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批判者

    有无社会批判思想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与现存社会或制度亲疏距离的重要指标。
换言之，一个知识分子有无改造社会的进取愿望往往取决于他首先是否具有对旧社
会、旧制度或旧事物的批判勇气和精神。王韬对现存社会腐败现象与制度的批判在
深度与广度上大大超过了前辈和同辈思想家。

    王韬的社会批判思想发轫于上海时期。其时，他科场失意，家境穷困，“佣书
西舍，贱等赁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从他此时所留下的文字
看，他至少已对清朝的科举制度和清朝官员文恬武嘻、专事搜刮民脂民膏提出了谴
责。比如，他的诗文中有一首《我生》诗这样写道：

    我生早知有此日，祸福倚伏如相因。

    寇灾即由吏治始，积弱生玩多因循。

    朝廷粉饰讳兵事，保疆一切等具文……

    往谈经济何慷慨，迎合主旨原非真。

    眼看四郡成白骨，偷活局外置弗闻。

    这是对清王朝不筹国政、不顾民生、因循苟且的强烈控诉。

    然而，上海时期王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功名不就和怀才
不遇经历的愤激之词与情感发泄，牢骚多而理性少，缺乏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也正
因为此，王韬在愤激之余，行动上仍摆脱不了对封建制度和清朝官吏“一步三回首”
的眷念之情。1858  年，他上书当道，说自己是“不甘冯驩之无能，有类毛遂之自
荐”，期冀对方不计资格拔摧他于平民布衣之中。

    1859  年，他又重温故技，赶赴昆山应清朝的江南年考。这些举动表明王韬还
在时时期望通过上书他所不满意的清朝官员和参加他所厌恶的科举考试以挤进统治
阶级的行列，分取封建宴席上一杯残羹。他对旧社会、旧制度、旧阶级还没有失去
最后的希望。

    王韬对社会现实的全面而系统地批判严格来说是从他流亡香港之后开始的。一
方面由于清廷的通缉彻底打破了他对大清王朝的幻想，阻断了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
眷恋；另一方面由于他更广泛地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刷，世界观和认识水平都有了明
显的变化。香港时期王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无论从触及的广度、深度讲，还是从
态度的坚定、言词的激烈讲，都远远高于他在上海时期所能达到的水平。

    成熟时期王韬的社会批判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揭露清朝官场“上下交征利”的腐败恶象。

    王韬直言不讳地指出，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得了大病的社会。它不
仅外表百孔千疮，到处溃烂，而且内部气血不足，亏虚严重。他诊断道：“脂膏日
削，厥病日。国家自军兴以来，括天下之财赋以填巨壑，民生益蹙，国计益敝……
此犹饮鸩汤以疗渴，进猪芩以养生，暂犹不可行者也。邪炽髓竭，变而为，及今不
治，其证将殆。”王韬在这张诊断书里虽没敢断然宣布大清王朝得了不治之症和必
然要寿终正寝，却也毫不客气地暗示了“及今不治”，清王朝就有可能走入它的墓
地。

    不只是封建国家肆无忌惮地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各类贪官污吏也想尽办法对
人民敲榨勒索。王韬对后者尤为痛恨，鞭挞不遗余力。在他看来，清朝官场是中国
社会最肮脏的地方，是一个升迁、调补、荐举“皆孔方兄为之斡旋、阿堵物为之居
间”的“利世界”。他无比愤怒地写道：“便辟侧媚，结纳逢迎，误以为能；趋承
奔走，攀附簧缘，误以为勤；于是避瘠趋肥，舍难就易……视廨字为传舍，利膏血
为钓饵，请托公行，货贿昼入，诌谀成风，钻刺得志。势炎可灸，廉耻丧尽，未有
如今日者也……今日之财，上不在国，下不在民，而一归诸墨吏。官为言利之门，
衙署中有市道焉。苞直肆行，簠簋弗饬，其显焉者也，不足为病也。巧取豪夺，穷
搜极访，婪索万端，不饱其囊囊不厌其欲壑而弗止。彼此交证无非牟利也，宾朋相
接无非谈利也。内自部员，外自上宪，利不至则官不显，上下蒙蔽，刑不加，罚弗
及，肆然无忌，而日取盈焉。问有为民者乎？无有也。惟知有利而已矣！”官与官
之间既然是“货贿昼入”，利来利往，那就免不了官对民剥膏吸髓。因为，“大吏
之利取之于小吏，小吏之利必然取之于民间”。王韬以江南收僧为例，揭露清朝各
级官吏“朘民脂膏”的情景说：

