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贝克
1794 年4 月24 日，自由及权萨城市吕贝克“接纳了一位新市民”，“一个
商人”，名叫约翰·西格蒙特·曼。5 月9 日这天，市政秘书为其签发了身份证。
从此，一个汉萨名门望族的百年灿史揭开了第一页。
约翰·西格蒙特·曼是格拉勃一位礼服制作师的重孙。这位礼服制作师同时也
是格拉勃市的议员，“生活得很富裕”，这在其家史里已有记载。他的儿子迁居到
了罗斯托克，在那里开始经商，并有商船往返于海面。约翰·西格蒙特·曼，这位
汉萨粮食公司的创立者，荣膺了曼代家族的第一个吕贝克头衔：“百尔根航海者协
会会长”，这是一个行业组织，是这个帝国自由汉萨城市在中世纪的那种长期性、
职业性团体在十九世纪的体现，除百尔根航海者协会以外，还有斯科纳航海者协会、
诺夫古诺德航海者协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兄弟会。约翰·西格蒙特之后，由他的长子
——代表荷兰经济利益的参议及市议会的成员——继承了汉萨粮食公司及其商号。
老约翰的亲家，商人、参议，约翰·亨利希·马蒂，是个移居吕贝克的瑞士人，也
是“城堡门前”那幢最漂亮的房宅的主人。约翰·西格蒙特不仅亲历了儿子的燕尔
婚礼，而且亲眼看见了这对夫妇生下的四个孩子。可惜他未能继续目睹孙辈们走出
的大相径庭的人生之路：1848 年3 月，他死于一场中风，当时正闹着革命风潮，
据说这场中风就是在闹事的那些“雇员”的激怒下发生的。
曼氏家族的第一位吕贝克市民为其后代留下了实力雄厚的粮食公司，包括特拉
佛河下游岸边的几座仓库，还有孟街上一座轩敞的房宅。孟街是条狭窄的，铺着
“鹅卵石”的街道，它从圣玛丽教堂的山坡上下来，伸入这个城市的右隅，然后直
奔特拉佛沙码头。在孟街这所房子的二楼，有一间装饰着“风景壁画”的客厅：一
丛丛树木之间，一对对牧羊人午憩过酣；一座座村庄、一片片草地的背后，太阳似
正沉落，一抹昏黄的余辉洒落在这片田园景致上。客厅的窗户很高大，正望见街对
面那个出自另一时代的杰作：哥特式圣玛丽大教堂。这是座雄伟的罗马建筑。从圣
坛举目望去，越过三层尖顶拱窗，再循支柱向上，越过那敞开的扇形窗户，方才抵
达朔方之塔。离开圣玛丽教堂，顺坡而下，穿过营业事务所到转运场的几百米路便
是特拉佛河了。
在这儿，在这座位于孟街的城市公寓里，曼家的四个孩子长大成人了。
伊丽莎白·曼，娘家姓马蒂，在丈夫去世、长子结婚后，仍旧独守着这所空房。
她的长子，即商人，参议，并且日后作了议员的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曼，出生
于1840 年；她的幼子名叫弗里德里希·威廉·莱普雷希特；两个女儿中应当提一
下的是伊丽莎白·阿玛利娅·希波利塔，因为她早已作为冬妮·布登勃洛克而出了
名。参议夫人很长寿，她既有福分享了这个家庭持续昌盛的欢愉，也于在世之年亲
眼目睹了一些令人忧虑的迹象。女儿伊丽莎白与丈夫离了婚，第二个丈夫好吃懒做，
又未给她带来幸福，令人大失所望。弗里德里希·威廉·莱普雷希特变成了个个性
怪僻的浪荡公子，在吕贝克就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到了汉堡，在圣保利区又
搞得债台高筑。而且，他根本不谙商务，于家业毫无助益。托马斯·约翰·亨利希
与其正好相反，此时，他已成功地跻身于“尊贵的大人阁下”之列了，这种称谓体
现了一种特权，在帝国的城市共和国历来只有其议员们才能享用。
城市共和国吕贝克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独立行政区。在托马斯·约翰·亨利希·
曼生活的那个年代，产生过一部经过长期反复的修改才得以问世的宪法。根据这个
宪法，国家的两个最高权力机构由议院和议会组成。该院体现了这个国家的自主权，
市民向它和这个城市宣誓效忠。议院拥有最高主宰权和裁判权：任命法官和绝大多
数官员，并主持其就职仪式；它拥有刑事豁免权，负责监督公有财产的管理，在十
