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苦雨愁城
古城行
1926年，孙犁十三岁，由父亲护送，从安国乘骡车来到保定，进行升学考试。
因为家庭经济方面的原故，初考不用交学费的第二师范，未能录取，不得已改考育
德中学，录取了。从此，开始了六年黄卷青灯的学习生活。
育德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不只在保定，在华北也是一所名牌中学。该校的学
生，每人一年要交三十六元学费（书费在外），而当时三十斤一斗的小麦，也不过
一元多钱。这就是说，一年下来，孙犁的家庭需要花费近千斤小麦，才仅够他交付
学费之用。难怪孙犁说：“那时候，只是一家单纯的富农，还不能供给一个中学生；
一家普通地主，不能供给一个大学生。必须都兼有商业资本或其他收入。这样，在
很长时间里，文化和剥削，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关联。”①除去休学一年，孙犁在六
年中共花去了多少银元，读者不难算出来。这对孙犁的家庭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当
这个数目落在孙犁身上的时候，这个少年人感觉到的，可能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而是家庭的爱抚和期望……不管怎么说，他是登上骡车，向新的一站启程了，——
从骑驴到坐骡车，连交通工具都前进了一步。
从安平到保定，有一百八十华里，他若从安国动身，那就只有一百二十里。这
样短的距离，如果坐火车，霎时可到，不会有很多故事；坐在骡车上，故事可就多
了。
去保定上学的学生，总是两、三个人约好，合雇一辆单套骡车。车夫一般很守
信用，决不会误了行程，前一天定好车，刚过半夜，他们就来打门、抱行李了。在
路上，只要你高兴，他就讲故事，他们的故事总是讲不完的；如果你想睡觉，他便
停止，也就地抱着鞭子睡起来。这种旅行，深夜也不担心迷路，因为学生们开学，
路上的车已经连成长龙，牲口又是熟路，前边停，它也停，前边走，它也走。这样
一直走到距离保定约有四十来里的唐河渡口，天就大亮了。唐河是大清河的支流，
源出山西省境内的恒山，东流注入白洋淀，长六百六十四华里。在骡车经过的渡口
上，有一座草桥，春冬枯水时节，车可以从这里过去，管桥的人一边和车夫开着玩
笑，一边从学生身上刮过路钱。中午，在温仁或是南大冉打尖，这里距保定已经很
近了，这一百多里的旅途生活，也进入高潮，从作家的回忆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
像《东京梦华录》记叙的那类风俗描写。虽然后者所叙，为宋代汴京风貌，毕竟那
是八、九百年以前北宋年间的城市样子，而出现在孙犁记忆中的，则是本世纪20年
代的村镇风光了：……一进街口，便有望不到头的各式各样的笊篱，挂在大街两旁
的店门口。店伙们站在门口，喊叫着，招呼着，甚至拦截着，请车辆到他的店中去。
但是，这不会酿成很大的混乱，也不会因为争夺生意，互相吵闹起来。因为店
伙们和车夫们都心中有数，谁见哪家的主顾，这是一生一世，也不会轻易忘情和发
生变异的。
一进要停车打尖的村口，车夫们便都神气起来。
那种神气是没法形容的，只有用他们的行话，才能说明万一。这就是那句社会
上公认的成语：“车喝儿进店，给个知县也不干！”
确实如此，车夫把车喝住，把鞭子往车卒上一插，便什么也不管，径到柜房洗
脸，喝茶，吃饭去了。一切由店伙代劳。酒饭钱，牲口草料钱，自然是从乘客的饭
钱中代付了。
牲口、人吃饱了，喝足了，连知县都不想干的车夫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
蜂拥着从柜房出来，催客人上路。其实，客人们早就等急了，天也不早了。这时，
人欢马腾，一辆辆车赶得要飞起来，车夫坐在车上，笑嘻嘻地回头对客人说：“先
生，着什么急？这是去上学，又不是回家，有媳妇等着你！”
“你该着急呀，”一些年岁大的客人说，“保定府，你有相好的吧！”
“那误不了，上灯以前赶到就行！”车夫笑着说。①
保定到了。自清代咸华、同治以后，保定就是一方重镇，总督所在；同时，文
人也多。清代文学家吴汝纶曾在这里多年主持莲池书院，门人很多。因这时正值清
末，海禁大开，也聘请了一些英文、日文教师在莲池执教，使维新、启蒙之风，盛
极一时。此外，保定地方在历史上还是进入北京的要地。15世纪中叶，即明英宗时，
蒙古部族首领也先进攻北京，就是取道紫荆关，经此北上。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
军的一部，也由刘宗敏等率领，自固关取道保定，进逼北京。建立民国后，保定又
曾成为河北省的省会。
在孙犁进入这个城市求学以后，发现它的市容并不景气。满城的街道坑坑洼洼，
尘土飞扬，显得非常荒凉、破旧和萧条。似乎没有人想到去建设它，也没有人注意
它的市政机关设在哪里，甚至于也看不到一个清扫工。
育德中学地处西郊，有一条坎坷的土马路歪歪斜斜地通向西门。秋冬风沙大，
接近城门时，又冷又烈的风从门洞里直扫过来，人们只好侧身或倒行而过。在转身
的一刹那，还会遭到第二个“冷”的打击：映入他们眼帘的，常常是挂在城门墙上
前一个小木笼，里边装着在那个年代视为平常的，尘封的，血肉模糊的示众人头。
尽管城市荒凉，缺少很多东西，但有一件东西是不缺的，那就是军队。特别是
在西关火车站，不断有杂牌军队驻防。学生们星期天进城，在西门外护城河石桥旁
边的一家澡堂里，常常看到挤满了军人。马路上三五成群的士兵随处可见，他们一
般不带枪枝，而是把宽厚的皮带握在手里。“黄昏的时候，常常有全副武装的一小
队人，匆匆忙忙在街上冲过，最前边的一个人，抱着灵牌一样的纸糊大令。城门上
悬挂的物件，就全是他们的作品。”①从各方面看，保定虽则破败萧索，却是一个
军人的世界。也许这正是这座古城两个不可分割的时代特点。有时候，如果演出什
么重要的场面，那也多半和兵联系着。例如，像当时的张学良这样的重要人物来了，
那就得临时戒严：街上行人，一律面向墙壁，背后排列着也是面壁肃立的持枪士兵。
当时保定最主要的街道是西大街，除去星期天，这里也很少行人，两旁的店铺，
或关或掩，不见有什么生意。有名的市场“马号”里，游人也寥寥无几。这个市场，
高低不平，又很阴暗，各个小铺子里的店伙，呆立在柜台旁边，有的就靠着柜台睡