    昔者江左之敝，坏于官者一，坏于吏者三。其最大者日漕政。一邑之粮，握其
权者为漕总，其余以次递分其羡，至于官者十之六七而已，至于京师者十之四五而
已。一郡之吾役，大邑数千，小邑亦数百。魁其曹者日管班，出入裘马，僭侈无度，
非骏诸民，何以为生？

    在封建官府和贪官污吏的双重压榨下，人民生活犹如雪上加霜，自然免不了
“各怀一心”，与封建政权离心又离德。王韬看到了这一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民心思乱是中国社会农民起义“此剿则彼炽”的根因，“盖今日之盗，即昔日之民
也”；“今日之民，即可为后日之盗也”，是封建国家及其官吏的倒行逆施才把温
和的小民变成了敢于挺而走险犯上作乱的“盗贼”。

    （二）抨击清朝官吏的颟预不灵和保守僵化。

    在王韬看来，清王朝不仅患了“脂膏日削”的“  ”症，而且患了血脉不通、
麻木不仁的“痼”疾。这个“痼”疾的特征是上下因循苟且，保守僵化，万事墨守
成规。王韬揭示道：“拘牵义例，厥病日痼，今天下内事动持干部议，外事一由于
吏手，即有新法美意可以施诸实用者，偶不合于成例，辄为部议所格。老成持重者
为精能，沓冗畏事者为历练，而英敏不羁畸异不群之士概无由进……其用人也，一
循以资格，不问其才否。持身自固，蒙蔽日深。”在这里，王韬显然已经看到政治
僵化必然带来官僚阶层的不求进取和人才的全面危机，而后者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缺
乏生气和难以前进的主要原因。



    政治僵化、血脉不通、陋现成例泛滥不仅消磨了官僚阶层的锐气，阻塞了人才
的进路，而且影响了行政效率，便利了“蠹吏”从中弄权受贿，营私舞弊。王韬剖
析说：“自汉至今，几二千余年，人情之诈伪极矣，风俗之浇漓至矣。律例繁多，
刑狱琐碎；文法之密，逾于网罗；辞犊之多，繁于沙砾。

    动援成法，辄引旧章，令入几无所措其手足。各直省享报之案，虚诩缘饰，百
无一真，而更益之以六部之律例纷坛，互相牵制。不知此特便于吏肯舞文弄法，索
贿行私，以上下其手而已。非待不能为治，且足以坏政体，而于经国治民毫无裨补。”
鉴于律例繁文和“蠹吏”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危害，王韬一生从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
厌恶和痛恨。他几乎是带着一种“准革命”的心态来呼喊废除一切繁文律例及依其
为生的胥吏的：

    繁文缛节，亦指不胜屈，要不过徒乱人意耳。故吾尝日：吏胥所据之部例，士
子所习之时文，皆可尽付之祝融虐焰中而后大快也。

    然则废律例之繁文而用律例之精意当若何？曰：今天下之所谓吏者，必尽行裁
撤而后可。

    内自京师，外至直省，大自六部，小至州县，举二百余年来牢不可破之积习，
悉一扫而空之……

    凡昔日之拘文牵义，以一字为重轻，借片言为轩轻，得以上下其手者，悉付之
于一炬而后大快。

    但王韬并不是一个完全不要法治的自然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他所要反对的
是律例泛滥和晋吏横行所引起的政治奎塞不通和麻木僵化。透过矫在过正的语言，
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呼唤的是一种有效率的纯净的简明政治。

    他在《变法中》一文中曾明白地说：“拘牵文义，厥弊日滋。动日成例难违，
旧法当守，而一切之事都为其所束缚驰骤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无奉法之实也。
是不如减条教，省号令，开诚布公，而与民相见以天也。”这里的“减”、“省”、
“开诚布公”等显然都不是虚无主义的概念。

    王韬十分推崇中国汉代初年君与民关系简朴而又政通人和的局面。他说，当年
汉高祖刘邦入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其言直接简单，而其效果则是“感于人心已至于泱肌肤，沦骨髓”。所以治天
下不在于律例之多寡，而在于是否与民同休戚。王韬建议清朝统治者不妨对现存的
一切律例和繁文缛节来一次全面的审查。凡属过时无用或阻碍行政效率者一概废除
之；其有效可行者张榜公布天下，使全国官民咸有所遵循。