四个议员中，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担任的“税务议员”最有实权，比如在扩建吕
贝克铁路的问题上，他的赞成票便起了一锤定乾坤的作用。
他是个知书达理，能言善辩的人，尽管他上学的时间并不长。为了出任J ·S ·
公司的少经理，他不得不过早地中断了在老牌的卡培琳娜学校的基础学业。他对公
司的政务的管理都显示出一种审慎而干练的作风。他情趣高雅，爱穿伦敦西装，爱
吸俄罗斯雪茄，还爱读法国小说，而当时吕贝克人眼中的文学家却只有埃玛劳埃尔·
盖贝尔，以为只有盖贝尔的作品才真实亲切。在一些舞会、婚礼及婚礼前的欢闹之
夜里，有位年轻的女子引起了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的注目。她“时而穿一身镶着白
缎滚边的培拉丹绿裙，佩白色饰带，头发上插一朵小小的野玫瑰；时而着一件点缀
着蔷薇花蕾的粉红色抽纱针织裙，外面罩一层白纱，系一根春丽红饰带，轻柔的丝
内衣上披着白色的，也镶有缎子小滚边的网眼衫”。这，就是十六岁的尤莉亚·达·
席尔瓦—布鲁恩斯。她是随姑奶奶出来的，在“整个吕贝克”都有亲眷，在各种喜
庆场合，她“总是尽情地跳，光彩夺目，鲜花都拥向她”，因为她本人比她的衣怖
更加美丽。一年半之后，1869 年，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曼与尤莉亚·达·席
尔瓦—布鲁恩斯举行了婚礼。他俩在贝壳洼——与盂街平行，也是顺坡而下伸向特
拉佛河的一条街，有一幢新房，婚后，这对新人就搬进了自己的新居。
此后，五个孩子先后来到这个世界上：1871 年3 月27 日，路易斯·亨利希
出世，1875 年6 月6 日保尔·托马斯；他们之后是1877 年的尤莉亚，1881年的
卡拉，以及议员去世前两年，1890 年降生的维克多·曼。
托马斯·曼对自己的童年时代充满了“怀念”，把它称为“幸福的”时期。他
多次提到自己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十二点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并且不是在贝壳
洼父母的那幢新宅里，而是于郊外一所为避暑租下的小花园中（这两处房子自从世
纪更替以来便不复存在，议员的房子改建为办公楼了）。
照料孩子们的是一位“姑娘”，她一直仔细保存着那件托马斯·曼记念描绘过
的“十分漂亮的”玩具：“那小店铺，配有柜台和秤，真是棒极了，特别当它崭新
的抽屉里塞满了来自殖民地的农副产品的时候。还有那谷仓，正好和我父亲在下面
特拉佛河畔的那些一模一样，就连成包成捆的货物与传送货物的升降机都一应俱全
（曲柄就在仓库的背后）。” 这孩子还拥有一套“精良齐全的骑士装备，裁缝特
地为他按图索骥缝制了一套道地的骠骑兵蓝色制服及其所有配件”。他有一匹塞满
填充物的栗色小马标本，取名叫阿希尔。
对阿希尔，他施予“温存的爱抚”，但“并非出于骑士精神，这一点我很清楚，
而是由于这小生物，它的毛皮，它的蹄子以及它那两个小鼻孔使我有一种亲切感，
就象我在童年期间纳集了许多小狗礼品，搪瓷的、纸制的和陶器的，哈巴狗，达克
斯狗，猎狗，我总喜欢用软缎缝的鞍褥子和从妹妹的聚宝盆里寻出的布片把它们装
饰起来。” 这是他三十岁时的回忆，其中包含着他那种宽泛意味的嘲讽，那种能
将“对生物的亲切感”解释为对小马标本及配有华丽鞍褥的陶瓷哈巴狗的喜爱的幽
默。几年后，在有人公开指责托马斯·曼对自然万物毫无感受能力时，他在一封信
中驳斥道：“我很坦然，我明白，我与自然并无隔膜。” 几乎在同时，他还把自
己比作“一棵生就的室内极树……” 托马斯·曼还回忆起那个属于哥哥亨利希的
木偶戏院，那里已绝无嘲讽的口吻了。孩子们将小戏院装饰起来，亨利希拿出了道
具和“小姑娘”朗诵的德语童话（这大致是戏的素材），然后，“门窗紧闭，奇妙
的音乐剧”上演了。“不过，我可以说，”托马斯·曼继续谈道，“我玩时是无需
什么物什器具的，静静地沉迷于自己自由翱翔的想象之中，我便感到满足，那想象