着了。面对着这样一幅残败景象，南门外大街上几家小铁器铺里传出的叮当声，以
及从西关水磨那里传来的哗哗流水声，反而给这座古城平添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寞
之感。对于这样一座城市，孙犁称它“是一座灰色的，没有声音的，城南那座曹琨
花园，也没有几个游人的，窒息了的城市。”②
但是，正是这座城市，是那时“中国北方除北平以外著名的文化古城。”①它
主要靠几所学校维持着。孙犁所在的育德中学，非常重视教育质量，它不惜重金，
礼聘名师执教。我国创办最早的工科大学——北洋大学，那时每年录取的新生，有
很大一部分来自育德。同时，它不惜工本，培养运动员，一度像舞台上的梅兰芳那
样显赫的篮球场上的明星王玉增，就来自育德。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每期差不多
由它包办。此外，在它培养的学生中，还出了一些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一代
名人的人。不过，在孙犁进校的时候，勤工俭学一事已经名存实亡，学校里虽然附
设着一个铁工厂，又和化学教员合办了一个制革厂，但都没有什么生意，学生也不
到厂里劳动了。
选择与思考
孙犁的学历，和时代的节拍非常吻合：五四运动那一年，他进入小学；在他升
入中学的时候，则正赶上举行北伐革命。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有南方兴起，以度卷
之势，扫荡着半个中国，使他正在求学的这个北方城市也受着深深的震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它播下的种子却在继续发芽、成长。孙犁19
26年入校，开始了四年的初中学习生活；1931年升入高中普通科第一部（类似文科），
于两年后毕业。在前后六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反映着革命迂回进退
的那些时代的激流和潜流，是如何改变着他的学习环境，影响着他的选择和思考。
当革命暂时受挫时，有大批的革命出版物，涌现在这个表面上沉默的城市。孙
犁刚入学时，年龄还小，因为想家，第二年从寒假起，还休学一年，于1928年寒假
后复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像那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开始了“朦胧的觉醒”
①。时至晚年，在谈到那一次休学时，还表示惋惜：“这一年，革命军北伐，影响
保定，学校有学潮，我均未见，是大损失。”不但如此，他还记下了这次革命对农
村的影响：“父亲寄家《三民主义》一册，咸与维新之意。”②可见，那次失败了
的革命，无论对孙犁还是对孙犁的家庭，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1928年孙犁回到学校，一个鲜明的印象是：礼堂内挂上了“总理遗嘱”等标语。
孙犁终于比这些表面文章走得更远，渐渐地，他去阅读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
作和新兴的文学作品了。那时，这类书很多，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无所顾忌地陈列
着，有的还摆在街头出卖，价格也便宜。在一个时期里，孙犁读了《政治经济学批
判》、《费尔巴哈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并用蝇头小楷，在
一本本练习簿上，写满了读书笔记。此外，还读了那时翻译过来的苏联和日本学者
所著的经济学教程，如布哈林和河上肇等人的著作。由于这些著作的引导，他进一
步读了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他觉得，“这些理论，使我接触到比那些经典的哲学
著作更为实际的革命的内容。我读起来也觉得好懂些，更有兴味。”①这方面的论
著，主要有《文学概论》和当时文坛论战的文章，如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
的论战，后来的《文艺自由论辩》等。我们知道，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
论战，主要发生于1928年，那时孙犁刚刚复学，才十五岁。在时代浪潮的催动下，
他（还有他的同代人）显得早熟了。至于“文艺自由论辩”，则发生于1932至1983
年间，是鲁迅、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左翼作家和胡秋原（自称“自由人”）、
苏汶（自称“第三种人”）的论战，那时，孙犁已经升入高中。前后两场论战相距
四、五年之久，孙犁从少年成长为青年，而他对这些论战的关注（当时还有其它一
些文艺论战，想必他也注意到了）是一贯的。他曾经说过，在当时读了那些论战文
章之后，他是站在左翼一边的。
除去这些论战文章，他还读了中国和外国人写的一些唯物史观艺术论著。他读
得较早的有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政策》等，
直到晚年，他在写给别人的信里提到这些书时，还认为“很有价值”②。此外，给
他留下了较深印象的，是厨川白村、藏原惟人、秋田雨雀的著作，以及柯根的《伟
大的十年间文学》。在这些作者中，前三人是日本文艺评论家和作家，后者是一位
苏联文学史家，他的这本《伟大的十年间文学》，论述了十月革命前后至1927年间
苏联文学发展的概况，初由沈端先（夏衍）译出，1930年9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孙
犁认为他的论述很明快，因此读起来很有兴趣。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在北方一个显
得那样衰颓的小城里读到它，说明这类革命书籍的传播的确是很快的。
孙犁家里虽然不算富裕，他还是尽量购买和阅读这类书籍。那时，在保定“有
一家偷印别人家出版物的印刷厂。印刷厂的主持人，后来听说前人家控告下狱。他