    王韬断言，一旦清朝统治者如此而行，国家政治就会步入稳定而有效率的蓬勃
发展的光明大道。

    （三）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如果说中国官场的黑暗腐败和守旧僵化是中国社会贫穷落后、内优外患迭起的
灾难之源，那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官场这种令人哀叹的局面呢？

    王韬的卓越之处在于，他透过官场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看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
度不可克服的弊端。他在这一方面所发表的议论是他的社会批判思想的最辉煌之处。
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内容，我们才说王韬在香港时期的社会批判思想既超过了他在上
海时期所达到的水平，也超越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思想家社
会批判的框架。

    王韬认为，中国官场一切恶象丑态都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君权太隆，民权太卑。君太隆民太卑则无疑会造
成上下之情不能相通的“隔阂之局”。这就使处于君与民之间的官僚有一个欺下瞒
上的“结构空间”。此一空间是腐败得以滋生漫延的温床。他在《重民下》一文中
分析说：

    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
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
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歉频仍，赈
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币抚恤，官府徒视为惧文，吏晋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
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听远，果孰得而告之？

    即使一二台谏风闻言事，而各省督抚或徇情袒庇，回护模棱，卒至含糊了事而
已……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膏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饱，飞而扬去；其能实
心为民者无有也。

    吏治败坏，“  病”、“痼病”日深，原来是和秦王朝建立以后封建君主专制
制度的不合理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的原因，前者是后者的自然结果。王韬在
这里的深刻分析，锋芒所向已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本身。

    封建专制制度的第二个特点是官僚权力结构呈自上而下的垂直隶属形态。在封
建专制制度下，官员“听上不听下”，上一层官员是下一层官员的“家长”；下一
层官员则又是小民百姓的“父母”；官员的升迁不是由政绩或民意来决定，而是由
上司的好恶来决定。这一点正是贪官污吏敢于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作威作福
和昏官庸官能够消遥自在、如鱼得水的前提。

    王韬指出，今日中国“其君子则多狃于因循，其小人则渐趋于浇薄”，“寡廉
鲜耻，各怀一心”，这并不是“运会之使然”，也不是由于人们“天良之尽汩也”，
而是由于民意太贱，“在下者”太不受重视。而“在上者”又往往“只以情面为瞻
徇，请托为引援”，于是便免不了官场“钻营奔竞，夤缘攀附，苞苴公行”。王韬
诘责道：“其所谓贤者未必贤，所谓才者未必才，官方何由澄叙，宦途何由整肃哉？”
封建专制制度的第三个特点是君臣关系过分紧张，不合人性，两方相互猜忌，相互
防范。君主专制制度既然是建立在一家一姓的“家天下”原则之上的政治制度，它
就无法避免君臣之间的权力攘夺和阴谋斗争。处在权力顶峰的君主时时刻刻提防着
臣下的篡权，因而设计出许多旨在“削平反侧”、“防患未然”的政策、策略和措
施来监视和防范群僚百官。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这方面的恐惧特
重，其防范措施也尤为严密。如清朝官制规定，官员不得在本籍为官；在他乡为官，
一地亦不得超过三年等等。

    明显得很，这一规定的实质就是阻止“官”与“民”相通，割裂“官”与“地”
的联系，以防止形成对家天下的可能性威胁。王韬的批判之笔触及这一君主专制制
度的“制度性弊端”，指出中国官场因循苟且、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等正与此一
“制度性弊端”互为表里和互为因果。他说，当今之世无好官良吏久矣，究其原因，
则为“久任专任之法坏也”。三年一易，经年一调，甚至仕若转环，不数月而去任，
必然造成“吏无固志，视廨字为传舍，量肥瘠为戚愉，循资计日以冀迁改。其所设
施，因循苟简，曾无终岁之计，而所有一切因革利弊，曾不稔知，旋已调任。令方
行而遽寝，政未成而旋罢。下则无复法守，而胥吏得并缘为奸。不特此也，疏通太
甚则吏不习民……即使其任职在位，隐有五日京兆之心，身家念重，其余则不复措
意，上下苟且，惟日望于禄秩之崇卑厚薄，而不计民生之休戚利害”。因此，王韬
提倡一切反朴归真，去除君臣相互猜忌的封建君主专制，恢复上古时代君与臣之间
的互信互助。君王对文武百官既用之，则必信之，既任之，则必专司责成，有职有
权，“勿格于部议”、“勿别遣参赞帮办大员”。王韬认为，只有这样，良相良将
良吏才能脱颖而出，有所施展；中国也才能有奋发腾飞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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