力是我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夺走。” 这孩子为自己绵延无尽的梦，为那产生于一
切创作之前的恩如泉涌的境界专门找了一个自由天地——祖母，参议夫人，伊丽莎
白（贝特西）·曼在孟街的那所房子连同它狭长的“街心花园”。他躺在房子的后
面，四围皆是砖墙与建筑。走进房门，穿过瓷砖地面、高深阴暗的前厅，径直便能
到那里。园子的尽头仍立着那棵核桃树，而后房当年的那间弹子厅则已从参议与客
人尽兴游乐之所沦落为堆陈旧物的仓库了，倒是孩子们因此得了个合意的藏匿之处，
这在父母的宅第里是无法寻求的。
这个家庭的社交生活业已转移到了贝壳洼。老宅及其高悬于大门之上的“神佑”
大匾，那沙龙四壁的风景裱画，都未曾领略过如今这里的风光荣耀。
新宅的建造、装饰均是追求的“奠基者年代”那个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奢华风格。
底楼辟有事务所，二楼是舞厅，住室和沙龙。设在悬楼的沙龙高敞明亮，议员夫人
常坐在那架贝希施泰因钢琴前弹奏、演唱。在托马斯·曼的青少年生活中，母亲是
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最先滋育、教授了他，同时，
她演奏音乐，撩起了他的梦游神思：她讲述故事，展开了他想象的翅膀。她的气质，
她那全然非吕贝克的禀赋，显然比父亲的精明练达、身居显要更加强烈地使这孩子
早早就感到了自己家境的优越。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到晚年，母亲在托马斯·曼的心
目中始终保持着鲜明生动的形象，这形象的“两个动机”无疑就是“音乐天赋与远
乡异土的风格”。
到了更加成熟的年龄，父亲才成为托马斯·曼的比照对象，他在这位汉萨显贵
无可置疑的名望与其自身的成就之间作起比较来，显然二者未必可比。
“我们的母亲生得非常美，她具有南欧人象牙般的肤色，高贵挺直的鼻子和那
张在我看来极富魅力的嘴，她生就一副西班牙人独具风格的仪态，类似的某些特征
我后来在一些著名的舞蹈艺术家身上也曾发现过” 尤莉亚·达·席尔瓦—布鲁恩
斯生于巴西，确切地说是生在巴西的安格拉多斯雷伊斯附近的热带原始森林，在其
父母从他们的一个农场去另一个农场的途中，当时，母亲森霍里塔·露易莎·达·
席尔瓦乘坐着滑杆，父亲约翰·路德维希·布鲁恩斯骑在马上，黑奴前后簇拥护骑。
尤莉亚的父亲是高大、金发的德国人，他沉默寡言，北方祖籍，亲戚们都定居在吕
贝克；她的母亲是个巴西女子，葡萄牙殖民者的后裔。尤莉亚自小就是在安格拉父
亲的这块领地上长大。日后，这里的风土人情使自然成了她常向孩子们讲述的话题。
母亲早逝后，父亲把这个七岁的女儿和另外三个孩子一起送到了吕贝克。亲友
们知道他们要来，相互间询问着：“路德维希和他的娃子们啥时到呵？”他们是由
一个黑人护送来的——这在吕贝克是件新奇事——走在街上，他们不得不听任一大
溜欢叫的孩子跟在屁股后面，直至黑安娜拿出糖来将他们打发走。哥哥当时十岁或
十一岁，根据他的决定，尤莉亚随兄弟姐妹一道改变了宗教信仰，由一个小天主教
徒变成了一个新教徒，尽管她当时只会葡萄牙语，连礼拜祈祷都一个字也听不懂。
“一位矮小，驼背的女教师”承担了这孩子的课程并负责她的教育，她叫特蕾泽·
布赛特，主持着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她的老母亲布赛特老太太掌管了这个学校的经
济大权。老太太教她编织，用一种有些夸张的标准德语对她说：“考（好）孩子
（她说考），你是个小傻瓜”。类似的一些话，尤莉亚多少年后还能记得，并且依
她那极爱嘲弄的性格，一定要学给孩子们听的。——所有这些尤莉亚童年和少年时
代的小故事都是托马斯·曼出世之前的事，但托马斯和他哥哥亨利希听着母亲的生
动叙述便仿佛历历在目。亨利希·曼以回忆录《多多斯的童年时代》为基础，写出
了长篇小说《在种族之间》；托马斯则把女子寄宿学校连同其人员都“用”到他的
《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去了。在这儿，特蕾泽·布赛特和她的老母亲被揉合成为一