翻版的书，数量很大，传播到了北方的各个城镇，甚至乡村，而且大都是革命的书
籍。这个印刷厂在传播革命的种子上，是有些功绩的。”①
当然，在那一时期，也有一些挂羊头、实狗肉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书，使青年人
常常上当。有些杂志，不只名字诱人，封面也用红色，显得非常革命，里面也常引
用马列主义的字句，而实际是反马列主义的。但这毕竟是螳臂挡车，无济于事，青
年人还是从比较中增长了鉴别力。至于孙犁，他在这方面是得到鲁迅文章的许多帮
助的，因为鲁迅先生经常揭露这些貌似革命或伪装马列的骗子手。
孙犁也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驱者们的著作，如《独秀文存》、
《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冯文炳）
的小说、散文，还有一些英、法小说和印度作家泰戈尔的作品。英文方面，他读过
《林肯传》、《泰西五十轶事》、《伊索寓言》、《英文短篇小说选》、《莎氏乐
府本事》。不过，这些主要是做为正课来学习的，在高中时，他开始攻读英语，曾
获得“佳评”。
遵循着他在当时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后来他就专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小
说了。
他是在一些左翼理论著作的提示下去阅读苏联新兴的文学作品的。他最初读的
是曹靖华翻译的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和爱伦堡的《烟袋》。“拉甫列淫夫的
简洁的叙事诗的风格和草原的热风一样的感人的力量，使我非常爱好。爱伦堡的短
篇《烟袋》所包含的强烈的、真实的革命的激情，震动了我，我一直保存这本书，
直到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把它遗失在战场上了。”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
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追求这些东西。后来他还告诉一些青年作家：要多读一些合乎自
己的艺术气质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原来这也是他的起点，他从中学时代就积累起这
方面的经验了。
他也很喜爱聂维洛夫的作品。聂维洛夫是苏联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多写农村
故事，孙犁对他的短篇《一个女布尔什维克》有很深的印象，在《文艺学习》这本
书里，用很长的篇幅向读者做过介绍：十月革命前，善良的玛利亚一直受丈夫摆布，
连丈夫捏她拧她，她也只是用微笑回答。布尔什维克来了，她开始觉醒，后来被选
进了村苏维埃，丈夫要求离婚，她一摆手就答应了。哥萨克兵进入村子，玛利亚转
移到外村工作，传说有人在别的村子里看到过她，又说也许不是她，因为革命后这
样的女人已经很多了。“情节、对话、叙述、描写、结尾，全是讲故事的样子，一
切单纯、一切统一。”“故事在十月革命发生，作者根据那个时期乡间生活的内容
和形式，动态和节奏，制成他的文章。”①在这里，读者又一次看到，成为他后来
的创作风格的那些因素，在他中学时代的阅读兴趣里就已经体现和孕育着了。
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自从1930年1月起，在左联刊物《萌芽》
月刊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后来他买到一本翻印本，还想得到一本1931年鲁迅
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的原版印本，但未能如愿。这在手头不算宽裕、而历来又
持身俭朴的他，只有用求知若渴来解释了。文化史和文字语言学方面的书，他也读
了不少，如：《中国文化史》（杨东莼）、《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白话文
学史》（胡适）、《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修辞学发凡》（陈望道）、《词
诠》（杨树达）、《名学纲要》（穆勒），以及日本汉学家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
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等等。这些书，都出于一代名家之手，差不多代表着当时学
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以此而论，做为中学生的孙犁，确实做到“取法乎上”了。
他那时读书的视野也相当宽广，连吴稚晖、梁漱溟谈人生观、宇宙观方面的书，
也没有忽略。不仅如此，就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如《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
等，他也读过。他还读过一本演述人类发展史的科学童话，书名叫《两条腿》，丹
麦作家爱华尔特（C．Ewald）著，李小峰译，鲁迅校阅，北新书局做为“新潮社文
艺丛书”之一，于1925年出版。一般地说，这些书对于当时的思想界、知识界，也
是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的。
至于古代散文和古代文学、哲学方面的书，他这时自然也是读的，何况，这在
那时的中学国文课中，也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像《四书集注》，庄子、孟子、墨子
选本，楚辞，宋词选本等等，都是那时国文课的常用教材。不过，当时他对那些先
秦诸子的文选或节录，倒没有发生多少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词，如《南唐二主词》、
