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为熊十力先生辩诬——评翟志成君《长悬天壤论孤心》

    年初因事去京，承北京大学陈来兄相告，我才知台湾《当代》杂志去年八至十
月第七十六至七十八期连载了翟志成君的长文《长悬天壤论孤心——熊十力在广州
（1948—1950）》。离京前，陈兄将此件影印给我。我是在由京返汉的火车上读到
翟文的，当即产生了强烈的辩论冲动。只是由于翟文所附《熊十力扶书九十六封》
所获不全，直至六月才承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兄相助，将所缺部分影印寄来，因此
延至今日才作此文。

    翟君的文章，以1949  年是否去台作为政治取向的标尺，以政治评价代替道德
评价和学术评价；又捕捉、联缀、渲染所谓生活小节，将熊先生描写成为一个毫无
人格、寡廉鲜耻、卑不足道、委琐不堪的小人。该文字里行间充满着一种十分浅薄
而又十分有破坏性的“傲慢”。

    从方法学上来说，对于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我们从他所处的时代氛围、
具体环境出发，具体地、历史地加以考察，透视其多面性，揭示出主流，分析他的
贡献与局限，全面地评价他的功过是非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片面地、只执一端、以偏概全，或者抽象地以一种模式苛求前人，忽视具体人
物在具体环境中的处境，都是反历史主义的。翟文处处标榜自己作的是史学的研究
（史学的进路或史学的立场），然而在我看来，他恰恰从根本上违背了正直的史学
家的传统精神。把英雄的缺点堆积起来，或把屠夫的伪善张扬起来，决不是太史公
以降中国史家的方法。翟君批评别人的“盲点”。实际上，研究中出现某种“盲点”
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叶障目，变成“盲人”，骑着瞎马，面临深池而无自省。那
才真是所谓“一着棋差，全盘皆错”！

    翟志成君对熊十力、梁漱俱先生的理解是平面化的。他根本上不能全面理解熊、
梁这类人物，不能理解熊、梁生活的厚度、他们自我反省或相互批评的深刻内蕴，
他们性格的特异，他们所处文化群落、师友弟子关系的非同一般的状况，他们对于
大事（例如是否接受政界人物馈赠）处理的分寸感，他们对于历史和现实所当担的
责任及所受到的客观面诸条件的制约。复杂的多层面的丰富的人生被单面化了，而
且被引导到一个十分狭小的胡同。这种理解是不相应的。单面知性的“考辨”，无
论如何是无法会悟像熊先生这样厚博的、具有生命实感的思想家的，熊先生为人处
世的真实面、崇高面，他的人格的力量，决不会因翟君的“去圣化”心态下的“考
辨”所磨灭或抹煞或减损。谁都知道，品评一位先贤的人格，是要有人格的人，至
少是不以鄙陋之心观照他人的人才能做到的。自已的价值标准、修养境界提高了，
才能透悟别人的，乃至人类的真正价值。人物品鉴绝非易事。



    至若翟君所谓缜密精湛的历史考据功夫，只要看一看他所“审订”的《熊十力
佚书九十六封》中的常识性错误，便见分晓。关于佚书，我另有《翟志成审订之
（熊十力佚书九十六封）纠谬》的系列文章正误（见附录）。我初步校订其中二十
五通，便发现其将致书对象姓名弄错七人次，有八通信札的年代日期误断，而文字
标点之衍、夺、误，甚至整句的漏脱，达二百余处。

    很多错误实在荒唐，乃是由于“审订者’对熊氏著作及其文化共同体之交游情
况不甚了了，又对熊氏特殊用语所知甚少，却又不核查原文、盲目武断所造成的。
这里且不去说了。

    本文针对翟志成君对熊十力先生人格的毁谤，据实作出回应。全文分四个部分
：一、熊十力四十年代末在广州的生活与思想；二、熊十力1949  年前后的思想联
系与变化：三、驳所谓熊十力“既贪且吝”；四、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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