个人物，特蕾泽一色·卫希布洛特，一个矮小的女教师，她“弓着背，简直比一张
桌子高不出多少”， 尽管如此，却“绝对令人尊敬，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
的说话方式。她说起话来下巴一抽一抽地动得很活跃，头也随之快速、有力地摆动，
精确，无地方音，清晰、坚定，且每一个辅音的重读都很讲究。不过，她的元音听
起来都显得夸张，比如她不说‘黄油罐’，却念‘环油罐’，或者干脆讲‘华油罐
’……”。
赛色密·布赛特—卫希布洛特这个人物还使得“快唠（乐）起来，你这好啥
（孩）子” 这句话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句子。《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故事素材来
源于托马斯·曼的童年时代，而在这个家庭的圈子里，第一个把与这部小说有价值、
有趣味的东西收集起来的人便是他的母亲。
晚间，他给孩子们读书，她从自己以前的课本中找出了神话书，给他们诵读荷
马和维吉尔的史诗片断，此外还读安徒生的童话，弗尔茨·罗伊特的小说。“梅克
伦堡方言今人惊讶地从她那张异乡人嘴里流出，学得真象，令家人个个自愧不如。
我带着浓厚的兴趣，一章接一章地听完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漫游时代》，它铺展，
幽默，生动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相信，人们从《布登勃洛克一家》中一定可以看
出我当时是怎样用心倾听的。”对这位年轻人情趣的养成同样深有影响的是音乐，
但要析缕母亲在这方面向马托斯·曼所传授的具体东西，困难就比较大了。尤莉亚·
曼在谈及自己时曾经说，她作姑娘那会儿“更喜爱习乐而不是读书”。第一次看完
歌剧（勃耶尔德的《雷丝夫人》），她就向布赛特小姐表示了“也要当歌剧演员”
的志愿，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父亲、祖母、“叔伯和姑婶们”的坚决反对，尽管如
此，她一直没有间断上钢琴课，也没有忘记训练自己那副天然的歌喉。
据托马斯·曼回忆，她满腹乐章，记忆力惊人：“我母亲唱起歌来音量不大，
但极为优美动听，她象艺术家那样舒缓有致，全无伤感与矫饰。她演唱的歌曲都是
音乐大师久负盛名的作品，从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罗伯特·弗朗茨，
勃拉姆斯和李斯特直到瓦格纳的学生们，在那美妙绝伦的音乐王国里，她游刃自如。
音乐，这兴许可谓德意志民族的艺术传统中最为瑰丽的领域了，感谢我的母亲，她
使音乐成为我终生的亲密朋友。” 这孩子在悬楼沙龙的“一块浅灰色的圈椅里一
坐就是数小时”，不过，这并非文学描写中的汉诺·布登勃洛克音乐生活中的数小
时，并不是汉诺所谛听的“繁华富丽、光彩耀人的”《名歌手》序曲，而是“二流
的、高雅的罗曼蒂克”——肖邦的练习曲和小夜曲，是舒曼和爱德华·拉森谱曲的
海涅，是海涅诗中所表达的细腻敏感的嘲讽。托马斯·曼十八岁那年用全名发表的
第一首诗（《两次道别》），就完全是在海涅的自由组诗《北海》的影响下写成的，
其讽喻风格也是与海涅一脉相承的。
在曼家，音乐习养绝非业余消遣、满足一时好奇心的东西。吕贝克市立剧院首
席指挥亚历山大·封·弗里茨与他们过往甚密，常来与议员夫人共同演奏；他小乐
队里的一名小提琴手还给托马斯上提琴课。在慕尼黑期间，三十岁的托马斯·曼还
曾与保尔兄弟和卡尔·艾伦贝尔格，阿尔吐尔·霍里彻以及恩斯特·贝特拉姆一起
练习二部合奏和三重奏，只是到后来为了能即席演奏钢琴，他才将小提琴闲置了。
在孩子们的记忆里还保留着父亲“在高级钢琴”上弹奏的背景。莫尼卡·曼的印象
中，父亲是偏爱舒伯特，勃拉姆斯，施特劳斯和沃尔夫的乐曲的，克劳斯·曼则说
的简单：“他弹的老是那一种节奏，既拖曳又急促：老是同样的半音渐强，同样的
