和革命成功共和国国旗，孙中山主张用陆皓东设制的第
一次广州起义的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象征社会主义，孙中
山认为井字旗既不美观，又有复古的意识。在争执中，多数党人同意孙中山的建
议，黄兴争之不得，怏怏不悦。在分手时，黄兴致胡汉民书中说：“名不必自我
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
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胡汉民、汪精卫向黄兴力为解譬，说青天
白日旗曾是革命烈士流血的革命旗，应赞成用此旗。黄兴以后也不复言。但章太
炎借此大做文章，诋毁孙、黄。

　　日本当局鉴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已发展壮大，将来必为东亚伟人，不能
以官式遣送出境，而是采用密赠旅费5000日元并为之设宴饯行的办法送离日本。
孙中山与党人商议，决定接受赠款，以充军费。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造船商人铃
木久五郎也赠旅费10000 元。孙中山从这些赠款中，给《民报》留出维持费2000
元；2000元用于别前聚餐会；其余准备发动潮州惠州起义时当作军费。便于1907
年3 月4 日，偕同胡汉民、汪精卫、黎仲实、池亨吉、萱野长知乘德轮“阿里斯
王子”号离横滨，经新加坡到达越南河内。

　　清政府和日本当局驱赶的只不过是孙中山个人，但被他鼓动和组织起来的革
命思想和革命力量，在日本、在中国已是无法消除了，它们将以迅猛之势冲垮反
动的清王朝统治。

　　当时在广西壮族流传的歌谣中，是这样概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

　　多亏孙文倡导革命，

　　四处奔走救国救民，

　　他劝告老少齐参加，

　　恢复中华打倒满清。[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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