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判旧教育

    人才是教育的生成品，教育是人才的摇蓝，王韬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关系。

    因此，他的思路自然地从重视人才进到重视教育。他说：“地之于草木，何地
不生，国之于人才，何国蔑有，然则盛衰有不同者，无他，由乎养与不养焉耳”；
“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来至”。这里所谓的“养”与“求才之道”就是
指教育。

    王韬是从文化的深层意义上来认识教育的巨大功用的。他是一个“教育救国论”
者，相信教育关系到兴学育才、关系到开启民智、关系到富国强兵，因而是国家命
运的杠杆所在。中国只要教育发达，才智之民多，则民富国强指日可待。

    然而，清朝的教育并没有造就出合格适用的真才，只培养了一批道貌岸然而又
毫无实际知识的“伪才”和“伪君子”，因此，它无疑是中国经济贫穷落后、政治
黑暗腐朽和军事赢弱不堪的祸源。王韬以中国三代时期的教育为参照系，对中国封
建社会的教育痛加挞伐。他说，与三代相比，中国封建教育弊端重重：第一，三代
之时，学校教学内容甚为广备，是“德”、“行”、“艺”三者并重，全面发展，
所培养的人才“德行足以为人之师，才能足以应当世之务”。而今之学校，教学内
容狭窄呆板，四书五经、词章考据之外别无所学。士者图务虚文而薄实行，“其能
通当世之务者百不一二”；第二，三代教育是“不惟其书惟其行，不惟其理惟其事”，
“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莫非事也，盖使人从事于日用实务而至于其理”，教之以实事，
程之以实功，于是实才备出。今之学校，牵制章句，剖析文义，用力于末节，而不
复顾其实际，“不惟其行惟其书，不惟其事惟其理”，教者、学者要么为帖括所拘，
要么高谈性命、衍说仁义，细析毫芒，至于钱谷财赋，舆图天算，则茫然不晓；第
三，三代之时，教者即官即吏，“教”与“治”、“学”与“仕”如出一辙，教学
内容即为人仕为官之实际学问。礼乐刑法，钱谷算数莫不于学中俱备，学其所仕，
而行其所学。今之学校，与实政脱节，仕学歧而为二，所学者章句，所业者文词，
所志者科名，学者及其入仕为官，如不习操舟而泛于海，茫然四顾，束手无策；第
四，上古之时，文武出于一途，学校将射御并于文艺，学者既能文，又能武，一有
征战，人皆知兵。今之学校，教文不教武，致使文武分为两途。武人率不知文，儒
者亦藐视武事，以为非我所宜知；第五，古者学问有专，古人专学一事，学成而仕，
终身不变其任，所以事专而功易成。今之教学，泛泛而谈，散乱无纪，学成为官，
亦用心不专，今日治兵，明日理刑，故事事无成。

    三代或上古教育并非如此完美无缺，王韬在这里借“三代”这一易为中国士人
接受的传统名词，并将近代西方教育的新因素、新精神犀入其中，不过是想借一种
理想化的教育模式来抨击清朝教育的不合理和呼唤教育改革罢了。后者是王韬所要
表述的关键。至于前面所用武器的名称是否确切、是否合于历史真实，王韬似乎无
暇顾及。马克思曾说过，在历史上有过这样一种现象，即当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
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时候，革命者常常请出古代亡灵来助战，借用古代的名
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历
史的新场面。在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事物诞生，而不是为了模仿旧事
物；是为了提高想象中某一任务的意义，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
中解决这一任务。王韬在这里的真实用意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一样，在于寻找批判
现实、变革现实的“革命精神”。