鼓动和引诱，同样的极度心醉神迷过后的衰竭。老是那个《特里斯坦》。”克劳斯
无非是想使自己的描述不那么平铺直叙而有些味道吧。青少年时代，托马斯·曼曾
经毫无保留地倾心于瓦格纳的音乐，那是在他接触到尼采的著作之前。《布登勃洛
克一家》里，瓦格纳就已不仅享有热爱，同时也遭到讥讽了。这表明，他丰富的音
乐经历得到了反思，并因此而具有了一种智慧的魅力。所以，他对瓦格纳的兴趣始
终没有衰竭。在中篇小说《特里斯坦》里，“爱因弗里德”疗养院的科勃特扬夫人
勉撑病弱之躯，弹起了肖邦的小夜曲，尔后，由于她过于倾心、沉迷地演奏了《特
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第二幕的爱情二重奏而导致了致命的大咯血。《特里斯坦》完
成后，托马斯·曼又构思了《约瑟》多部曲，在这个过程中，他“头脑里总是萦绕
着瓦格纳富丽的动机结构”（《尼伯龙根指环》的）。尽管许多年间，他曾经对瓦
格纳提出过各种批评意见，但直到七十五岁高龄他仍然承认，瓦格纳的音乐对他来
说是一个“绵延无尽的”题目；尽管至此他都不喜欢《特里斯坦》的第二幕，“它
带着一种形而上的迷狂”，他也摒弃那个巴黎的维纳斯群山音乐及其它一些乐曲。
但总的结论是：“跟瓦格纳在一起，我便会重获青春。” 他最初接触瓦格纳的作
品时还是个学生，那是在吕贝克市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当时演唱汤豪舍，瓦尔
特·施笃尔青斯和罗恩格林等主角的泰诺·埃米尔·格豪伊塞尔后来成了著名的歌
唱家。显然，小乐队的演奏并不十分纯美，那天鹅“滑翔而来时也间或有微微的揣
动，另外，某位布拉邦特地区来的绅士还不停地在那儿用食指敲点着拍子”，尽管
如此，这男孩仍旧感到了莫大的“兴奋和幸福，用法国人的话说就是‘心驰神往’
了”。《罗恩格林》的首场演出尤其令他倾倒，他于是拜倒在浪漫派的脚下。
看戏在他的记忆中是两个特别闪光的字眼，这也许跟他几乎是开始上学就开始
看戏有关。况且，他厌恶学校。他是在吕贝克卡塔琳娜学校读完中学预科和高级实
科中学的。那是一所成立于十六世纪的学校，其灰暗的、普鲁士兵营风格的建筑与
哥特式的卡塔琳娜教堂南沿毗邻。“我们这些男孩子就在那一间间令人烦躁的体操
房里练习器械体操，那还是体操之父让以及号召青少年锻炼体质，以抵抗拿破仑战
争那个时代传下来的一套玩艺儿。练习时非得穿衬衫，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还要硬
领的，可能的话还要前胸加固的，监督我们的体育老师蓄着红胡字，戴一副夹鼻镜，
发出的口令象喝醉了酒似的难听”。其余的一切也同样令人扫兴，在托马斯·曼看
来，十二年的学校生活除了使他掌握了些语法知识，为其以后的外国语学习打下了
基础以外，别无他益。
他六年级时的级任老师可谓“所有这一切、这个学校的” 一个例外。
是他引导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结识了席勒的叙事诗。这位老白特克“喜欢赞美这
些叙事诗是无以伦比的读物。他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好书，在你能读的书籍中，
这是最好的了。’” 当然，这位老师给予托马斯·曼的这一指教算不上什么了不
起的功德，没有他，托马斯·曼也总是要接触到席勒的著作的，因为与歌德不同，
在十九世纪席勒是必读的。尽管如此，托马斯·曼仍然多次提到他，甚至到晚年还
不无友情地回忆起这样一位老师。这足以证明托马斯·曼记忆的精细，同时更表明
了他的真诚，对那些曾扶掖过他的人，托马斯·曼始终怀着感激之情。
这位德语老师给托马斯·曼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大概还有其它原因。白特克的政
治态度与周围的人们垫不两立。托马斯·曼以八十岁高龄最后一次访问吕贝克期间，
他的校友古斯诺夫·希拉尔德还与他谈起这位六年级的班主任：“他是个坚定的进
步人士，在议会上发表过许多针对国家高等自由议院的讲话。他引用了一些法文作