李清照《漱玉词》、《苏辛词》等等。这些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做为“学生国学丛
书”印的选注本。
他之所以喜欢词，和读小说时接触的诗词歌赋有关，如《红楼梦》里的葬花词，
芙蓉诔，《水浒》里鲁智深唱的寄生草等等，都使他一度为之倾倒，以为是人间天
上的绝妙好文章，乃至背诵抄录，爱不释手。接着，他又读了《西厢记》和近人著
的浅近文言小说，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沈复的《浮生六记》。当时，他被
这类凄冷缠绵的文字吸引住了。对于这一现象，他做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浪漫主义
的解释：现在想来，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
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
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
一件事物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①应该说明，他喜欢读这些“绝妙
好词”和“红袖罗衫”的文字，主要是在初中时期；初中毕业以后，他就被上述那
些社会科学著作和新的文学作品完全吸引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报纸和杂志也成
了他广泛涉猎的对象。所读报纸，主要是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也
读天津的《益世报》和北平的《世界日报》。他主要是读副刊。当时《申报》副刊
《自由谈》由黎烈文主编，多登杂文，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巴金等都在上
面发表过许多文章。尤其是鲁迅用各种署名发表的杂文，很引读者注目。孙犁因为
读得多了，竟能认得出哪些是鲁迅的化名文章。《大公报》的副刊是《文艺》，沈
从文等主编，多登创作，经常写稿的有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冰心、老舍、沈
从文等。这个副刊，也是他很喜欢读的。
他读的杂志有《小说月报》、《现代》、《北斗》、《文学月报》等文艺性刊
物，也有《东方杂志》、《新中华》、《读书杂志》、《中学生》等综合性杂志。
当时《读书杂志》正讨论中国社会史问题，引起了他的关注和兴趣。此外，他也读
《申报月刊》和《大公报》出版的《国闻周报》。
以上便是孙犁在中学时期的读书状况。人们可以看到，在“五四”以后，我国
出版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新的书刊潮水般涌向全国大小城市（甚至还有
乡镇），选择着那些头脑敏感的青年。就孙犁来说，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他的课外读
书活动，惟其如此，也就更可以看出他的选择性，——在时代的作用下，书和读者
从来都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因此，孙犁这样总结着他在育德中学时的读书生
活：无论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个人的爱好，
都要受时代的影响与推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
“一·二八”事变发生。在这几年中，我们的民族危机，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保定地处北方，首先经受时代风云的冲击。报刊杂志、书店陈列的书籍，都反映着
这种风云。……①这样，很快就把他先前爱好的那些南唐词、《西厢记》“冲扫得
干干净净”。虽是“生吞活剥”，他也觉得还是那些社会科学著作，能够给他解决
一些当前现实中令他苦恼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啃”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大著
作——如《费尔巴哈论》等时，要用蝇头小楷，记下一本又一本的笔记了，而这时，
他还只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高中学生。
早熟
育德中学有一个铅印刊物，名称就叫《育德月刊》，它的文艺栏经常刊登学生
的习作。孙犁的作品变成铅字，是从这个刊物开始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初中学生。
关于这层文字因缘，还得提起他当时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
谢先生是海音社的诗人，他出版的诗集有袖珍月历那样大，这证明他是“五四”
以后的新派人物：……但他教课，却喜欢讲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
另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从预备室走出来，除去眼睛总是望着天空，就是挟着
一大堆参考书。到了课室，把参考书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检阅，下课时又照样
搬走，直到现在，我也没想通他这是所为何来。
每次发作文卷子的时候，如果谁的作文簿中间，夹着几张那种特大的稿纸，就
是说明谁的作业要被他推荐给月刊发表了，同学们都特别重视这一点。
那种稿纸足足有现在的《参考消息》那样大，我想是因为当时的排字技术低，
稿纸的规格必须符合刊物实际的格式。
在初中几年间，我有幸在这种大稿纸上抄写过自己的作文，然后使它变为铅字
印成的东西。高中时反而不能，大概是因为换了老师的缘故吧。①他在那上面究竟
登了些什么呢？据他在1980年秋天答《文艺报》记者问时说：“我写的第一篇小说，
