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节：连续组织发动武装起义(6)

　　河口4 座炮台都被革命军占领，得枪千余支，子弹20万发。革命军士兵将王
玉帆首级悬于河口桥头示众。依革命方略规定，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黄明堂名
义出安民布告。“居民悦服，远近归附者络绎不绝，数日内增加至千余人，声势
大振。”革命军又先后占领南溪、新街等地。

　　孙中山在新加坡闻讯后，即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前往指挥。5 月7
日早，黄兴乘车到老街赴前敌督师，计划沿铁路督军进攻昆明。到了河口，见士
兵疲惫不堪，又于5 月11日返回河内，计划召集钦、廉党军二百人赴河口参加战
斗。黄兴到了老街，法警疑其为日本人，将其遣送西贡转到新加坡。河口党军因
失其统帅，难于坚持再战。

　　力

　　耳

　　云南总督锡良见革命军声势日盛，大为恐慌。调临安道增厚、开广镇总兵白
金桂督兵南下救援，并电奏清廷告急。清帝令广西左江道龙济光率南宁防军第七
营前往助战。“黄明堂守候月余，人自为战，散漫无纪。而虏四集，其数约十倍
于我新集之众，河口遂不守。”黄明堂、王和顺等首领先赴越南，部将何护廷、
韦云卿、马大率余众也退入越南。到5 月下旬，河口起义又告失败。革命军进入
越南后，因驻防法军强令缴械，革命军进行反抗，又与法兵开战。革命军由宝胜
老街一直到太原左州出没游击，使法兵疲于奔命。当地法方只好请著名土豪梁正
礼（又号巴头梁）调停，由法方将命六百余人“保护出境”，送往南洋。抵新加
坡时，英国当局又不准登岸，孙中山向英国当局声明：“革命党人为政治犯，并
非乱民。”并派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副会长张永福进行保释，才得入境。同时，令
正会长陈楚楠在蔡厝港创办中兴石山公司，安插入境人员，并介绍到槟榔屿、吉
隆坡、吡叻文岛各矿场、农场就业。

　　这次云南河口起义，是孙中山的第八次起义失败。

　　孙中山亲自发动的为时一年的西南边境武装斗争，由于连续失败和章太炎、
陶成章的分裂活动，以及保皇党的蛊惑，革命党人斗志低落，悲观失望，但孙中
山对革命胜利的信念毫不动摇。他坚信：“折而愈劲，逆阻且长，期以必达，则
党力庶有充实之时，历观前事，足以气壮，以固我党之士所宜以自策励。”[41]
他在失败中看到成功的因素：“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然则失败者，进
步之原因也。”[42]孙中山不只见到革命斗争正由失败向成功转化，而且更看到
“革命之风潮已盛”的社会力量，他继续发动、鼓励并领导革命党人坚持斗争。

　　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移居新加坡。同年夏秋之际，同盟会主要成员黄兴、
胡汉民、邓子瑜、汪精卫、林时塽、田桐等也先后到了新加坡，东京《民报》成
员也联翩而至。

　　当时，新加坡的保皇党人以起义失败为借口，又向革命党发动挑战。保皇党
的第三号人物徐勤想乘同盟会起义失败之机一举战败革命党，以壮大保皇党的声
威，便在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报》上发表文章，鼓吹“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
“革命足以召瓜分”的谬论。同盟会新加坡机关报《中兴日报》当即召开编辑会
议，研究反击。于是，从1908年秋开始，在孙中山领导下又掀起了第三次与保皇
党的大论战。

　　孙中山向党人提出了“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43]的方针，曾口授胡汉民
等人，编印有关立宪和外交等方面问题的小册子散发各地，驳斥保皇谬论。先后
到达新加坡的黄兴、田桐、汪精卫、林时塽等也都撰文参加论战。革命党以堂堂
正正的言词，不涉谩骂，不攻击私人行诣，从理论上对保皇堂进行批驳。

　　徐勤恐保皇会员思想发生动摇，又以纪念禁鸦片烟为名，召集保皇会员和当
地一些华侨商人开会，发表演说进行蛊惑。《中兴日报》主笔田桐闻讯，便组织
《中兴日报》记者、工人、同盟会员潜入会场，当徐勤登台讲到“康有为先生变
法图强，清帝亲政”时，《中兴日报》成员一声喝喊，全体蜂拥而上，推翻讲台，
举手便打，徐勤抱头鼠窜。[44]