为这些讲话的结束语，并象在课堂上那样随即将其译成德文：‘Quis’exucse，s
’acctise ，译成德语就是：自我辩解者即自我谴责者，议员先生。’”除了席勒
的叙事诗，白特克看来还审慎地引导学生们去注意了《唐·卡洛斯》中对自由的激
情和要求，并常常对他们进行告诫，就象马克维斯·波沙对待他的王子一样：“请
您告诉他，在他成年以后，要为了他青年时代的理想留神，别把娇嫩的神圣花朵的
心开放着，让那据称比较聪明的毒虫钻进去……”——这就是1955 年，托马斯·
曼在纪念席勒的讲话中又一次朗诵的那些诗句，受这些诗旬的感染，他情不自禁地
感叹到：“《唐·卡洛斯》——我如何能忘却十五岁那年，正是你骄傲的诗句点燃
了我最初的对语言的火热激情！” 然而，对托马斯·曼难以忘怀的不仅仅是这种
对席勒这里所创造的“无比动人的语调的痴迷，还有时那闪烁着哲理光辉的警言的
感悟”， 这可以从他1950 年在芝加哥的演讲《我的时代》里看到。在这里，他
既回顾了自己学生时代吕贝克的政治局势，同时也忆及早年阅读过的席勒作品，二
者很明显地交织在一起：“那是每年9 月2 日举行色当庆祝活动的年代，是效忠俾
斯麦的国家自由主义时代，是以欧根·里希特为首的对立观点愈益鲜明的自由意识
党的时代。这个党竟把学校里那么一两位古典派的、崇尚席勒的首席教师也吸引了
进去。另外，那还是奥古斯特·倍倍尔的社会民主势力正令人不安地增长的年代。
当时，在一般市民的想象中，社会民主主义就相当于如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所谓
社会民主即颠覆，激进共和主义，剥夺所有者，毁灭文化，一句话，就是毁灭。我
还记得，学校里有几个顽童用小刀削坏了课桌板凳，校长训话时斥责他们道：
“你们的行为简直就象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礼堂里轰笑起来，连老师们也不
例外，于是校长大吼：‘这没什么可笑的！’那情景我如今还历历在目。”吕贝克
自从1871 年“帝国诞生”之后就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联邦国。1867年，即它与北
德联邦结成同盟的第二年，它便根据协定将自己的军权移交给了普鲁士，同时，汉
萨城市这个老名称所意味的“自由”之义，到了皇帝时代，也已时过境迁，黯然失
色了。从税务到邮政，所有官位的设立都是参照普鲁士的模式。连那位曾在礼堂里
“吼叫”的校长都一味照搬新建立的吕贝克卫戍队的规章制度。这位校长即后来在
《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奉威性、责任、权力、职务、事业这些观念为至高无上之
物，每逢节日演说总将‘我们的哲学家康德的绝对命令’当作大纛拿出挥舞一番”
的乌利克校长。卫戍队隶属普鲁士第九军团第二汉萨步兵团第三营，队里的军官们
与曼议员家常有来往，并在其“镶嵌着拼花地板的舞厅里向这位显贵的千金们大献
殷情”。 曼氏一家，无论是作父亲的还是他的两个大儿子，都并非与普鲁士不共
戴天。托马斯反对普鲁士管理学校的那一套方法，是因为它限制了他“疏懒闲适的
自由，剥夺了他静心阅读的时间”。 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他曾拉着小阿姨的手，
在吕贝克黑熏熏的车站，见过在此作短暂停留的第一位普鲁士德皇，他坐在一趟路
过的特别列车里，是一尊“威严而又温和的民族偶像”。 作学生时，他又亲身经
历了年轻的威廉二世驾到巡访。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威廉二世的形象要逊色于其随
从、陆军老帅毛奇：“广场上拥满了人群，市政厅的窗前站着刚用罢盛宴、满身披
挂着勋章、钻石的皇冠继承人。
在他尽足地享受了人们的欢呼之后，毛奇也来到窗口，顿时，无论其是否乐意，
欢呼声更加如痴如狂起来……一位身穿节日礼服的市民举着他那折叠式高顶大礼帽
在这位老战略家的上方来回挥舞着，以鼓动群众的热情，为此，他获得了一枚四级