发表在保定育德中学的校刊《育德月刊》上，时间大概是1929年。那确实是一篇小
说，因为这个月刊的文艺编辑是我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他对文体要求很严，记
得一次他奖许我另一篇作文，我问他是否可以发表，他说月刊上只登短篇小说，这
一篇是散文，不好用。但是那篇小说的题目我忘记了，内容记得是写一家盲人的不
幸。我的作品，从同情和怜悯开始，这是值得自己纪念的。第二篇发表的是写一个
女戏子的小说，也是写她的不幸的。”②
这些作品多已散佚，读者不容易看到了。令人高兴的是，前几年居然由北京师
范大学一分校中文系青年教师傅桂禄，从茫茫书海中找到了两篇。为使读者一饱眼
福，略做介绍如下：
其中一篇的题目是《孝吗？》，发表于1930年出版的《育德月刊》二卷五期。
它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朝鲜青年秋影，要领导一次群众示威，但是恰逢慈母病卧不
起，危在旦夕。面对家、国矛盾，秋影未免临事踯躅，举棋不定。正在这时，这位
深晓大义的母亲，却忍受病痛，勉励爱子以全国同胞的生死为重，去领导这次示威，
否则，那就真正陷于“不孝”了。秋影闻此，自然痛苦非常。不料老人一语才罢，
竟自含笑而逝，秋影也满怀激愤，“拿起手枪，走到战场”。另一篇的题目是《弃
儿》，载同卷《育德月刊》九、十两期。它写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某村外的一个
苇坑内聚集着一大群男女，正在看一个被抛弃的冻僵了的私生子，同时发着各式议
论。有位举人老爷，态度尤其激昂，他正同几个老先生大骂“人心不古”，慨叹
“做此事者，既有伤礼教，且败本乡之乡风！”忽然，他家的女仆跑来报告：大少
奶奶死了！正在骂得起劲的举人，闻讯色变，立刻气急败坏地回家去了。原来这个
弃儿，正是这位寡居多年，而且挂了贞节匾的大少奶奶生下的。十七岁的少年作者，
在故事的末尾以这个“可爱的小脸上，露出悲苦的气色”的弃儿的名义，向旧社会、
旧道德发出了控诉：“他知道了人类是残酷的，是被旧道德之魔，吃去了仁慈的本
性的。他望着天，好像说：‘上帝！你播下了我这小小的种子，被残酷的人类踏死
了。’”
这两篇小说，是孙犁的“少作”。他写这些“少作”时的年龄，比鲁迅写《斯
巴达之魂》等“少作”时的年龄更小。鲁迅把自己的包括他“五四”前夕写的那些
新诗在内的作品，都称为“少作”，说它们是“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
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①孙犁这两篇“少作”，
恰恰也表现了他“婴年的天真”：前者借助朝鲜故事表现青年人的革命思想，显得
很是单纯可爱；后者在揭示礼教“吃人”这一新文学的战斗性主题时，发出了一个
少年赤子的人道主义的呐喊。这两点，都有助于读者了解孙犁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
最初萌芽及其特色。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遇到了另外一位国文老师。这位老
师看来和谢采江先生正好相反，是个旧派人物。他叫孙念希，是清朝的举人，在衙
门里当过多年幕客，据说写的公文很有点名堂。他给学生的讲义，不少是油印的呈
文、电稿，也有少数他作的诗词。他还让学生各买一部扫叶山房石印的王先谦的
《韩非子集解》，四册一布套，粉连纸，读起来倒也醒目、方便。但他上国文课时，
很少讲解，主要是领读，一边念，一边说：“点！”念过几句，又说“圈！”学生
拿着毛笔，跟着他的嘴忙个不停，等到圈、点完了，这一篇就算完事。他还要学生
背书，期终考试，总是默写。这做法很令学生厌恶，孙犁曾有两次拒考，因为期考
和每次作文分数平均，他是满可以及格的。不过这样一来，给这位老先生留下了不
良印象，后来孙犁在北平流浪，曾请他谋职，他还悻悻于往事，好像这位学生失业，
是因为没有默写古文的缘故。
其实，中学时代的孙犁，数理成绩虽不见佳，在文科，尤其是国文方面，却具
有浓厚的兴趣和优异的才能。但这位老师的教学方法，在这个聪明的学生身上只产
生了如下效果：背诵了好久，对于一部《韩非子》，除去一些篇名，就只记得两句
话，其一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其二是：“色衰爱弛。”至于为什
么只记得这样两句，他自己也觉得是个谜，“说也奇怪，这两句记得非常牢，假如
我明天死去，那就整整记了五十年”：
老师的公文作品，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不知他从《韩非子》得到了什么启示。
当时《大公报》的社论，例如《明耻教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篇，那种
文笔，都很带有韩非子的风格。老师也常常选印这种社论，给我们做教材，那时正
值“九·一八”事变之后。
老师叫我们圈点完了一篇文章，如果还有些时间，他就从讲坛上走下来，在我
们课桌的行间，来回踱步。忽然，他两手用力把绸子长衫往后面一搂，突出大肚子，
喊道：“山围故国——周遭在啊，潮打空城——寂寞回啊”，声色俱厉，屋瓦为之
动摇。如果是现在，一定会引起学生的哄笑，那时师道尊严，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
有时也感到悲凉，因为国家正处在危险的境地。①是的，当时整个国家民族正处在
危难时刻，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连续发生，像两颗炸弹，在
年轻人的心灵上掀起轩然大波，许多重大迫切的问题，涌到学生们面前，要求他们
作出解答。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读书日程表，甚至以实际行动
参与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育德中学的南边是河北大学，河北大学的东边，隔一条
马路，就是保定第二师范，“在那灰色的大围墙里面，它的学生们，正在进行实验