　　保皇党想让英殖民当局对革命党进行干涉，在《总汇报》上大骂革命党为乱
党。9 月12日，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的署名，在《中兴日报》发表《论惧革
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45]一文，批驳保皇党的革命召瓜分谬论。他以
土耳其和摩洛哥为例，说明帝国主义的瓜分问题只能“由革命而解决”，绝不会
由革命反召瓜分。9 月15日，又以同样署名，在《中兴日报》发表了《平实尚不
肯认错》一文，痛斥平实所谓“满人侵夺中国，亦为天命之自然”的怪论。同时，
揭穿其“人事天演”谬论的反动实质。10月9 日，还以“南洋小学生”的署名，
在《中兴日报》发表了《平实开口便错》[46]一文，批判了平实在《论革命不可
强为》文章中宣扬的以天命反对革命的谬论。孙中山以“人事补天工，人事夺天
工”，人可以改造客观，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理论，驳斥了为维护清政府统治、
麻痹人民的所谓“天命”邪说。他号召人们要“造成革命之时势”，推翻清朝，
改造中国。文章据理驳斥，雄劲明快，富有说服力。就连当地守旧的《叻报》也
以第三者立场说：“革命党理长，保皇党理短。”

　　这场论战，把保皇党批驳得体无完肤，人心大快，“把南洋昏瞆的同胞，从
梦中惊醒起来，不论反对革命的，或赞成革命的，多欲要争读《中兴日报》。
《中兴日报》创办人之一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陈楚楠看到论战的辉煌战果，
高兴的说：“看了自己所下的种子，竟能成长，又收到了许多果实，心里的快乐，
自然比彼人多呢。”

　　革命党与保皇党的三次大论战，从1903年到1908年，长达5 年之久。卷入的
地区包括亚洲、美洲的一些大中城市，如东京、横滨、新加坡、曼谷、仰光、上
海、广州、香港、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革命党的舆论阵地有《民报》
（东京）、《自由新报》（檀香山）、《中兴日报》（新加坡）、《华暹新报》
（曼谷）、《光华日报》（仰光）、《大汉公报》（加拿大温哥华）等。保皇党
的喉舌是《新民丛报》（东京）、《南洋总汇报》（新加坡）、《新中国报》
（檀香山）、《启南新报》（曼谷）、《商务报》（仰光）、《日新报》（温哥
华）等。

　　三场论战的内容总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
；第二，是改良，还是革命；第三，是维护还是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保皇党认
为，中国人民“学识幼稚”，“民智不逮”，不能实行共和立宪，甚至君主立宪
也不能立刻实行。革命党则认为，中国人民有能力在民主政治实践中行使自己的
权力。保皇党认为，革命会造成内乱，必引起外国干涉而召瓜分。革命党认为，
民主革命不是争权夺位，不会引起内乱，也不是排外，不会招致外国干涉。清朝
专制政府的腐朽和媚外，才是招致瓜分的原因。保皇党对革命党的“平均地权”
主张尤其仇视，梁启超认为革命党是以此“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他实际是
站在维护封建土地制度的立场，害怕农民群众投入这场社会革命运动之中。革命
党则认为，平均地权是实现平等社会，防止出现贫富悬殊的重要措施，而不是破
坏社会秩序；土地国有可以促进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生产的发展。

　　与保皇党的论战，加强了革命党内部的理论建设，革命目的更加明确。广大
群众也提高了对革命派的认识，许多保皇党成员纷纷脱离保皇会，站在革命派一
边，甚至连保皇派报刊的主持人，如仰光的《商务报》主编张石羽，由于受到革
命派的批判而自知理屈，竟脱离了该报。新加坡保皇分会会长、侨商邱菽园不仅
与保皇党脱离关系，而且反戈一击，写文章揭露康有为“借维新救国之名，到处
捐钱……他说有光绪的御书衣带诏存在他那里，他总是自己吹，从来没有给一个
人看过，我相信这是骗人的话，假使真有的话，为什么同党及亲密的人，都不能
看到呢？康有为以后不要骗人了”。[47]

　　对保皇党的论战是由孙中山开端并亲自发动领导的。由于政治思想上的胜利，
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毛泽东说：“纪念他在中国民
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
并称赞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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