红色贵族勋章。”33 这里，托马斯·曼所表达的也许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后评价，
很可能还反应了当时对他已颇具影响的父亲的观点。
毛奇，人称“战场思想家”。作为战略家，他是政治家奥托·俾斯麦侯爵的榜
样。俾斯麦，这位“帝国的缔造者”，是曼议员及其儿子亨利希的崇拜对象，也是
托马斯所列数的伟人之一。亨利希·曼一次这样回忆道：“我父亲正在读报，那是
侯爵的一篇新讲话。它很快就会成为人们长时间的话题了，特别是那一句：‘在这
个世界上，除了上帝，我们德国人无所畏惧。’1840 年来到这个世界的托马斯·
亨利希·曼议员就如同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纪一般地充满疑虑。他一边鼻子喷着气，
一边漫不经心地说：‘实际我们还是有所畏惧的。’这是对那句大胆的名言和它的
言者的一个温和的评价。”34这是1888 年2 月间的事，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上发表
了关于政治形势的谈话。
拥护他和他的现实政策的基本方针的人，难以赞赏威廉二世的故作姿态。
年轻时代的曼氏兄弟在思想上曾经与哪些政治观点相接近，对于这一点，至今
尚无人细致地加以说明。谈到托马斯，人们总是说他批判了“新德意志学校的普鲁
士化和非人道的管理方法”。 这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就有所表述，在《一个
不问政治者的思考》里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关于亨利希，人们只须拿出《在懒人
的乐园里》一书就足以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反政府的立场上。然而，托马斯在
其《思考》中也已针对尼采的抨击为惮斯麦作过辩护，并且在上了年岁后仍不假思
索地将伸斯麦列为德国历史上与路德和歌德比肩的“三伟人” 之一。同样，进入
了晚年的亨利希，在其《观察一个时代》里也坚决维护伸斯麦，他这样做是有青年
时代的认识基础的。
他指出：“人们很早便接受一种宗教，想要对它作出判断，然而到底却是为它，
为对它的纪念寻根觅据。”1890 年淬斯麦辞职。两年后议员去世。尽管如此，议
员的两个儿子在父亲的影响下仍然对这位帝国首相的政绩存有鲜明的印象。如果说，
他们作为汉萨名贵的子弟会对皇帝所到之处的铺排摆场付之一笑的话，那么，俾斯
麦讲话中连篇累犊的经济数字则让他们看见了一个稳固的德国政权的形象。这方面
的感受，在两位年轻作家几年后的一些批评政论文章里又有新的展开。1895 年到
1896 年间，他们的随笔表现了如“全体德意志人”所宣称的那种泛日耳曼主义，
比俾斯麦的相对自由的民族主义走得更远。这两个年轻的汉萨人一旦脱离了父亲那
怀疑的、严厉的目光的监督，迈出了故乡狭小的天地，便陷入了泛日耳曼思想的包
围，做了它的俘虏。
1891 年10 月13 日父亲的去世，给这个家庭造成至为深刻的影响。维克多·
曼在《我们五个》里这样总结了父亲的一生：“我们的父亲无疑标志着曼氏家族高
等市民时期的高峰。他的早逝使这个时代没有经过缓慢的逐步衰退和败落的过程即
突然告终，而这个过程则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文学塑造赖以成立的基础。”在托马
斯眼中，父亲是“那种很快就能在这个世界上赢得声名和尊敬的、善于自制、富于
成就的人”。 他回忆起“他的尊严和智慧，他的抱负和勤奋，他的人格和精神的
高尚”，也谈到议员“这些年来在公司的业务方面已很少感到满意”。 根据1863
年1 月1 日的契约，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曼已经不再是独自以继承人的身分接
管父亲的公司了，从那时起，公司的财产和债务以四万五千五金币的价值转到了他
和迄今为止一直作公司代理人的盖奥尔格·托邦的名下。