苏维埃的红色革命”①。这里说的，就是当时震动了华北的保定二师学潮。对于这
次学潮，梁斌的《红旗谱》作了很真实的艺术描写。下面是孙犁的回忆：那年，第
二师范的同学们起来革命，发动护校斗争，反动军警包围了这所学校，同学们威武
不屈。
这是当时为广大学生界关心的现实斗争。那时上海左联办的《文学月报》第五、
六期合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福地》的小说，描写二师的同学坚持护校，把校园
的草都掘着吃了，河北大学的同学们，买好大饼，用掷铁饼的劲头，隔着围墙、马
路，抛到第二师范的院里。时隔几十年，我对这篇作品的印象还非常清楚……②
自然是现实的刺激使他对这篇小说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那样的环境里，
尽管他在课堂上诵读着《韩非子》（说实在的，他对这部书还是喜欢的），按照老
师的要求用古文写文章，在课下，他可是去读《子夜》，并用晓畅的白话文去写论
战的文章了。
他先在图书馆借了一本《子夜》。按照他的说法，“20年代和30年代的交接期，
是革命思想大传播的时代，茅盾同志创作《子夜》，也是在这种潮流下，想用社会
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力图以这部小说
来推动这个伟大的潮流。”①作为中学生的他，也是从这个想法出发，去写论战文
章的。
他写的是一篇读书心得，投给了开明书店办的《中学生》杂志。稿子被采用了，
登在1934年1月第四十一号上，这时他已临近毕业了。文章的题目表示着他的思考力
已经走向成熟——《〈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如果不是预先
说明，谁会猜得出下面的论断竟是出自五十多年前的一个中学生之手呢？——关于
中国经济性质，争论已有四五年之久，而在1931年以读书杂志为中心战场，开展了
肉搏的斗争。这并不是说，因为读书杂志的论战才有这样热烈的论争，反是因为此
问题的日见严重迫切，才产生了这些论战场所。
……
“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是人人要求解答的问题。虽然论争
了这么长的时间，虽然各派有各派固执的答案，然而截至现在，还没有得出一个
“大同”的结论来。
《子夜》的作者是文艺家，他企图解答这个意见分歧谜样的问题，颇值得我们
注意；同时，作者以客观写实的手笔，来描述现社会的情况，不作闭户凭空的理论
制造，更是值得我们来研究。不过稍为感到一点缺陷，就是《子夜》偏重都市生活
的描写，而忽略了农村经济的解剖。……不用再抄下去了，我们不妨说句过分的话：
这很像是孩子操着成年人的语言向社会讲演——时代的暴风雨倾注在祖国的土地上，
它的确迫使那一代“幼苗”过早地长大、成熟了。这样也好，庶几可以应付环境的
挑战。就孙犁的文学道路而言，这篇论战文章，正如前面讲到的那两篇小说一样，
最早地显示了孙犁的另一个“源流”——文艺批评的源流。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
来，孙犁是集创作家与评论家于一身的，如他自己在提到这篇短文和另一篇短文时
所说，“尺泽源流之短浅，由来已久，不足为怪矣！”①值得他自己纪念的是，开
明书店寄了二元钱的书券，做为稿酬。他就用这钱向该店买了一本《子夜》，书是
花布面黄色道林纸精装本，他一直珍藏到抗战，才为环境所迫，毁于堂灶。
顺便交代一笔：孙犁和茅盾并不熟识，但一直读他的书。
还在念初中的时候，他读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学生国学丛书”《庄子》，就
是茅盾选注（署名沈德鸿）。不久，又读了他的《蚀》三部曲——《幻灭》、《动
摇》、《追求》，从中看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群像。后来，当
《春蚕》、《林家铺子》等在《文学》上发表时，孙犁就读过了。除了创作，茅盾
自然也是名重一时的批评大家，他的理论文章，孙犁也很爱读。在文坛上，他们是
两代人，虽然几乎不曾见面（孙犁只在解放后听过他的一次报告），但孙犁对于他
所景仰的这位前辈作家，却是“神交”已久了。
无花果
在育德中学操场的西南角，临街盖了一排教室，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在孙犁读
高二的时候，他的要好的同班同学张砚方，被学校任命为平民学校校长。这位同学
看见孙犁常在校刊上发表小说，就聘他去教女高小二年级的国文，并做级任。这件
事，成了孙犁正式迈向社会、“战取”人生的一次小小的演习：
被教育了这么些年，一旦要去教育别人，确是很新鲜的事。听到上课的铃声，
抱着书本和教具，从教员预备室里出来，严肃认真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学生也
不多，只有五六个人。她们肃静地站立起来，认真地行着礼。①平民学校的学生年
龄都较大，时代的风雨同样侵袭着这些求知欲很强的女孩子们。平民学校地处育德
一隅，正对着保定第二师范，无论是墙外正在进行的苏维埃红色革命的实验，还是
社会上救亡图存的呼声，都不能使这些女孩子们冷静下来。面对着和他的年龄相差
无几的学生们，孙犁的讲课总是力图感应着时代的神经。他写了韩国志士谋求独立
的剧本（他的有些剧本也发表在《育德月刊》上），给她们讲了法国和波兰的爱国
小说，后来又讲了反映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
每当孙犁走进教室，前排中间座位上的一个学生就喊起行礼的口令来。这是班
长王淑，声音沉稳而略带沙哑，但很温柔动听。她身材矮小，面孔很白，左腮有个
小小的疤陷，不知为什么，这反而增加了那张面孔的清秀和娇媚。尤其是那双又黑
又大的眼睛，在她的有些下尖的小小脸盘上，显得特别富有魅力。油黑的短头发从
两边分下来，紧贴在双鬓上，使得那张本来就不大的脸，更加白皙、紧凑。嘴也很
小，丰厚的下唇，不仅没有给这张脸带来任何不谐调感，倒平添了它的温厚。是的，
王淑的性格确实很是温厚，她说话的时候，总带着微微的笑。孙犁很喜欢这个学生：
“她非常聪明，各门功课都是出类拔萃的，大楷和绘画，我是望尘莫及的。她的作
文，紧紧吻合着时代，以及我教课的思想和感情。有说不完的意思，她就写很长的