    与“借古讽今”有异曲同工之妙，王韬也曾利用英法和日本等国的先进教育样
板来反衬清朝教育的不合时宜。比如，他在《重订法国志略》一书中这样推崇日本
的教育：

    （由巴黎博览会日本馆格致器具物质之盛以观之），日本幼孩自少学习西法，
出囱平日父母之教训，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已与泰西不甚相悬，其教习
之法仿照英国北省章程，最为讲究。男女皆分塾督教，房屋均高大通风，并令学徒
请晓保养身体臧腑方法，虽伦敦巴黎无以加此。古时学塾墨守旧法，但读中国书，
全不明格致要理，饱餐糟粕，以误终身。今皆读外国有用之书，测绘地图，认真不
苟，论欧罗巴各国疆域甚详且尽。所列水师表，凡各口岸险要处所，有图有说，朗
若列眉……谓通商泰西历年无多，而已能如此，国政人心效应如响，岂偶然哉？

    与自然朴实的三代教育方钠圆凿，与清新实用的现代世界教育潮流亦背道而驰，
清朝以务虚为特征的教育实在是应该寿终正寝了。王韬举出两个参照系的目的于此
昭然若揭。

    王韬尤其痛恨与清朝教育联为一体的八股取士制度。在他所留下的文字中，这
一方面的嬉笑怒骂连篇累犊。其文字所显示的时间跨度略在50  年左右。也就是说，
从1847  年王韬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起至1897  年他撒手尘寰前为止，他就一直没
有停止过对八股取士制度的口诛笔代。对同一问题花费如此之长的时间、如此之多
的精力反复论驳，表明他对这一制度的深恶痛绝。

    王韬认为，八股科举制度是明清以来教育退化、人才不出、国家不振的根源。
他带着愤怒的情绪写道：

    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迹，乃犹以之取士，日制科，
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日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日：取
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

    国家以时文取士，数百年来莫之敢废。士之习此者，多有青年就学，皓首无成
者。至于莅官之后，身之所行，尽非少之所习，于是不得不委之于吏，上下其手，
是非颠倒，官场之坏，由于士习之颓。

    科举不仅不能培养人才，反而将自然生成的材质聪颖子弟砍析尽净，“夫天地
生才，而国家非惟不能用，又从而摧残屈抑之，以自斫其元气。今国家取士，三年
而登贤书，升之大廷，称之日进士，重之日翰林，以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
率天下之人才而出无用者，正坐此耳。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以至
人才不能古若，无不由此。”因为，学时文无论成与不成，最后的结果不外是变成
“问以钱谷不知，问以兵刑不知，出门茫然，一举步即不识南北东西之向背”的废
人。相反，倘若人们一开始就摒弃科举，“以学时文之精神才力，专注于器艺学术”，
则优者可治国安邦，服务于社会，差者亦可凭一技之长自谋生计，“足以终身用之
而有余者”。

    八股取士既然如此十恶不赦，统治者为什么还要视之如宝乐此不疲呢？



    王韬揭示说，封建制度从根本上讲是与天下人人有才不相容的。封建统治者既
然把国家当成一姓的私产，便免不了时时刻刻提防别人的攘夺，而削弱、消除攘夺
者的最好办法便是愚民政策。砍所智慧、扼杀灵性的科举制度正是一种高级愚民政
策：“以时文取士，盖欲其废书不观，使之圃于一隅之中而莫能出其范围；往往有
髯龄就学，皓首无成，而士之受其愚不少矣。呜呼，此徒以功名富贵鼓舞其心志，
虽有奇才异能，非是莫由进身，其愚黔首之心，实无异乎祖龙之一炬也。”明清以
来，科举考试专试时文，不论实际，人才智慧全被禁铜在四书五经的枷锁之中，这
的确给中国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直至王韬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
统治者依然抱住这一有害无利的制度不放，民间学子亦热心追逐而不悔，这便不能
不引起志在振兴中国的王韬的极大愤慨。所以，他终身不厌其烦地攻击八股取士制
度，并视之力中国社会落后、腐朽、黑暗及其他一切不如人意现象的“万恶之源”，
甚至把它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恶举相提并论，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种观点
不无简单和偏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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