往后的几十年，吕贝克总的经济形势一直对其业务的进展不利，行会和商业同
仁团体的特权被取消了，廉价的俄国进口粮食也受到1878 年的关税保护法的遏制。
1887 年基尔运河开工，基尔海运港于是身价高涨。另外，奠基者年代工业产品的
出口量剧增，这又使汉堡远洋大港和作为柏林及其工业的自然港口什切青波罗的海
港因此受惠。面对如林强手，吕贝克无力抗衡，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其经济便开
始呈现衰退趋势，受其影响，议员的“私人商行”也显得缺少生机而在勉力维持。
在家庭的小范围内，父亲曾表露过对商行业务的忧虑，这不仅是托马斯·曼，亨利
希·曼也作过此说。他晚年在给撰写家庭编年史的弟弟维克多的一封信中曾这样描
写父亲的形象：“‘我再多些经历就好了’，他说过这样的话。他的意思是若继续
生活，将用他所有的知识而不旁顾。他那坚稳、风顺的人生同样也包含忧虑，只是
没有灾难，这是个令人思量的例外。有一次在街上遇见破产书商格尧托夫，父亲便
指给我看，告诉我，那就叫败北，叫完蛋。” 商业界这类可怕的事情，托马斯一
定比亨利希有更直接的感受，因为父亲本来是决定让他作财产继承人的，直到作遗
嘱时才改变了计划。
议员死于败血症，十六岁的托马斯·曼当时在场。两年前祖母的去世已使这颗
年轻的心灵受过震动。他曾在她的房屋庭院里嬉戏玩耍，一时，她的生命就完结了，
所带来的是一片阴冷的气氛下隆重的灵柩安放仪式及葬礼。
而眼下，他第一次目睹一个自己最亲近的人濒临死亡：“当吕贝克圣玛丽教堂
的主教身着牧师袍跪在父亲床边高声地，喋喋不休地背诵着祷告词时，那正在死亡
线挣扎的人烦躁地摇了几下头，然后冲那虔诚的叨叨絮语抛出了一个有力的‘阿门
’！神父当时未加理会，但在墓前讲话中却以赞美的口气提起了这一声‘阿门’。
而实际上，我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都能即刻领会，那毫无疑问表示的是‘了结罢’！”
——与中年的托马斯·曼谈及其宗教经历时，他便会记起父亲临死的时刻，那情景
唤醒了他“对死亡的意识”。 这意识在他心目中变得“至真至切”，以至于它总
在那儿，在托马斯·曼所思所写的“一切的身后”，这在叔本华的玄学王国可以找
到认证和解释。他体验宗教无需教堂的礼仪，在他来说，“对死亡的意识”高于任
何“虔诚的念叨：宗教的问题即人的问题，即人对自身的疑问……” 托马斯·曼
会不会在父亲的弥留之际就意识到，那个“了结罢！”并不仅仅意味着对那正履行
公职的牧师的拒绝？它可能也预示了曼氏高等市民阶段的终结？大概就是这个令人
铭心刻骨的词及其迸发出来的时刻引出了《布登勃洛克一家》中那段关于终止线的
描写：小汉诺的眼睛“又一次扫过他那整个家族谱系纷乱的枝枝叶叶之后”，怀着
“从此休矣” 的信念，在自己的名字下划了两道终止线。这样说并非主观臆断。
在谈到这部长篇的初稿时，托马斯·曼曾坦言：
“我清楚地记得，最初让我萦怀难释的只是那个多愁善感的晚生子汉诺的形象
和身历，——也就是说，实际只是从记忆犹新的往事里，从诗人的内心观照中提取、
滋生的东西。”遗嘱公布了，人们看见，议员是以怎样的一种清醒意识预感到家庭
与公司的终局的。“他巨大的勇气表现在”，维克多·曼写道：“他敢于确认，自
己的两个大儿子将要去追随他们艺术家的天性。他只为最小的儿子还躺在摇篮里而
遗憾，因为这类姗姗迟来者往往会成为优秀的经济人材。他周到细致地安排了这个
大公司的帐目清理和变卖财物所得大宗款项的可靠投资，确定了遗产分配、陪嫁金
额以及整顿、管理等事宜。”差不多正好在约翰·西格蒙特·曼获得吕贝克公民权
的一个世纪之后，他的孙子又主动放弃了这个名门望族的世传家道。不过正是他，
作为一家之尊，集商人、参议、议员于一身，使曼氏之声望在吕贝克这个独立行政
区域内达到了顶峰。而他的儿子托马斯和亨利希，到父亲这个年龄时，其声名已跨
越国界而举世皆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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