信，寄到我的学校，和我讨论，要我解答。”①
事实上，丘比特的金箭已经悄悄地射中了这对青年人的心灵，因此，这种讨论
或解答是不会终结的。但是，还没有等到他们之间的爱情开花结果，严霜就无情地
打在他们身上了。
育德中学的校长，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后来据说成了国家主义派，专门办
教育了。这位校长道貌岸然，长年身着袍褂，很少和人谈笑。他住在学校第二层院
的正房里，常常在小小的庭院里散步，而且仅限于自己门前那块地方。1927年以后，
在周会上能听到他的清楚简短的讲话。此外，他就没有给人留下更多的印象。在这
样一位校长的统辖下，学校难免不有较重的道学气。
与校长相映成趣的，是西装革履、一脸杀气的训育主任。据说他当过连长，走
起路来，眼睛平直前望，迈出的步子，慢而造作，活像仙鹤。这样的人，却摆出师
道尊严的模样，左规右矩，仿佛连走路都要给学生树立楷模。他的办公室，设在学
生出入必须经过的走廊里，他坐在办公桌旁，就可以对出入校门的人一览无余。他
觉得这还不够，那必经之地的走廊，便成了他经常来回踱步——自然是作仙鹤状—
—的地方。这样的校长和训育主任，正好相互填补起对方的“造化”之缺，由他们
共同张起的网，足够对付那些涉世不深的少男少女了。训育主任办公室的对面，就
是学生的信架，“每天下午课后，学生们到这里来，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有一天，
训育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用简短客气的话语，免去了我在平校的教职。显然
是王淑的信出了毛病。”①从此，孙犁不能再到平校上课了，但是，他和他的学生，
另有一道训育主任无法掐断的热线。平校和孙犁读书的大楼，隔着一个操场，每当
课间，王淑总是拉上一个同学，站在她们教室的台阶上，凝目北视，而这时孙犁也
总是凭栏南向：我的讲室，在面对操场的那座二层楼上。每次课间休息，我们都到
走廊上，看操场上的学生们玩球。平校的小小院落，看得很清楚。随着下课铃响，
我看见王淑站在她的课堂门前的台阶上，用忧郁的、大胆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
向我们的大楼之上。如果是下午，阳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顾同学们从她的身边
跑进跑出，直到上课的铃声响完，她才最后一个转身进入教室。①王淑住在保定城
内白衣庵巷的一个大杂院里，家里只有一个寡居的母亲，日子过得很艰难。孙犁后
来才知道，这样的家境应该划入城市贫民。不知她的祖上是否阔气过，像她家那样
的城市贫民，总要照顾一下生活的体面。因此，王淑在家也许吃不饱，但出门时，
还是有一件能够展示她的少女丰姿的像样的衣服。如果是冬天，还有一条宽大漂亮
的毛线围巾，披在她的小巧、浑圆的肩上。不只是王淑，这在那时任何一个像她这
样家境的女孩子，都会采取的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眼病，王淑后来住进了外国人开办的思罗医院，这时孙犁才又知道，她家
原来是教民。童年时和他一起挖野菜的盼儿及其一家入教的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尚
深，他当然明白，王淑家里入教，也是为了得到生活上的救济。他到医院去看望了
她：
……她用纱布包裹着双眼，像捉迷藏一样。她母亲看见我，就到外边买东西去
了。在那间小房子里，王淑对我说了情意深长的话。医院的人来叫她去换药，我也
告辞，她走到医院大楼的门口，回过身来，背靠着墙，向我的方位站了一会。①这
是我们知道的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王淑蒙着双眼，并看不见他；但当告别时，
她那背靠着墙向来客的方位伫立的姿态，一定给孙犁留下了“望眼欲穿”的印象吧？
故事还没有完，还有剪不断的情思，这些就都变成了信：我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
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我的信写得都很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
多热情的话。她家生活很困难，我有时还在信里给她附一些寄回信的邮票。但她常
常接不到我寄给她的信，却常常听到邮递员对她说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并不了
解她的家庭，我曾几次在那个大杂院的门口徘徊，终于没有进去。我也曾到邮政局
的无法投递的信柜里去寻找，也见不到失落的信件。我估计一定是邮递员搞的鬼。
我忘记我给她写了多少封信，信里尽倾诉了什么感情。她也不会保存这些信。至于
她的命运，她的生存，已经过去五十年，就更难推测了。①“九·一八”事变后，
大敌当前，国运危殆，忧国忧民的青年男女们，自己也前程未卜，命途多舛。所以，
这场恋爱便只酿成了一个无花果。
孙犁自己也说，这是“30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
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②。不过，关于这段故事，还有些余波，也一并记在
这里：一是王淑的母亲曾到育德中学找过孙犁一次。想来这位寡居的老母，也曾希
望为女儿的终身大事起些促成作用吧。再就是1936年，当孙犁在同口教书的时候，
他的同事侯士珍（河北省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给他看一张保定出
的小报，上面登载：王淑随一军官离家潜逃，后来在舟中被人追回。看了这个消息，
孙犁惘然无对……但对王淑，就是到了晚年，他在担心的同时，也仍然做着好梦，
为她祝福，也为使自己感到欣慰：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
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种苦雨愁城，枯柳败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扫而光。①
但愿如此吧。
天作之合
上面谈的那个“无花果”的故事，全部是孙犁自己向读者的“交心”材料。其
实，他在1929年还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
他是先此两年即1927年订婚的，女方是本县黄城人，姓王。那不是一个浪漫故
事。说起来也有些“奇”，至少是“天缘凑巧”了。
算起来，订婚那年，“她”——旧时农村妇女没有名字，我们就这样称呼了—
—是十七或十八周岁，长孙犁三、四岁，正合乎“女大三，抱金砖”的老习惯。是
一个夏季的下雨天，黄城村东方向走来两个以说媒为业的妇女，雨已经淋湿了她们
的衣裳。她的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位，这时正在临街的门洞里闲坐，便也让她们到门
下避雨，顺便问道：“给谁家说亲去来？”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介绍了一下，笑着问：“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媒人得到这爽快的回答，
来回跑了几趟，亲事便说成了。
按照旧式婚姻的风俗，新郎新娘的首次会面，应该在拜过天地，新郎为新娘揭
去头盖之后。但是孙犁却在结婚以前见过了他的未来的新娘。这个礼俗上的小小
“改革”，给这场旧式婚姻增加了一丝“新”的色彩，至少在形式上是得到了双方
心理上的满足和默许。
下面就是孙犁记述的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定婚后，他们村里唱大戏，
我正好放假在家里，她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相
相媳妇。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
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姑姑叫着
我的名字，说：“你就在这里看吧，散了戏，我来叫你家去吃饭。”
姑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
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那时姑娘们出来看戏，虽在本村，
也是套车送到台下，然后再搬着带来的板凳，到照棚下面看戏的。①就这样，这位
好心眼的姑姑做了第二个“月下老人”。结婚以后，“月下老人”常拿这件事和侄
媳妇开玩笑，侄媳妇却笑着说姑姑会出坏主意。
当地的习惯，结婚后的农历年节，要去住丈人家，这在那时被看做人生一大快
事，与金榜题名相等。因为是“娇客”，不只吃得好，而且有妻子的姐妹兄弟陪着
玩。在正月，也许是一起摸纸牌，也许是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在这样的
场合里，“娇客”纵然风流不似怡红公子，论起尊贵，却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众星拱焉”。
但是孙犁对这些事全无兴趣。岳家外院有一间闲屋，里面有几部旧书，也不知
是哪一辈传下来的，满是灰尘。孙犁不管这些，他把书抱回屋里，只管埋头去看，
别人叫，妻子催，他也不动。这样一来，村子里对这位“娇客”有了两种看法：老
年人夸，说他到底是个念书人；姑娘们骂，说他是个不合群的书呆子。
书呆子自有书呆子的见识和主张。结婚后，他教妻子认字。有一天，他指着洞
房里贴着的“天作之合”四个字教她认。她果然很有慧心，点头笑着说：“真不假，
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妻子对孙犁的帮助也很大。他曾郑重地说：他的语言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
言对他的创作影响最大。母亲去世后，就是他这位少年结发的妻子了，“她的语言，
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①
孙犁的妻子不是名门望族，但是，她生长在那样的年月里，自然有着很深的礼
教观念。结婚多年后，有一次孙犁路过她家，想叫她一同回东辽城。她矜持地说：
“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孙犁只好一个人走了。
她在娘家是小闺女，难免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没有下过场、下过
地。到了婆家，缺乏男劳力，婆婆一向是下地干活的主力，这时有了一个帮手，自
然也得把她捎上。婆婆爱打早班，尤其麦秋两季，听见鸡叫就叫起她来做饭。当时
农村很少人家有钟表，有时饭做熟了，天还不亮，自幼没有干过重活、又太年轻的
她，颇以为苦，回到娘家，不免啧有烦言，甚或哭诉。她父亲问：“婆婆叫你早起，
她也起来吗？”
“她比我起得更早。还说心疼我，让我多睡了会儿哩！”“那你还哭什么呢？”
……
婆婆其实也真疼爱她。知道她力气不足，就对她说：“人的力气是使出来的，
要伸懒筋。”
她不只言传，而且身教。有一天，带她到场院去摘北瓜，摘了满满一大筐：
“试试，看你背得动吗？”婆婆说。
北方的筐有一个高高的筐系，是用肩和背部的力量搬运物品。现在是沉甸甸的
北瓜，虽然不可能装满到筐系那里，重量却也不轻。
她并没有忽视。她半蹲下身来，将筐系套在肩上，然后猛地用力一站——要领
完全对，可她还是弄了个后仰，北瓜滚了满地，她也沾了满身土，站起来哭了。
婆婆倒笑了，自己把北瓜重新一个个装好，背好筐，带上她回家去了。
农村婆媳关系一向很难谐调，但这老少两代，不像婆媳，倒像母女……
孙犁没有承受旧式婚姻的痛苦，这要感谢命运之神的安排。关于这对“天作之
合”的夫妻的故事，这里仅仅是开头。良宵美景也罢，凄风苦雨也罢，反正来日方
长，余下的部分，只好放在以下的章节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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